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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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御撰的《大义觉迷录》，本是清朝政府颁发给各府、各县的．乾隆即位不久便下旨收回。在设立四库全书馆以后，特许人民连同其他禁书，在乾隆四十六年年底以前缴出销毁。

最可笑的，是钱綵的《说岳全传》也被禁止。这部小说，所谈的是岳飞抗金的故事。皇太极早就把清室与金的关系赖得干干净净。乾隆及其大臣却小气得很。其后．上海有了英、法等国的租界，便有人在上海把《说岳全传》印了又印，清廷的官吏无可奈何。

《四库全书》的正面贡献，并不因同时毁了若于古籍与史料而可以抹杀。《永乐大典》在当时已经缺了“祃”韵的几本。到今天却只剩了几十本，分散在各国的博物院、图书馆之中。（我在美国的国家文献馆也看到了几本。）全靠有《四库全书》，才勉强保存了《永乐大典》所征引过的五百多部久巳散失的古籍。

从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之中，把零星散见的文字凑合起来，力求恢复这五百多部古籍的本来面日．并非易事。只有极内行的人，才能把这样的事办好。

在纪昀（晓岚）的帮手之中，以戴震（东原）为最得力。戴震是安徽徽州府休宁县的举人，对文字学与音韵学极有研究，曾经比照过《尔雅》《说文》与扬雄的《方言》，也细细检讨过《十三经注疏》。他曾经问学于徽州的经学前辈江永，结交当时的学人惠栋、钱大昕＇xin　xuan＇、王鸣盛、卢文弨＇chao＇，与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

他对于顾炎武的音韵学颇有修正，但他的治学精神则很多私淑于颐炎武之处。他认为离了“经”．无所谓义理．因此而很不赞戚宋明诸儒的凭空谈理，尤其不赞戚朱熹“性即是理”的说法。宋明诸儒每每以“天理”与“人欲”相对称，戴震则确信天理即在人欲之中。

由于他在“小学”（文字学）方面颇有根柢，他的治学方法是从文字人手，先在古书中校勘出正确的字，再求正确的音，然后竭力的摸清楚正确的训（字义）。结果，他的若干著作颇能脚踏实地，继往开来。

在他的著作之中，有些不是依靠《永乐大典》所保存的材料写成的，例如《孟子字义疏证》《尔雅文字考》《声类表》，等等。有些却非根据散佚的古籍不能成书，例如《四库全书》内的《水经注》校正本。

《水经注》的原著者是北魏的郦道元。流行的版本很多，都包含极大错误，每每经文、注文纠缠在一起，乱加、乱改的字眼也多，错字更不用说。戴震依据《永乐大典》所保存的宋朝版本，把经文与注文分开，改正了三千七百一十五字，补进了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掉了一千四百四十八字。

在戴震以前，宁被府鄞县的全祖望（谢山）已经做过这项工作，把《水经注》校了七次之多。全祖望的友人、杭州府仁和县的赵一清，写了一部《水经注释》，内容在大体上与戴震的校正本不谋而合，而且这书也在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设立前后被缴送了进来。

因此之故，颇有人怀疑戴震的校正本，与赵一清的“释文本”不无关系。戴震的学生、江苏镇江府金坛县的段玉裁（若膺），特别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声明：戴氏把《水经注》的经文与注文分开，是乾隆乙酉（三十年）以前的事，换句活说．要等到八年以后四库全书馆设立，戴氏才有机会看到赵一清的著作。

戴震在数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从《永乐大典》辑回了《孙子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术》《五曹算术》与《夏侯阳算经》。这些书，均是清初数学家梅文鼎等人所想见而不曾见到的。戴震自己所写的数学书籍，如《勾股割圜记》等，都有独到之处。这一套学问，其后，他传给了曲阜县的孔广森。

也许是因为姓戴的关系，他对于汉朝的戴德、戴圣兄弟很有兴趣。戴德集合了八十五篇孔子弟子及后学的笔记，成为《大戴礼记》。戴圣又删削了这部《大戴礼记》，只留四十九篇，成为《小戴礼记》。唐朝以来，大家所读的《礼记》，只是小戴的四十九篇而已。

戴震在进入四库全书馆以前，与卢文弨合作，帮助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把小戴所删的三十六篇校刻了出来，称之为《大戴礼记》（而不把小戴所保留的四十九篇放在里边）。在进了四库全书馆以后，戴震又参考《永乐大典》所保存的十篇，再把这卢刻《大戴礼记》校订一番，列入《四库全书》内。

