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6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以及如何应付《天津条约》中已有规定而尚未实施的项目，如“觐见”与“遣使”。

外国大使、公使向本国元首觐见原是例行公事，然而清朝君臣始则坚持跪拜之礼，继则于战败以后答应“对其本国君主之礼”相见，仍用延宕手腕一推再推。官文说：“觐者，诸侯虻天f之礼……未有非属国而觐，即未有觐而不行跪拜礼者，且未有诸侯不自来而使其臣来觐者。今夷既末能进于中国，而中国转自变其礼，以委屈相从，奴才窃未见其可也。”

曾、左、李三人与官文的见解不同。他们认为不妨准外国大使、公使觐见。曾说：“拟请侯皇上（同治）亲政之后，准其入觐。其仪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对等国家）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左说：“在彼所争者中外均敌，不甘以属国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请。”李说：觐见“须待我皇上亲政后，再为奏请施行。”　于是，恭亲王决定：等待同治大婚与亲政以后，让各国大使公使觐见。他吩咐蒲安臣，向各国元首解释，现值两宫皇太后垂帘时期，按照中国礼俗女人不便接见男宾。

关于遣使的事，反对最坚决的也是官文。官文说：“中国（使臣）赴外国，并无应办事件，无须遣使。”赞成遣使的，也是曾、左、李。曾说：“中外既已和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左说：“沿海士商，经历各海国者不乏其人，其中亦有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者惟责成各督、抚及总理船政大臣（沈葆帧）精为访择，必有可应命者。”李说：“遣使外洋，（各）该国本毋庸跪拜，尽可从宜从众。”

于是，恭亲王便先派蒲安臣作巡回大使试试，同时叫志刚与孙家谷跟着去阅历阅历。

志刚与孙家谷二人阅历了两年，对外交官生涯已感厌倦。其后天津教案发生，被派往法国去道歉的特使是崇厚。到了光绪元年，英人马加里在云南被杀，被派往英国去遭歉的特使是郭嵩焘，副使是许钤身。

第一任正常的外交使臣是陈兰彬与容闳，所驻的国家是美国、西班牙、秘鲁。派出的年代，也是光绪元年。　

　《细说清朝》一一七、对秘鲁建交

秘鲁之所以于拉丁美洲各国之中特受重视，是因为当时贩运华工的船多半是秘鲁所有。华工被运去秘鲁开矿的，人数也极多。

对秘鲁建交，是李鸿章经手的。秘鲁的专使葛尔西亚在同治十二年到天津，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告诉他：根据粤海关税务司报告：同治九年有秘鲁船一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三百一十三人；同治十年有秘鲁船十三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五千九百八十七人；同治十一年有秘鲁船十九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九千三百八十一人（其中有二百多人受不了玛也西号船主的虐待，在日本横滨纷纷跳水，企图自杀。日本当局将该船扣留，把船主与华工交由“各国领事公同讯问”。结果，通知中国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何璟，派人把这二百多人带回中国）。

这些是有案可稽的，无案可稽的至少又有八九万人。因为，秘鲁专使葛尔西亚自己承认，当时已经住在秘鲁的华人有十万以上。

葛尔西亚接受李鸿章的意见，在《中秘通商条约》的草案上列入“查办华工专条”，规定中国可以派员到秘鲁查询华工受苦的情形，通知秘鲁的地方官将雇主“传案讯断”，倘华工对判词不服，可以上诉于“秘国各大员”；凡是合同内有“期满由雇主资遣回国”字样的，雇主必须践约；倘合同内没有“期满由雇主资遣回国”字样，而华工自愿回国又无力自付川资的，应由秘鲁政府设法送回。此外，“凡侨寓秘国（之）无论何国人民，（对官厅）呈禀式样最优者，华工应一体均霑其益。”

此后秘鲁在华招工的方式，应依照《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的规定，“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严惩，船只罚办。”

《中秘通商条约》一共有十九条，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签订。秘鲁不费一船一炮，获得了列强所获得的“最惠国条款”。凡是列强所享有的在华特权（包括协定关税与领事裁判权），秘鲁一体均沾。

然而，这条约并未换约生效，原因是容闳以查办专员身份去秘鲁，查办以后给总理衙门报告，说：“华工到彼，被卖开山种蔗及（在）糖寮、鸟粪岛（工作），（备受）虐待。合同限内，打死及自尽，投火炉、糖锅，死者甚多，实可惨悯。”

清廷派丁日昌，于光绪元年秘使受勒谟尔来华之时负责换约。丁日昌要求受勒谟尔发表一个声明：“声明换约后，即当遵约办理，再不能仍照从前之凌虐。”受勒谟尔不等丁日昌把话说完，就“怫然”而去。丁日昌于是报告总理衙门，主张“暂缓换约”。

