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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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振镛是安徽歙县人，在乾隆四十六年考取翰林，于嘉庆年间历升至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道光一即位，便任命他为军机大臣；从此，一直倚畀到道光十五年死去。军机大臣是在宫内陪着皇帝办公的人。曹振镛埋头做事，很少说话，当时的人均以为他并无建树，称他为“庸庸碌碌曹丞相”。其实他为政颇识大体，办事既不怕得罪人，也不失之苛刻。

他与各省的封疆大吏不结党援，而颇肯支持其中实心任事的几位，例如孙玉庭、蒋攸銛、陶澍。

当时内政上的三大问题，是漕运、河工、盐务。漕运要依赖运河，然而运河常有阻塞、倒灌与泛滥的灾害。把米粮由江苏运到北京，费用极大，弊端不少。陶澍住江苏巡抚任上，于道光六年试行“海运”，雇船由上海出发，直达天津，运了一百六十几万石米而毫无损耗，并且利用回程的空船，买大豆运到上海卖，替公家赚了不少钱，用以疏治吴淞江，使得太湖沿岸的农民免了水患。其后，陶澍升任两江总督，又会同按察使林则徐，把长江以南一段的运河彻底整顿，疏浚了徒阳河、刘河、白茆河、练湖。在盐务的一方面，陶澍取消包商制度，改行票引制度。所谓票，便是政府颁发的运销执照，每票规定运盐若干斤，销于何处。于是，浮费免了，盐价减低了，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

蒋攸銛在嘉庆年间历任江苏巡抚、浙江巡抚、两广总督、四川总督。道光皇帝先后调他当刑部尚书、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他在四川总督任上保举过陶澍（那时候陶澍是川东道道尹）。但在主张上，他一向却是反对“海运”的。到了担任两江总督之时（道光七年），他见到陶澍所办的海运成绩很好，也就竭力主张海运，继续办了一些时候。

孙玉庭在嘉庆一朝，当过广东、广西、云南的巡抚，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道光即位以后，前后加给他协办大学士与体仁阁大学士的荣衔，仍留两江原任，到道光四年才换了人。孙玉庭在盐政上的一大贡献，是把乾隆年间所规定的“封轮法”取消。从此，盐船到了汉口，随到随卖。孙玉庭也建议过索性把漕运的“浮收”明白规定，一律按照漕粮的实数加收浮费百分之二十五，但不曾被道光批准。

道光即位不到一个月，新疆就发生了“张格尔之乱”。张格尔是乾隆年间被杀的大和卓布拉呢敦的孙儿。

张格尔的父亲萨木克，于乾隆灭了大小和卓以后，率领若干人逃到葱岭西边的浩罕国（在塔什干东南），过流亡的生活。清朝政府每年津贴浩罕国国王一万两银子，托他约束萨木克及其所率领的流亡分子。

可惜清朝自身派驻新疆的官吏，多数是坏人，不仅贪污，而且挟了民族优越感胡作非为，引起维吾尔族老百姓的一致憎恨。其中以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斌静为最荒唐。

张格尔从浩罕国溜到布鲁特国，向布鲁特国王借了几百名兵士，打进新疆。

道光赶紧将斌静免职逮捕，派永芹去继任参赞大臣。这永芹虽不怎样荒唐，却是胆小如鼠。他部下有一个领队大臣巴彦巴图带兵出阵，找不到敌人，竟然杀了一百多无辜的老百姓冒功。结果，引起当地人的公愤，当地人集合起来，将巴彦巴图与二百多名清兵杀光。

道光义撤了永芹，派庆祥去当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所留下的伊犁将军一职，改由长龄接充。这时候已经是道光五年的八月了。

又过了一年，张格尔更加“猖狂”。而且浩罕也派了三千兵帮助他。结果，喀什噶尔沦陷，庆样自杀。不久，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个大城也沦陷。

道光调动杨遇春和杨芳，到新疆来助战。二杨到达以后，和张格尔打了几次硬仗，在道光七年三月间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五月间收复和阗。张格尔逃出中国国境。

伊犁将军长龄派了间谍出去，宣称清军已经撤走。张格尔果然又带了几百兵入境。他遇到清军，大败，逃入山中，被布鲁特人捉了，献绐清军。清军把张格尔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　又过了两年，在道光十年的秋天，浩罕国国王摩诃末·阿利说动了张格尔的哥哥摩诃末。玉素普，带浩罕兵进入新疆，替张格尔报仇，占了喀什噶尔，围攻英吉沙尔与叶尔羌。

道光再叫二杨去打，二杨一到，浩罕的兵撤了回去，摩诃末·玉素普无法，只得也跟着走了。

清方与浩罕讲和，在道光十一年冬天订立和约，互换俘虏，恢复通商。

然而，一波方平一波又起。道光十二年春天，湖南有一位瑶人领袖赵金龙起兵反清，广东的瑶人纷纷响应。清方损失了一个提督（海陵阿）。道光调动老将罗思举，才在这一年的夏天把赵金龙消灭。几个月以后，赵金龙的余党、广东达州的瑶人赵福金，也被罗思举击败，斩首。

