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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清朝-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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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振镛是安徽歙县人,在乾隆四十六年考取翰林,于嘉庆年间历升至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道光一即位,便任命他为军机大臣;从此,一直倚畀到道光十五年死去。军机大臣是在宫内陪着皇帝办公的人。曹振镛埋头做事,很少说话,当时的人均以为他并无建树,称他为“庸庸碌碌曹丞相”。其实他为政颇识大体,办事既不怕得罪人,也不失之苛刻。

他与各省的封疆大吏不结党援,而颇肯支持其中实心任事的几位,例如孙玉庭、蒋攸銛、陶澍。

当时内政上的三大问题,是漕运、河工、盐务。漕运要依赖运河,然而运河常有阻塞、倒灌与泛滥的灾害。把米粮由江苏运到北京,费用极大,弊端不少。陶澍住江苏巡抚任上,于道光六年试行“海运”,雇船由上海出发,直达天津,运了一百六十几万石米而毫无损耗,并且利用回程的空船,买大豆运到上海卖,替公家赚了不少钱,用以疏治吴淞江,使得太湖沿岸的农民免了水患。其后,陶澍升任两江总督,又会同按察使林则徐,把长江以南一段的运河彻底整顿,疏浚了徒阳河、刘河、白茆河、练湖。在盐务的一方面,陶澍取消包商制度,改行票引制度。所谓票,便是政府颁发的运销执照,每票规定运盐若干斤,销于何处。于是,浮费免了,盐价减低了,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

蒋攸銛在嘉庆年间历任江苏巡抚、浙江巡抚、两广总督、四川总督。道光皇帝先后调他当刑部尚书、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他在四川总督任上保举过陶澍(那时候陶澍是川东道道尹)。但在主张上,他一向却是反对“海运”的。到了担任两江总督之时(道光七年),他见到陶澍所办的海运成绩很好,也就竭力主张海运,继续办了一些时候。

孙玉庭在嘉庆一朝,当过广东、广西、云南的巡抚,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道光即位以后,前后加给他协办大学士与体仁阁大学士的荣衔,仍留两江原任,到道光四年才换了人。孙玉庭在盐政上的一大贡献,是把乾隆年间所规定的“封轮法”取消。从此,盐船到了汉口,随到随卖。孙玉庭也建议过索性把漕运的“浮收”明白规定,一律按照漕粮的实数加收浮费百分之二十五,但不曾被道光批准。

道光即位不到一个月,新疆就发生了“张格尔之乱”。张格尔是乾隆年间被杀的大和卓布拉呢敦的孙儿。

张格尔的父亲萨木克,于乾隆灭了大小和卓以后,率领若干人逃到葱岭西边的浩罕国(在塔什干东南),过流亡的生活。清朝政府每年津贴浩罕国国王一万两银子,托他约束萨木克及其所率领的流亡分子。

可惜清朝自身派驻新疆的官吏,多数是坏人,不仅贪污,而且挟了民族优越感胡作非为,引起维吾尔族老百姓的一致憎恨。其中以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斌静为最荒唐。

张格尔从浩罕国溜到布鲁特国,向布鲁特国王借了几百名兵士,打进新疆。

道光赶紧将斌静免职逮捕,派永芹去继任参赞大臣。这永芹虽不怎样荒唐,却是胆小如鼠。他部下有一个领队大臣巴彦巴图带兵出阵,找不到敌人,竟然杀了一百多无辜的老百姓冒功。结果,引起当地人的公愤,当地人集合起来,将巴彦巴图与二百多名清兵杀光。

道光义撤了永芹,派庆祥去当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所留下的伊犁将军一职,改由长龄接充。这时候已经是道光五年的八月了。

又过了一年,张格尔更加“猖狂”。而且浩罕也派了三千兵帮助他。结果,喀什噶尔沦陷,庆样自杀。不久,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个大城也沦陷。

道光调动杨遇春和杨芳,到新疆来助战。二杨到达以后,和张格尔打了几次硬仗,在道光七年三月间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五月间收复和阗。张格尔逃出中国国境。

伊犁将军长龄派了间谍出去,宣称清军已经撤走。张格尔果然又带了几百兵入境。他遇到清军,大败,逃入山中,被布鲁特人捉了,献绐清军。清军把张格尔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 又过了两年,在道光十年的秋天,浩罕国国王摩诃末·阿利说动了张格尔的哥哥摩诃末。玉素普,带浩罕兵进入新疆,替张格尔报仇,占了喀什噶尔,围攻英吉沙尔与叶尔羌。

道光再叫二杨去打,二杨一到,浩罕的兵撤了回去,摩诃末·玉素普无法,只得也跟着走了。

清方与浩罕讲和,在道光十一年冬天订立和约,互换俘虏,恢复通商。

然而,一波方平一波又起。道光十二年春天,湖南有一位瑶人领袖赵金龙起兵反清,广东的瑶人纷纷响应。清方损失了一个提督(海陵阿)。道光调动老将罗思举,才在这一年的夏天把赵金龙消灭。几个月以后,赵金龙的余党、广东达州的瑶人赵福金,也被罗思举击败,斩首。