宋朝李如圭著《仪礼集释》，以郑玄的原注为依据，戴震参考唐朝的石经、惠栋与沈大成的研究，改了十四个字，删了一百零六个字，增加二十四个字，把它收入《四库全书》。

李如圭的《仪礼释宫》久已散佚，戴震从《永乐大典》中抄了出来，恢复原状。

《礼记》、《仪礼》、《周官》，是所谓“三礼”，也就是有关典章制度的学问。这一套学问，戴震得之于江永，传授给江苏扬州府兴化县人任大椿。

任大椿参加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工作。和他同事的另一戴震弟子，是扬州府高邮县人王念孙（怀祖）。王念孙于乾隆四十年考中翰林。戴震也是在这一年被特许以举人的资格越级参加“殿试”，成为翰林的。

王念孙留下一部《读书杂志》，其中多数的“创获”，实际上是由于对证《太平御览》《玉海》等“类书”所引的古本而来。

倘没有他的儿子王引之写出《经义述闻》，我们对于王念孙的造诣就不能怎样明了。王引之的另一部书《经传释词》，极有系统，配得上称为学者的津梁。

邵晋涵的不朽贡献是，从《永乐大典》之中抄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其后，他帮助毕沅完成了《续资治通鉴》。

纪昀以总纂官的地位，督促全馆的同人，把《四库全书》修订成功，又依照乾隆的旨意，编出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功劳也很大。但提要也是成于众人之手．错误在所不免，每每有冤枉了原书的地方。今人余嘉锡特别写了一部《四库提要辨证》，来纠正四库之中史学与子学两库书籍的提要。

《四库全书》一共写了七部，分别储藏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的文津阁、奉天（沈阳）的文溯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到今天仅剩下三部全的（文渊、文津、文溯），一部不全的（文澜）。倘若有人肯把它影印出来，我们真要受用不浅。　

　《细说清朝》六五、乾嘉学人

　戴震是顾炎武以后影响最大的一位学人。他的弟子段玉裁与王念孙，均卓然有所建树。段氏的《说文解字注》与王氏的《广雅疏证》，是文字学的权威之作。

段氏的弟子陈奂，生于乾隆五十一年，卒于同治二年，对《诗经》极有研究，写了《诗毛氏传疏》《毛涛说》《毛诗音》《诗郑氏笺考征》《诗语助义》，等等。

陈奂在诸子之中最喜欢管子，但不曾发表有关管子的著作。他的两个学生戴望与丁士涵，却分别写成《管子校注》与《管子案》两部书。

王念孙很尊重汉儒的师说，是一个汉学家。他知道了汉儒的训诂方法，常常是指出某字为某字的假借，某字为某字的转注。于是他也运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古书之中许多难解的字。但是，指某字为某字之假借或转注，必须有根据、有例证。这叫做“以经解经”。

倘若，在某些地方“以经解经’的结果，与汉儒的解释不同，王念孙以为宁可放弃汉儒的说法。他的儿子王引之，说他是“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的人。梁启超（任公）说，戴派的学术“确为清学，而非汉学”；又说“如高邮＇王氏＇父子者，实毛、郑、贾、马、服、杜之诤臣，非其将顺之臣也”。（“毛郑贾马服杜”，是毛苌，郑玄，贾逵，马融，服虔，杜预。）

王引之之在少年时候寝馈于《尔雅》《说文》，与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到了二十五岁以后，才从父亲处听到戴震、段玉裁等人关于古音古训的新道理。父亲也指点了他很多《易经》《书经》《诗经》《周官》《仪礼》大小戴《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这些书上的难题，而加以解释。他因此就写出《经义述闻》，加进了自己的若干意见，与《太岁考》二十一论、《通考》四十一条。

王引之的另一伟大著作，是《经传释词》。他自己在序中说明此书是“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他对于每一字的字义，均是“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的。

阮元在浙江当巡抚，聘了臧镛堂等几个书生，雇了十几个书记．把古书上的单字，一个一个写下来，按照一东二冬的韵目，依次排列，在每一个单字下面堆积了各书之中含有此一单字的句子。称这一部书为《经籍纂诂》，请了王引之与钱大昕二人作序。　这《经籍纂诂》的确是一部符合于“戴派”传统的工具书。　王引之在序文中自称“弟子”。实际上阮元也可算是王念孙的弟子。当时的人每以“王、阮”并称。阮元是扬州府仪征县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在乾隆五十四年考中翰林，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当过山东与浙江的学政，兵部、礼部、户部与工部的侍郎，浙江、江西与河南的巡抚，湖广、两广与云贵的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刑部与兵部的管部大臣，加官至太傅。逝世之时，享寿八十六岁。

