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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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六部的尚书。所谓“科道”，是指的都察院之中各科（吏、户、礼、兵、刑、工）的“给事中”与各道（京畿道、江西道等）的监察御史。遇有大官被劾，或对外将要采取军事行动，事情常常被交给“王大臣”去讨论。所谓“王”，包括亲王与郡王；所谓大臣，包括宫内、宫外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官。“王大臣”把讨论的结果，用书面报告皇帝，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

雍正比起他的若干“王大臣”来，可谓鹤立鸡群。他眼光敏锐，记忆又特别强，不仅对全国的政务了如指掌，很知道多数督抚的能力，而且有时也特别识拔了督抚以下的小官。

在督抚之中，像李卫、田文镜、王士俊等人，都是小官。李卫是铜山（徐州）人，捐班出身，在雍正即位之时，才不过是一个户部郎中（相当于财政部的司长）。雍正叫他在直隶（河北）与云南办驿运，不到三年功夫，就任命他为浙江巡抚，“兼理两浙盐政”，两年以后又升他为浙江总督。这李卫不但会理财，同时也是一个捕盗专家。虽则他所捕的“盗贼”，包括江湖豪侠与有志复明的义士，但地方上的安宁也的确被他增进不少。他所无可奈何的，始终只有一人：甘凤池。（甘风池在《清史稿》中有传。）雍正十年以后，李卫被调进京城，担任刑部尚书。

田文镜是汉军正黄旗人。清朝初年，属于汉军八旗的“汉族旗人”，比普通的汉人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年羹尧及康熙年间的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彭鹏（《彭公案》的彭公）、施世纶（施琅的儿子，《施公案》中的施公），都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田文镜与李卫同是捐班出身，于雍正即位之时，也还不过是一个“内阁侍读学士”．当过县长级的“知州”，也当过吏部的员外郎，等于今日内政部的专门委员，雍正任命他为山西布政使，不到二年，升为署理河南巡抚，其后一再升为河南总督与“东河总督”。田文镜办事十分卖力，一意替雍正增加税收，对人民与属吏均很刻薄、残酷。

王士俊是贵州平越人，正途出身（翰林）。雍正先叫他在河南当“候补知州”，其后一直提拔到“东河总督兼河南巡抚”，于雍正十年继田文镜之任。此人本以弹劾田文镜成名，但在继田以后，作风与田如出一辙。

田文镜与王士俊在河南垦了不少荒。垦荒本不是坏事，雍正急于求治，对田文镜之雷厉风行地垦荒，颇为嘉许。然而河南可垦之荒不多，州县官迫于田文镜的功令，只得以不值一开的“荒”招人民领种，于三年以后“升科”，叫人民接亩纳税。史贻直在乾隆初年担任户部尚书，检讨田、王二人所报的新垦之地，“非河滩沙砾之区，即山冈荦确之地，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搜剔靡遗。”

田、王两人之勇于任事而不贪污，也是事实。田在兼督山东之时，清查出山东钱粮积亏二百余万两。他向雍正报告：积亏的原因，是“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老百姓的确没有力量按年缴纳清楚。但是，田文镜所能想得到的补救办法，仅仅是“请救山东巡抚、布政使，协同臣清察，期以半年：参，追，禁，革。”

火耗与加派，一方面是人民的额外负担，一方面也是地方上大小官吏的必不可无的“油水”。官吏的俸禄极薄，当一个知府，每月的俸禄只不过是几两银子而已。当时的米价，以山东为例，是每石一两银子左右。知府、知县仅凭几两银子的俸禄，如何可以养妻子、养仆役、养“师爷”（私人秘书）、孝敬上司、弥补亏空？　有一位诺敏，他是满洲正蓝旗人，受雍正知遇，官居山西巡抚。他向雍正提出一个口号：“火耗归公。”办法是，叫各州、各县每年把所收的“耗银”，解到各该省的布政使司的“司库”，由总督、巡抚提出二十万两银子弥补无着落的亏空，其余年终发给地方上大小官吏，作为“养廉”的津贴，同时向皇帝奏报清账。

雍正先吩咐“王大臣”讨论一番，然后就批准诺敏的建议。从此，不仅在山西，在其他各省也逐渐树立了这个“养廉制度”。雍正说，他希望各省火耗的数字在亏空补足之时逐渐削减，以至于完全豁免。（结果，直到清朝结束，火耗仍然存在。）

雍正无能力建设一个近代式的税收制度，无足深责。不过，他是有心减轻人民疾苦的。江苏所欠的田赋丁银，比山东更多，据巡抚尹继善与侍郎彭维新清查，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四年之间，共欠一千万两以上。有人建议，把这一千多万两银子“分年带征”，加在原有的定额之上。雍正决定：带征的欠税每年每县收到多少，便在次一年免去该县同一数量的正赋。这样，等于在事实上免收欠税，而办法比以前顺治、康熙之时公平。顺、康两帝常常无条件免收“逋赋”，结果是拖欠的“顽户”占便宜。现在呢，顽户缴出若干欠税，良户就减免若干正税。