此外,零星的小变乱也很多。 

 《细说清朝》七一、律劳卑之死

 律劳卑(Lord Napier)的中文名字,应该译成“奈皮儿勋爵”。当时的通事(译员)把“勋爵”译写为“律”,用广东音来传写英文的音。“奈皮儿”写成“劳卑”。

他的全名,是韦廉·约翰·奈皮儿。他在血统上属于英国王室,有相当的地位。清朝的两广官吏,连英国国王都看不起,对奈皮儿勋爵于是也只承认他是一个“夷目”。不称他为勋爵或“大人”,而称他为“律”,可能是故意的。

这一个“律劳卑”,倘若留在英国,优游自在地度贵族的生活多好。或是被派到法国、美国或普鲁士当大使,也能以当时第一强国外交官的身份,享受最客气的招待。偏偏要在1833年于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被取消之时,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广州的“总监”,结果气死在澳门。

以前,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原有所谓大班一人,然而地位不高,情愿对粤海关监督上禀帖,交由“公行”代呈。

律劳卑来后却不肯,也无权如此做。英国(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曾经明白训令律劳卑,必须“在到了广州的时候,用书信告知中国的总督”。换句话说,要他与两广总督发生直接的关系。

律劳卑在道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34年7月15日)到达广州,住在“商馆”。公行的两个领袖来访问他,想传达总督卢坤吩咐粤海关经由公行而颁发给他的指示,他说他不愿接受,也不能接受。

第二天,他叫秘书阿斯特尔,带了一封写给总督的英文信与华文译本,到广州的城门,设法投递。阿斯特尔在城门口等候了三个小时,遇到好几个中国官吏,但均不敢收下这封信。他们说,这封信应该交给公行代转。最后,来了一个“协台”,但也不肯收。一个公行领袖说,他收下来陪同协台去交给总督。但是阿斯特尔认为,这样便仍旧是由公行代转,宁可不交出这封信,带回去可以还给律劳卑。

过了一天,公行的人来请律劳卑把信封上加写一个“禀”字,律劳卑不肯。

总督下令给粤海关,叫粤海关转令公行,叫“夷目”律劳卑先回澳门,静候总督奏请大皇帝决定,是否准许改变那一百多年以来公行与大班之间的关系。律劳卑也不肯,仍旧留在广州抗令。

总督申斥粤海关与公行,并且要查办公行,何以让“夷目”未经准许擅自来到广州。公行于是只得在七月十二日(8月l6日)宣布与英国商人停止贸易。

七天以后,总督派广州知府、潮州知府与广州协台,以及公行商人,来访问律劳卑。谈了一阵,毫无结果。总督把广州知府撤职。

又过了十天,七月二十九日(9月2日),总督下令“封舱”。这是很可怕的一种制裁。所有的华人仆役均须从英国商馆中撤退,任何人、中国人或别国的人,均不许卖日用必需品给英国人或作任何交易。

总督卢坤的封舱令,是隔了两天到八月初二(9月4日)才公布施行的。在这两天,公行会同怡和洋行的老板查顿作最后的调停。他们与律劳卑商量好四点办法:(一)由英国商人出面上禀帖,清求恢复贸易(对七月十二日公行的行动而言),由总督批准;(二)律劳卑于四五天以后悄悄离开广州,去澳门居住;(三)在律劳卑走的时候总督不出告示,也不下令禁止他再来广州;(四)以后律劳卑随时可来,中国官方装作不知。

这四点办法,传说卢坤颇有接受之意,但是巡抚祁塨很不赞成。于是,封舱令终于在八月初二贴了出来。

这一天,气候十分炎热。商馆中的华人仆役走光,蔬菜、水果、面包、牛肉均没有贩子送来。律劳卑与若干住在商馆的英国人苦不堪言。而且商馆后边的河面有中国兵船在耀武扬威,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威胁。

律劳卑气不过,也下令给两艘英国兵船,由外海闯入虎门。这两艘英国兵船于八月初九(9月11日)开抵黄埔岛,沿途冒着炮台的炮火,但不曾受伤。少数的英国陆战队先期于五天以前到达商馆。

律劳卑在八月初六(9月8日)发表一项宣言,说中国当局开始了战争的前奏曲;又说,他将要直接向中国大皇帝控诉两广总督的欺诈而背信的行为。

卢坤于是也在八月初九下训令给公行,作为对律劳卑的答复。卢坤说,英国固然不妨派一个“夷目”(对华商务总监)来替代以前的“大班”,中国也有权继续执行那凡是洋商的禀帖必须经由公行转呈的老规矩。而且中国官吏照例不得与洋人来往,除非接待“贡使”或礼貌上与典礼上的访问。英国政府并不曾将任命律劳卑的事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律劳卑也不曾携有证件。律劳卑贸然来到广州,要与总督通信(而且要约期会面),不肯容许总督等待奏准皇上,甚至公然调兵、调兵船、携带武器,闯入中国国境,向中国炮台开炮,干犯中国的法律,是不对的。