阮元到一个地方，都很注意人才，提倡读书。他在杭州所办的诂经精舍、在广州所办的学海堂，均是有名的学术中心。

除了编出《经籍纂诂》以外，他又印行一套丛书，称为《学海堂经解》，一共搜罗一百八十多种清人研究经学的著作。《十三

经校勘记》也是在他的主持之下，由专人分别写成的。

在《易经校勘记》的序文中，阮元对惠栋颇有微辞．说惠栎在他的《周易述》里面，以及在校刊李鼎堂的《周易集解》之时，常常更改《易经》本文，所改的很多“似是而非”。

惠栋（定宇）是苏州府元和县人（元和现已并人吴县）。曾祖惠有声在家乡教书为生，与清初的隐士徐枋是好朋友。祖父惠周惕是徐枋的学生，于康熙三十年考中翰林，官至山东密云县知县，写了几部关于《易经》《春秋》与《三礼》的书，与两卷颇有创见的《诗说》。父亲惠士奇是康熙五十年的翰林，作了广东学政，于陛见雍正之时忤旨，罚修镇江城墙，其后被乾隆用为“侍讲”，当侍讲当了四年，回家后死在家中，留下《易说》《礼说》《春秋说》《大学说》《交食举隅）《琴笛理数考》等书。

惠栋在功名方面只是一个秀才，不乐仕进。他写了一部《九经古义》，阐扬家学：“余四世传经，咸通古义。”所谓古义，便是汉儒的师说。惠氏祖孙四代自成一派，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

惠栋生平用力最多的，是《易经》，他写下了《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他的其他著作，是《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禘说》《后汉书补注》。

惠栋的易学，不专主汉代某一经师或某一派经师的师说，而是兼容并包，把郑玄、虞翻、荀谞、京房纳入一炉。汉儒彼此之间并不一致，他们的学说的价值也大有高下，惠栋及所谓惠派忽略了这一点。

在惠栋的学生之中，以沈彤、江声、余萧客为最有名。沈彤是苏州府吴江县人，写了《周礼禄田考》《仪礼小疏》《春秋左氏传小疏》《尚书小疏》《果堂文集》，成就平常。江声是元和县人．专究《书经》，著有《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说他“篆写经文．又依

《说文》改字，所注《禹贡》仅有古地名，不便学者传诵”。余萧客是长洲人（长洲也并入吴县），留下一部《古经解钩沉》，网罗唐朝以前的旧说，把“凡汉皆好”的惠派传统，扩充为“唐朝以前皆好”（专与宋明的儒家作对）。

余萧客有一个弟子，叫做江藩。这江藩写了一部《国朝汉学师承记》，说黄宗羲不该把汉代五行家的“纳甲动爻”视为伪象，胡渭也不该“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依照江藩的看法，只有惠氏一派才是清朝汉学的正统。

其实，黄宗羲与胡渭（《禹贡锥指》著者）并未标榜汉学，也不屑以汉学为标榜。

黄宗羲是王（阳明）门大师刘宗周的学生，与乾嘉以后的所谓汉学家并无关系。胡渭比黄宗羲稍晚，但也是明末清初的人（生于崇祯六年，卒于康熙五十三年）。胡渭专精地理，著有《禹贡锥指》；但也写了一部《大学翼真》，在思想上是属于朱熹一派，与汉学家无缘。

黄宗羲与一般的王门明儒又颇不相同，因为他除了注重诚意慎独的工夫以外，极主张读经读史。他说：“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是《明儒学案》《二程学案》《孟子师说》《明夷待访录》《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明史案》《四明山志》《今水经》《大统法辨》，等等。

在他的弟子之中，以万氏兄弟为最有成就。他是余姚人，万氏兄弟为鄞县人。因此，中国学术上便有了所谓浙东学派。

万斯选从黄宗羲学理学，注重实行。黄宗羲很希望他发扬光大王阳明、刘宗周的学说，然而他先黄宗羲而死，黄氏极为感伤。

万斯大从黄宗羲学经学，对《三礼》极有心得，其后研究《春秋》也用《三礼》作为基础．他留下了《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与《学春秋随笔》。

万斯同从黄宗羲学史学，造诣之高，尤甚于斯选、斯大。他独力写成一部明史稿，被王鸿绪借了去，冒为己作，送进清朝政府。其后乾隆年间官修的《明史》，在大体上仍是他的原作。他很知造“表”的重要，费了不少心力，作成明朝的功臣将相年表，从洪武直到永历。此外，他也写了一部《历代史表》与一部《儒林宗派》。他对于史实的考订，丝毫不苟，认为“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必须于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