雍正在财政方面的另一新猷，是接受江西巡抚迈柱的建议，把丁银摊入钱粮计算，我们不妨称之为“丁粮台一”。这原是继承康熙在康熙五十年颁布的“以后滋生人丁，概免丁银”的遗旨，无非将手续简化而已，但结果是从此有田产的人才出丁粮，无田产的人不仅不出田赋（钱粮），连丁银也蒙豁免，不能不算是一个小小的德政。　

　《细说清朝》五一、被准噶尔击败

　雍正设立军需房及其后的军机处，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支援并直接指挥西北的军事。

敌人是准噶尔的领袖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儿子，清朝的官方文书，称他为“准噶尔台吉”；他自己的称号可能是“汗”。

关于准噶尔，我们一般人知道得太少，因此而印象十分模糊。然而西洋若干地理家到今天还把新疆北部的地域，称为“准噶尔哩亚”（Djungaria）。

准噶尔，原也不过是新疆北部四个蒙古人卫拉特（oirat）之一。其他的三个卫拉特，是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准噶尔占了伊犁一带（全新疆最肥沃的地方）．于明朝末年把土尔扈特从塔城附近的雅尔逼走，迁去俄国境内的伏尔加河流域。剩下的两个卫拉特，也敌不过准噶尔。以乌鲁木齐一带为发祥地的和硕特，在清朝初年逐渐把主要力量移到青海。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杜尔伯特，更不足以与准噶尔抗衡。

在康熙年间，准噶尔的领袖叫做噶尔丹。他的名字比雍正年间的噶尔丹策零少两个汉字“策零”。我们其实不妨称他为“老噶尔丹”；这“噶尔丹策零”可以称为“小噶尔丹”。

老噶尔丹被康熙打败，自杀而死。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侄儿策妄阿拉布坦早已“归顺”康熙，于康熙的支持之下，袭取准噶尔老家，弄得他于兵败以后回不去。

策妄阿拉布坦相当地“妄”。他派一个大将策零敦多卜驻在拉萨。这策零敦多卜其后被岳钟琪赶走。

策妄阿拉布坦受了如此教训，却野心不死，又唆动青海和硕特的领袖罗卜藏丹津对清朝造反。结果，罗卜藏丹津又被岳钟琪（于年羹尧的指挥之下）打得落花流水，丢了妻子儿女，化装为一个老太婆，逃去新疆，请求策妄阿拉布坦保护。策妄阿拉布坦让他住在伊犁。雍正向策妄阿拉布坦要求“引渡”，被拒绝，雍正很气，但一时无可奈何。

策妄阿拉布坦在雍正五年病死，领袖的地位由儿子小噶尔丹继承。雍正看不起小噶尔丹，想打。朝廷中有很多人反对，张廷玉却极为赞成。于是，雍正便调集五万精兵，交给一位身高貌美、善耍长枪大刀的傅尔丹，浩浩荡荡地开往外蒙古的科布多，由西北路进攻准噶尔。

这是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的事（雍正在上一年便已设了军需房，秘密准备一切）。傅尔丹的名义是靖边大将军，他是满洲镶黄旗人、开国元勋费英东的曾孙，在康熙征讨老噶尔丹之时，曾经受任为振武将军，驻扎阿尔泰。雍正三年，他驻扎在巴里坤。其后，内调为“内大臣”，在雍正六年升为吏部尚书。

在雍正拨给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的五万多人之中，有六千名是“京师八旗兵”，九千名是“车骑营兵”，八千八百名是奉天（辽宁）等处的兵。此外，又有从科尔沁各旗（辽北）与土默特各旗调来的蒙古兵。

雍正虽不是一位喜欢穷兵黩武的人，对这次遣派傅尔丹出征的事，却十分铺张了一番，特地为傅尔丹在太和殿行了“授钺礼”，而且先期到太庙去祭告，到南苑去检阅车骑营兵。

博尔丹到了阿尔泰山麓，颇想一鼓作气，越过此山，冲到伊犁，活捉罗卜藏丹津，雍正由军机处发下密旨，叫他不可轻进，并把他与进驻巴里坤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在雍正八年召回京师，“面授机宜”。

这时候，岳钟琪已经在巴里坤筑了东、西二城。傅尔丹于回到前方以后，也在雍正九年筑了科布多城。

雍正九年六月，傅尔丹捉得准噶尔的一个间谍。据这间谍说，小噶尔丹已经派出三万兵，向科布多进攻，其中将领之一是策零敦多卜的儿子“小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已经到达一个叫做“察罕哈达”的地方。

傅尔丹很兴奋，在六月庚子日这一天率领全军出发，向察罕哈达的方向走。走到雅克赛河河边，又捉得一个准噶尔的哨兵。哨兵说：“过了河，察罕哈达再走三天可到。小策零敦多卜的兵马尚未到齐，有一千人左右。”

傅尔丹渡过河，走了五六天，还不曾走到察罕哈达；却又捉到了一个间谍，这间谍说：“有两千准噶尔兵，在前面的博克才岭。”