这件事，一直拖到宣统元年，才由伍廷芳于谒见秘鲁总统以后加以解决，由伍廷芳与秘鲁外交部议定“废除前例证明书”九条（其实不是什么证明书，而是一种“约定书”）。，

那时候，宣统元年，秘鲁自身已有劳工组织进行排华，秘鲁政府只嫌华工去秘鲁的太多，而不再有兴趣纵容歹人诱骗华工进口了。　

　《细说清朝》一一八、对日本立约

　在同治年间李鸿章所经办的外交大事之中，以对日立约与结束琉球渔民被杀案为最重要。

日本明治天皇在同治九年，派他的外务权大丞（署理外交部副部长）柳原前光到天津，拜会李鸿章与“三口通商大臣”成林。

柳原前光托李鸿章与成林，转递一封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要求订立条约的信。总理衙门的若干位大臣认为对日本只可通商，不可立约。李鸿章特地上一个奏章，坚持对日本不但应该通商，而且可以立约。曾国藩也上了一本，支持李鸿章的意见。

慈禧太后在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指定李鸿章负责对日本的交涉，授权李鸿章立约。这时候，日本又派藏卿（财政部部长）藤原宗城前来。双方会谈了很多次，终于在七月二十九日（9月l3日）把中、日间第一次的条约订立成功，分为十八条，附通商章程三十三条。

这条约的上要内容是：（一）没有最惠国条款；（二）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彼此互享（不像中英、中法、中美等条约，只是英、法、美等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向中国不能在英、法、美等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三）领事裁判权限于刑事案件，不适用于民事案件，并且要由所在国的地方官会审；（四）日本也划出横滨等八个港口，准许中国人前往居住贸易；（五）中、日两国人民均不得在彼此的内地与非通商港口进行贸易；（六）中、日两国政治制度与法律均不相同，各行其是，互不干涉内政。

次年，同治十一年二月，日本又派柳原前光以“少办务使”的名义（公使级代办）到天津看李鸿章，请求把条约的内容大加修改：（一）取消中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二）取消中国在日本所享有的相同于列强的协定关税权；（三）取消有关不准日本人（在中国）佩带倭刀的条文。理由是：日本正准备向列强交涉废除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日本武士佩惯了倭刀不便禁止，倘若在中国犯法，自可交由领事法办。

李鸿章回答他：条约订成不久，尚未换文又要更改，岂不贻笑他邦？其中如有不妥的地方，不妨等待条约满期以后再议。　又过了十四个月，日本外务卿（外交部部长）副岛种臣亲自出马，充任全权大使，到天津来拜访李鸿章，在四月初四日（4月30日）“换约”，不再提起修改的事。　

　《细说清朝》一一九、再度垂帘

　同治在十一年九月大婚，十二年正月“亲政”。亲政以后，只有三件事可记。第一件事，是：经过恭亲王的安排，准日本大使副岛种臣与各国公使在紫光阁觐见一次，受“五鞠躬礼”。洋人达到觐见中国皇帝的目的，又免行三跪九叩首的可笑礼节原很高兴，事后打听知道紫光阁不在宫城的范围以内，而且一向是接见外国使者的场所，十分愤恨。

第二件事是：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很起劲地修理圆明园，却受了广东无聊商人李光昭的骗。此人到处招摇，买了洋人五万元的木料，谎报为二十万两。同治皇帝听到以后，交李鸿章查办，判了过李光昭一个死罪。

第三件事是：在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同治皇帝一怒之下将恭亲王降为郡王，革去“亲王世袭”，同时革去恭亲王的儿子载澂【cheng】的贝勒爵位及郡王头衔。原因是皇帝与载澂常在一处嬉戏，这一天“以细故失欢”。

次日，八月初一日，慈禧太后下旨，恢复恭亲王爵位与“亲王世袭”，赏还载澂的贝勒爵位与郡王头衔。

十月间，同治皇帝因“痘症”日益严重，命令军机大臣李鸿藻代阅章奏；十一月间，命令恭亲王代批、代写满文文件；十二月甲戌（初五）同治去世。

同治去世以前，口授李鸿藻一封遗诏，传位给（道光的第九个儿子）孚郡王奕譓的过房子贝勒载澍。

传说：李鸿藻拿遗诏给慈禧太后看，慈禧太后把它撕得粉碎。

当天晚上，慈禧太后召集诸王、诸大臣进宫，并不宣布同治已死，只征求各人关于何人应嗣大统的意见。

依照洋人所获得的内幕消息，同治的皇后阿鲁台氏并未被召参加此次会议。她而且业已有孕在身，慈禧本该等她的这个孩子生下，看是不是男孩，再作应否另选继承人的决定。

会议进行之时，有人提议立溥伦为“太子”。溥伦的父亲是贝勒奕纬的过房子载治，而贝勒奕纬是咸丰皇帝的大哥。并且，咸丰皇帝本人曾经在1854年未生同治以前，指定这溥伦为继承人（倘若死时无子）。

