大卫·科波菲尔6

　　“简言之，你得到赡养，”他姐姐说，“千万要尽责。”　　虽说我很清楚，这一宣告是为了除掉我，可我记不清当时我对此是喜还是怕。我的印象是，当时我对此是处于一种迷乱状态中，处于喜和怕之间却又并不是喜或是怕。我也没多少时间整理我思绪，因为奎宁先生第二天就要动身。　　第二天，就看看我吧——戴着顶很旧的小白帽，为了我母亲在上面缠了根黑纱；穿了件黑色短外套，下着条硬梆梆的黑棉布厚裤子（默德斯通小姐认为在我向世界作战时，这裤子是护腿的最好铠甲）——看看这样装束着的我吧，我所有的财产就装在我前面的一只小箱子里，这样一个孤苦伶丁的孩子（高米芝太太会这么说），坐上载着奎宁先生的邮车去雅茅斯换乘前往伦敦的车！看到了，我们的房子和教堂怎样在远处消失，从我昔日游戏的场地上向上高耸的尖尖的塔顶又怎样再也看不到了，天上空荡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