于是，傅尔丹挥动大军，进入博克才岭前面的库力图岭，遇到准噶尔的兵，杀了一阵，杀死四百人，其余的翻岭而去。

傅尔丹把大军移到附近的和通泊，搜剿泊边四周山中的准噶尔兵，却反而被几万名准噶尔兵切成几段，予以个别包围。两军从壬子日杀到甲寅日，一共杀了三天，傅尔丹于全军大败以后，逃出重围，回到科布多，检点残兵，仅剩下两千人左右。

军中包含当时全部满洲人的精锐，一举而丧失殆尽，勇将如济尔哈朗的孙子巴赛、鳌拜的孙子达福，以及查弼纳、马尔萨、舒楞额等人，均力战而死。自杀的将领也有好多，包括定寿、苏图、马尔齐、永国、海兰、岱豪、西弥赖。

雍正接到消息，哭了一顿，传旨给傅尔丹，说：倘若科布多不能守，不妨撤退回来。（同时，雍正也调了不少军队去科布多增防。）

雍正把傅尔丹的靖边大将军名义改颁给顺承郡王锡保，叫博尔丹以“掌振武将军印”的名义，接替锡保的振武将军位置，受锡保指挥。

次年，准噶尔派兵来打科布多，锡保命令傅尔丹带领三千人前去抵御，又吃丁一个败仗。雍正原谅他，叫他留在军前效力。　又过了三年，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有别人犯了贪污案子，博尔丹爱牵连，被抓回北京论斩。幸亏雍正不久便死，没有来得及批准斩刑，傅尔丹在牢里挨到乾隆二年，被释放。

准噶尔的领袖小噶尔丹于获得和通泊的胜利以后，在这一年秋天，大举进攻喀尔喀，一直冲到鄂登楚勒河，被喀尔喀的一位多罗郡王、康熙皇帝的额驸（驸马），名字叫做策棱的抵挡住，无功而回。

这位策棱的名字，与小噶尔州的名字（噶尔丹策零）的下半截：“策零”，以及策零敦多卜与小策零敦多卜、两人名字的上半截：“策零”，都原本是同一个蒙古字。为了加以区别起见，清朝在官方的汉文文书上特地把他，喀尔喀多罗郡王额驸，写做“策棱”，不写做“策零”。

雍正升策棱为和硕亲王。

次年，雍正十年，小噶尔丹又派小策零敦多卜，带三万准噶尔兵，来与策棱决战。两军在额尔德尼昭相遇，策棱大胜，小策零敦多卜大败，损了三分之二左右，狼狈而去。

由于锡保不曾把握时机将援助策棱的兵开到，小策零敦多卜、虽在大败以后，却仍能率领残部渡过推河，回准噶尔。

另一个满人大将抚远将军马尔赛，这时候驻扎在拜达里克河边的扎克拜达里克，正好邀击小策零敦多卜的残部。他事先接到策棱的檄文，不但不加理会，反而在敌军踉跄过境之时，下令紧闭关门，不让自己的部队有所举动。

在马尔赛的麾下，有胡琳、傅鼐二人气愤不过，甘犯军令，杀了守关的卫兵，带了一些人出关，杀死一千多准噶尔兵。

事后，雍正派一位钦差到扎克拜达里克，将马尔赛正法。傅鼐被任命为侍郎，胡琳的下文不详。

锡保也丢掉了大将军的职位与亲王之爵（他是在雍正九年冬天策棱第一次获胜以后，由顺承郡王晋封为顺承亲王，由靖边大将军改授为靖远大将军的）。

代替锡保的，是平郡王福彭（讷尔苏的儿子、代善的曾孙的曾孙）。福彭的名义是“定边大将军”。

福彭就任以后无甚战绩，在雍正十二年被召回，由隆科多的一个堂兄弟从复继任。这时候，雍止已决心与小噶尔丹议和，小噶尔丹顺水推舟，上表称臣，于是阿尔泰山被明文规定为准噶尔与喀尔喀之间的疆界。

倒霉的是岳钟琪。他在雍正七年受任为“宁远人将军”，驻扎巴里坤。雍正八年奉召回京听训，营务交给“参赞军务”的四川提督纪成斌，以“护大将军印”的名义代理。纪成斌派一个满人副参领查廪，带领一万人守护牧场。这查廪荒怠职守，被准噶尔的兵把许多驼马偷走。查廪向一位汉人总兵曹勷求助，曹勷不知道准噶尔的兵来得很多，只带少数兵去追，吃了一个败仗。另一位汉人总兵樊廷再带两千绿营兵去打，打了七昼夜，才追回一半驼马。

纪成斌将查廪逮捕，想杀他。刚好岳钟琪回到防地，向纪成斌说：“你好大胆。怎能得罪满人？”便把查廪放了。

谁知这查廪恩将仇报，反而因此深恨岳钟琪。其后，岳钟琪在雍正十年失势，张广泗与查郎阿先后替代岳钟琪的职位。恰巧查郎阿是查廪的亲戚，查廪在查郎阿面前说了岳钟琪许多坏话，查郎阿一一奏告雍正，而且建议叫岳钟琪赔出被准噶尔兵抢掠去的驼马，将纪成斌与曹勷均“明正典刑”。

雍正九年三月与六月间，准噶尔两次进攻吐鲁番，岳钟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