慈禧说，载治只是奕纬的过房儿子而已，并非奕纬亲生，毋庸考虑。（载治的生父是奕纪，奕纪的父亲是绵懿，绵懿的生父是乾隆的第十一子永瑆。）

溥伦以外，最够资格的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澂。慈禧摇摇头，不说理由，加以否决。

慈禧于是自己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四岁小儿载湉。载湉的父亲，是咸丰的九弟醇亲王奕譞；载湉的母亲，是慈禧的胞妹乳名蓉儿。

最后，“举行表决”，赞成溥伦的七票，赞成载澂的三票，赞成载湉的十五票，戴湉占当选。（根据布兰德氏与巴克浩斯氏合著的《太后统治下之中国》，一二三以下。）

这时候，慈禧才“厉声”说：“皇帝已经驾崩！”引起在会的诸王与诸大臣一齐嚎啕大哭。

慈禧于是冉度取得垂帘听政的机会。倘若等候同治的皇后生下遗腹子，这皇后便升格为皇太后，慈禧与慈安就要变成“太皇太后”，而可能丧失垂帘的资格。立了溥伦为同治的过房儿子，情形也是如此。

叫载湉承继咸丰，而不叫另一人继承同治，就慈禧来说，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倘若立恭亲王的儿子载澂，她便无法驾驭，醇亲王呢，是她自己的妹夫，人又懦弱。

载湉于同治皇帝死后的第三天（十二月初七日），被迎进紫禁城内的钟粹宫，与慈安太后同住。慈禧太后仍住在长春宫。两宫皇太后再度垂帘听政。这时候，慈禧的年龄是四十岁，慈安的年龄是三十岁，又过了十八天，两宫皇太后颁下懿旨，定明年为光绪元年。　

　《细说清朝》一二○、马加理事件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一日，载湉被带上太和殿即位，颁诏大赦，开恩科取士。

群臣拜过新君，回到家中，不免向老婆、丫环夸耀一番宫中的盛典，歌颂升平，却不知大清帝国西南角上的云南，继台湾之后又出了一件杀洋人的案子。

与洋人同时被杀的，有五个中国人，但中国人被杀上五百个也不要紧，洋人有了一名被杀，便足以摇动整个大清江山，虽则这洋人仅仅是英国公使馆的小小一个译员而已。

他的名字叫做马加理，年方二十九岁。此人略通华语，奉公使威妥玛之命，由北京到上海，由上海乘船溯长江而上，穿过洞庭湖，再上溯沅江，进入贵州，由陆路到达云南昆明，受到巡抚岑毓英的招待。然后再从昆明启程，经由大理、腾越出境，到缅甸八莫，向英属印度当局所派来的“探险队”指挥官柏郎上校报到。　英属印度当局这时候已经吃掉缅甸的三分之二以上，颇想“扩充商业”到云南、贵州、四川，因此才派了这位柏郎上校，先来“探险”，并且向威妥玛公使调用了马加理协助。

柏郎上校只须带马加理和几个地理专家，便可以摸清楚八莫与大理之间的“商路”。他却偏要大张旗鼓耀武扬威，点齐十七名印度“锡克兵”（Sikhs），一百五十名缅甸兵，荷枪实弹，加上仆役、专家、标本采集员、马加理，与另一位也是从驻华公使馆调去的亚伦，连他自己共有一百九十三人之多，浩浩荡荡向中国边境出动。

光绪元年正月元旦（1875年2月6　日），他们离开八莫。十二天以后，他们越过中国国界。

第二天，柏郎上校接到一个探子的情报，说：前边有埋伏。柏郎上校于是停下来，不敢再进。马加理说：“我从昆明来的时候，一路上并无阻挡，而且驻防在腾越的李协台（李珍国）对我很客气。我先走，给你们打前站。”

他带了六个中国人先走，其中有一个是云南人、五个是外省人。果然，他到达腾越安然无事，就写信通知柏郎上校，放胆前进。

正月十七日，柏郎上校及其队伍到达腾越，没有见到马加理。二十三日，他发现整个队伍被当地的老百姓包围，慌忙下令撤退，一面放枪一面快跑，这叫做“且战且退”，跑了两天安全回到八莫，未损一兵一卒。

柏郎上校在退向八莫的途中，听到马加理被杀的消息。

马加理是在正月十六日被杀的。杀他的究竟是准？到今天仍是悬案。可能为民团，可能为当地人民，也可能为正规军。与他同行的一位云南人幸免于难，五位外省人皆死。

署理云贵总督的云南巡抚岑毓英相当糊涂，有了这样“大事”，竟然不向清廷奏报。

总理衙门在二月十一日接到威妥玛提出六项要求的照会，才知道马加理被杀，威妥玛是在二月初四日由伦敦的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发来的电报获得消息。

他提出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