卢坤在训令中强调:他麾下有成万的兵,很容易歼灭律劳卑的武力。

为了稍许给律劳卑一点颜色看看,卢坤又下令将公行中的“英商保人”通事,与某一艘被认为是夹带了律劳卑来广州的商船的掌舵,一齐逮捕下狱。

公行的人,依照中国当时的法令,不得不担负一切洋商行为的责任。所以,最倒霉的便是他们,最热心于转圜的也是他们。他们再三苦劝律劳卑让步。

律劳卑自从被“封舱”以来,便得了病;到阳历9月9日又染了疟疾。于是,在9月l4 日表示可以离开广州,七天以后,他下令撤退英国兵船,同时自己也乘小船启程赴澳门,走了半个月才到。到后过了半个月,便含恨而死。

卢坤在八月二十七日(9月29日)下令开舱,中、英之间的贸易恢复常态。 

 《细说清朝》七二、义律连升三级

 律劳卑死后,在他下面的“次监”、“三监”、“秘书”,均升了官。

“次监”德庇时升为“总监”。“三监”罗宾臣升为“次监”。

“秘书”阿斯特尔升为“三监”。

另一个舰长出身的义律,被任命为“秘书”。

德庇时,本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职员,名义是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他学会了华文、华语,懂得中国官场的规矩与手续。因此,在继任总监以后,采取“缄默而不动的政策”,静候英国政府颁发进一步的训令。英国政府并无进一步的训令颁来,他也就一切照常,在商言商。

有若干在华的英商对他不满,联名直接向英国国王上请愿书,说中国不承认总监、次监等人的地位,英国必须派遣一位具有相当资历的外交官,带足够的武力来,到中国北方去示威而避免严重战争,藉以与中央政府直接交涉。

德庇时认为此项请愿书“粗疏而未经熟虑”。他感觉和这批商人共事没有意思,便在1835年阳历1月间辞了总监之职。

于是,次监罗宾臣升为总监,阿斯特尔升为次监,义律升为三监。姜司吞作厂秘书。

十个月以后,阿斯特尔辞了次监,回东印度公司服务,义律升为次监。姜可吞升为三监。秘书的职务,由一个埃勒姆斯里接充。

罗宾臣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老人,所采的政策与德庇时相同,因此也不能为在华的英商所拥护,同时碰了英国政府若干钉子。

第一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契停,欠了透纳公司三百元(墨西哥币,相当于其后的中国银元)不还。罗宾臣身为总监不能不管,就代表英国政府代还,同时命令契停以三百元还给英国政府。契停不接受这个命令,说罗宾臣并未依照英国政府当初给律劳卑的训令驻在广州,律劳卑及其历任的继任者(包括罗宾臣)也从未领有英国国王所签署的任命状(只有外务大臣的派令),而且澳门不是广州(这时候契停住在澳门),罗宾臣“无权在澳门擅行立法”。这件事闹到外务大臣帕麦斯顿那里,帕麦斯顿说,罗宾臣不该多事。

第二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殷纳士,在伶仃岛交了货物(鸦片)给中国舵手阿贾,叫他转交给一艘开往马尼拉的船。阿贾自作主张,把货物(鸦片)带去广州,被中国海关没收。殷纳士向总监写信要货,得不到答复,声称将自求补偿(抢劫中国货船)。罗宾臣劝他忍耐,静候交涉。帕麦斯顿告诉罗宾臣:“你没有权力把大英臣民逐出中国国境。”

第三个钉子是,罗宾臣把办公地点搬到伶仃岛,被帕麦斯顿批驳。

帕麦斯顿认为,总监的管辖区域,固然可以包括澳门与伶仃岛,但是他本人必须驻在广州。

帕麦斯顿似乎并不知道,中国当局不许任何英国人终年在广州居住。(通常只准英国人在冬季来,把货物卖了就离开,回英国、印度或澳门。)

帕麦斯顿于l836年(道光十六年)阳历6月7日很不客气地写训令给罗宾臣,将他免职。

这一道训令于半年以后到达(那时候轮船慢,又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罗宾臣遵照训令所示,立刻把档案与印信移交义律。

当天(阳历l2月14日),义律用禀帖通知两广总督,说已受任为“英国在华的最高官吏”。同时,向帕麦斯顿解释:华文的“禀”与英文的Petition含义不同。

这禀帖是交由公行转呈给粤海关监督,再转呈给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的。

邓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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