此外，零星的小变乱也很多。　

　《细说清朝》七一、律劳卑之死

　律劳卑（Lord　Napier）的中文名字，应该译成“奈皮儿勋爵”。当时的通事（译员）把“勋爵”译写为“律”，用广东音来传写英文的音。“奈皮儿”写成“劳卑”。

他的全名，是韦廉·约翰·奈皮儿。他在血统上属于英国王室，有相当的地位。清朝的两广官吏，连英国国王都看不起，对奈皮儿勋爵于是也只承认他是一个“夷目”。不称他为勋爵或“大人”，而称他为“律”，可能是故意的。

这一个“律劳卑”，倘若留在英国，优游自在地度贵族的生活多好。或是被派到法国、美国或普鲁士当大使，也能以当时第一强国外交官的身份，享受最客气的招待。偏偏要在1833年于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被取消之时，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广州的“总监”，结果气死在澳门。

以前，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原有所谓大班一人，然而地位不高，情愿对粤海关监督上禀帖，交由“公行”代呈。

律劳卑来后却不肯，也无权如此做。英国（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曾经明白训令律劳卑，必须“在到了广州的时候，用书信告知中国的总督”。换句话说，要他与两广总督发生直接的关系。

律劳卑在道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34年7月15日）到达广州，住在“商馆”。公行的两个领袖来访问他，想传达总督卢坤吩咐粤海关经由公行而颁发给他的指示，他说他不愿接受，也不能接受。

第二天，他叫秘书阿斯特尔，带了一封写给总督的英文信与华文译本，到广州的城门，设法投递。阿斯特尔在城门口等候了三个小时，遇到好几个中国官吏，但均不敢收下这封信。他们说，这封信应该交给公行代转。最后，来了一个“协台”，但也不肯收。一个公行领袖说，他收下来陪同协台去交给总督。但是阿斯特尔认为，这样便仍旧是由公行代转，宁可不交出这封信，带回去可以还给律劳卑。

过了一天，公行的人来请律劳卑把信封上加写一个“禀”字，律劳卑不肯。

总督下令给粤海关，叫粤海关转令公行，叫“夷目”律劳卑先回澳门，静候总督奏请大皇帝决定，是否准许改变那一百多年以来公行与大班之间的关系。律劳卑也不肯，仍旧留在广州抗令。

总督申斥粤海关与公行，并且要查办公行，何以让“夷目”未经准许擅自来到广州。公行于是只得在七月十二日（8月l6日）宣布与英国商人停止贸易。

七天以后，总督派广州知府、潮州知府与广州协台，以及公行商人，来访问律劳卑。谈了一阵，毫无结果。总督把广州知府撤职。

又过了十天，七月二十九日（9月2日），总督下令“封舱”。这是很可怕的一种制裁。所有的华人仆役均须从英国商馆中撤退，任何人、中国人或别国的人，均不许卖日用必需品给英国人或作任何交易。

总督卢坤的封舱令，是隔了两天到八月初二（9月4日）才公布施行的。在这两天，公行会同怡和洋行的老板查顿作最后的调停。他们与律劳卑商量好四点办法：（一）由英国商人出面上禀帖，清求恢复贸易（对七月十二日公行的行动而言），由总督批准；（二）律劳卑于四五天以后悄悄离开广州，去澳门居住；（三）在律劳卑走的时候总督不出告示，也不下令禁止他再来广州；（四）以后律劳卑随时可来，中国官方装作不知。

这四点办法，传说卢坤颇有接受之意，但是巡抚祁塨很不赞成。于是，封舱令终于在八月初二贴了出来。

这一天，气候十分炎热。商馆中的华人仆役走光，蔬菜、水果、面包、牛肉均没有贩子送来。律劳卑与若干住在商馆的英国人苦不堪言。而且商馆后边的河面有中国兵船在耀武扬威，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威胁。

律劳卑气不过，也下令给两艘英国兵船，由外海闯入虎门。这两艘英国兵船于八月初九（9月11日）开抵黄埔岛，沿途冒着炮台的炮火，但不曾受伤。少数的英国陆战队先期于五天以前到达商馆。

律劳卑在八月初六（9月8日）发表一项宣言，说中国当局开始了战争的前奏曲；又说，他将要直接向中国大皇帝控诉两广总督的欺诈而背信的行为。

卢坤于是也在八月初九下训令给公行，作为对律劳卑的答复。卢坤说，英国固然不妨派一个“夷目”（对华商务总监）来替代以前的“大班”，中国也有权继续执行那凡是洋商的禀帖必须经由公行转呈的老规矩。而且中国官吏照例不得与洋人来往，除非接待“贡使”或礼貌上与典礼上的访问。英国政府并不曾将任命律劳卑的事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律劳卑也不曾携有证件。律劳卑贸然来到广州，要与总督通信（而且要约期会面），不肯容许总督等待奏准皇上，甚至公然调兵、调兵船、携带武器，闯入中国国境，向中国炮台开炮，干犯中国的法律，是不对的。

卢坤在训令中强调：他麾下有成万的兵，很容易歼灭律劳卑的武力。

为了稍许给律劳卑一点颜色看看，卢坤又下令将公行中的“英商保人”通事，与某一艘被认为是夹带了律劳卑来广州的商船的掌舵，一齐逮捕下狱。

公行的人，依照中国当时的法令，不得不担负一切洋商行为的责任。所以，最倒霉的便是他们，最热心于转圜的也是他们。他们再三苦劝律劳卑让步。

律劳卑自从被“封舱”以来，便得了病；到阳历9月9日又染了疟疾。于是，在9月l4　日表示可以离开广州，七天以后，他下令撤退英国兵船，同时自己也乘小船启程赴澳门，走了半个月才到。到后过了半个月，便含恨而死。

卢坤在八月二十七日（9月29日）下令开舱，中、英之间的贸易恢复常态。　

　《细说清朝》七二、义律连升三级

　律劳卑死后，在他下面的“次监”、“三监”、“秘书”，均升了官。

“次监”德庇时升为“总监”。“三监”罗宾臣升为“次监”。

“秘书”阿斯特尔升为“三监”。

另一个舰长出身的义律，被任命为“秘书”。

德庇时，本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职员，名义是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他学会了华文、华语，懂得中国官场的规矩与手续。因此，在继任总监以后，采取“缄默而不动的政策”，静候英国政府颁发进一步的训令。英国政府并无进一步的训令颁来，他也就一切照常，在商言商。

有若干在华的英商对他不满，联名直接向英国国王上请愿书，说中国不承认总监、次监等人的地位，英国必须派遣一位具有相当资历的外交官，带足够的武力来，到中国北方去示威而避免严重战争，藉以与中央政府直接交涉。

德庇时认为此项请愿书“粗疏而未经熟虑”。他感觉和这批商人共事没有意思，便在1835年阳历1月间辞了总监之职。

于是，次监罗宾臣升为总监，阿斯特尔升为次监，义律升为三监。姜司吞作厂秘书。

十个月以后，阿斯特尔辞了次监，回东印度公司服务，义律升为次监。姜可吞升为三监。秘书的职务，由一个埃勒姆斯里接充。

罗宾臣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老人，所采的政策与德庇时相同，因此也不能为在华的英商所拥护，同时碰了英国政府若干钉子。

第一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契停，欠了透纳公司三百元（墨西哥币，相当于其后的中国银元）不还。罗宾臣身为总监不能不管，就代表英国政府代还，同时命令契停以三百元还给英国政府。契停不接受这个命令，说罗宾臣并未依照英国政府当初给律劳卑的训令驻在广州，律劳卑及其历任的继任者（包括罗宾臣）也从未领有英国国王所签署的任命状（只有外务大臣的派令），而且澳门不是广州（这时候契停住在澳门），罗宾臣“无权在澳门擅行立法”。这件事闹到外务大臣帕麦斯顿那里，帕麦斯顿说，罗宾臣不该多事。

第二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殷纳士，在伶仃岛交了货物（鸦片）给中国舵手阿贾，叫他转交给一艘开往马尼拉的船。阿贾自作主张，把货物（鸦片）带去广州，被中国海关没收。殷纳士向总监写信要货，得不到答复，声称将自求补偿（抢劫中国货船）。罗宾臣劝他忍耐，静候交涉。帕麦斯顿告诉罗宾臣：“你没有权力把大英臣民逐出中国国境。”

第三个钉子是，罗宾臣把办公地点搬到伶仃岛，被帕麦斯顿批驳。

帕麦斯顿认为，总监的管辖区域，固然可以包括澳门与伶仃岛，但是他本人必须驻在广州。

帕麦斯顿似乎并不知道，中国当局不许任何英国人终年在广州居住。（通常只准英国人在冬季来，把货物卖了就离开，回英国、印度或澳门。）

帕麦斯顿于l836年（道光十六年）阳历6月7日很不客气地写训令给罗宾臣，将他免职。

这一道训令于半年以后到达（那时候轮船慢，又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罗宾臣遵照训令所示，立刻把档案与印信移交义律。

当天（阳历l2月14日），义律用禀帖通知两广总督，说已受任为“英国在华的最高官吏”。同时，向帕麦斯顿解释：华文的“禀”与英文的Petition含义不同。

这禀帖是交由公行转呈给粤海关监督，再转呈给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的。

邓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