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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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到下午五点，双方皆因弹药已尽而停火。中国方面只剩下七艘兵船，日本方面仍有十一艘兵船，其中负重伤的仅有旗舰吉野号。人员的伤亡数目是，中国方面六百人左右，日本方面二百三十九人。入夜以后，日本海军撤退。

这一次战役，依照中国人的看法，是中国方面战败，因为损失了五艘兵船；依照西洋人的看法，是日本方面战败，因为：（一）中国海军业已完成护航任务，而日本海军未能先期赶到加以阻止；（二）首先撤离战场的是日本海军，而不是中国海军。

然面，中国海军不该在事后既未追击，而且一退至旅顺，再退至威海卫旁边的刘公岛湾，遵守李鸿章的命令，保全实力不再与日本海军交锋，坐视日本海军横行于黄海、渤海，终于在次年正月被日本陆军由陆上的后路偷袭．走上投降献船的末路。　那已经是甲午之战的尾声了。在黄海之役以后、投降献船以前，日本陆军在中国的“辽东半岛”为所欲为。

叶志超放弃平壤以后，一口气退到鸭绿江北岸，被清廷革职查办，派宋庆接他的事，“总统前敌各军”。

这朱庆与叶志超一样，也是行伍出身，不懂得什么叫做兵法、什么叫做指挥技术。所不同的是叶志超胆小如鼠，而宋庆敢于一战。

比起他的两个对手，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与第二军司令大山岩，宋庆相差太远。

宋庆的直属部队是所谓毅军，因他所受的赐号“毅勇巴图鲁”而得名。毅军的兵士大部分为河南人，与张曜所统率的嵩武军同称“豫军”，由于暮气不深，较淮军、湘军略胜一筹。

清廷调集了一些兵聚在辽宁，包括毅军、铭军、盛军、芦防淮勇、仁字虎勇、奉军、鄂军、粤勇、桂勇、淮军、湘军、神机营与吉林黑龙江的镇边军。除了吉、黑两军由吉林将军长顺与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统率外，其余在名义上全归宋庆指挥。

毅军原有十营，是朱庆的直属部队，一部分被聂士成带进朝鲜。

铭军与盛军沿用了当年刘铭传与周盛波的旗号，实际上是李鸿章在北洋所练的新军，正如芦防淮勇与仁字虎勇。铭军有十二营由刘盛休统领，盛军有十八营原由卫汝贵统领，芦防淮勇仅有四营原由叶志超统领，仁字虎勇有五营始终由聂士成统领。　叶志超与卫汝贵先后被革职查办，他们的部队均划归聂士成。因此之故，聂士成所统领的部队最多，虽则叶、卫两军在朝鲜已经阵亡与逃亡了不少。

所谓奉军，是左宝贵所留下的残余。左宝贵本人是山东费县人，早年在江南大营参加对太平军的战事，其后打苗沛霖、打捻积功到副将。光绪即位以后，他便一直留在奉天升到“记名提督”、高州镇总兵，尚未去广东高州到任。李鸿章叫他率领所部去朝鲜，守平壤。他在平壤阵亡，所遗下的官兵跟随叶志超退回中国境内。

鄂军、粤勇、桂勇、淮军人数均很少，分别由吴元恺、冯子材、苏元春、周馥亲自或派人率领前来，无补大局，徒滋纷扰。

最滋扰的，是吴大澂及其所带来的湘军。此人言大而夸，官至湖南巡抚，生平所长只是一手小篆，却也发愤请缨，招了几营湘勇出关抗敌，然而一闻炮声便立刻奔逃。

神机营在清朝的盛世原是王牌，此时早已腐化，毫无作战能力。统率的人是慈禧太后的胞弟，光绪皇帝的岳父桂祥。

伊克唐阿的黑龙江镇边军，包括荣和的“东山猎户”，尚有朝气但够不上从事近代式的战争。人数共有十二营（六千人左右），自成一军。长顺的吉军是在海城既失以后才被调到辽阳去增援的。

宋庆在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丢掉九连城，十月初二日丢掉凤凰城。伊克唐阿与长顺也在十月初六日丢掉宽甸。

其后，截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三日为止，清军连失金州、岫岩、旅顺、摩天岭、析木、海城、缸瓦寨、盖平、太平山、鞍山、牛庄、营口、田庄台。

真正打硬仗的将领，仅有聂士成一人而已。他苦守摩天岭，从十月初一到十月二十九日共有二十九天之久。

宋庆与伊克唐阿也的确努力作战，前后反攻海城四次之多，然而没一次成功。

到了田庄台沦陷之时，清廷已经决心求和，派李鸿章充任全权大臣去日本接受伊藤博文的条件。　

　《细说清朝》一二四、《马关条约》

　由于陆军、海军一再失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对李鸿章十分不满。他们在平壤吃紧之时，将李鸿章拨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旅顺弃守以后，将李鸿章革职留任（革去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之职，而留在任上办事）。

李鸿章所掌握的军事、外交大权被慈禧与光绪移交给恭亲王奕訢。这一位冷了十年的大老，忽蒙召见，随即在九月初一受任管理总理衙门，管理海军署，会办军务。十月初五，进一步被指定“督办军务、节制各军统帅”。十一月初八，又进一步被发表为军机大臣。

恭亲王的想法，与当时朝中一般人的想法相同：李鸿章及其淮军根本不行，只有请出湘军的老将刘坤一来，一切方好着手。于是，把张之洞由湖广调署两江，抽出刘坤一到北方来，当“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刘坤一竟迟迟不肯到任，挨到年底左右才勉强驻节山海关。刘坤一的理由是无钱、无械、无兵，这个仗很难打下去。

倒是李鸿章勇于负责，自己派一个洋人（德璀琳）当代表去日本神户，探询日本方面对于讲和想提什么条件。他没料到：日本政府不肯和德璀琳打交道，叫德璀琳不要在日本多停留。

恭亲王见到淮军既不能打，湘军又是徒存空名，决定向日本求和。他先托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日本取得原则上的同意讲和，然后又奏准太后与皇帝，派出前任驻美公使、现任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与前任台湾巡抚，现任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充任全权大臣，到日本去求和。恭亲王也没料到，日本政府于这两人到达神户之时（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挑剔他们的全权证书。

原来证书上有这么一句话：“惟愿大皇帝接待，俾该使臣得以尽职”，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以日本全权大臣的资格，认为这句话只是客气话，缺乏“便宜行事”字样，拒绝与张、邵二人开谈。清廷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内定改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同时下旨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包括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

次日，正月十九日，光绪下旨调云贵总督王文韶接署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之职。

二十四日，清廷托美使田贝电询日本政府，就李鸿章出任全权大臣一节是否同意。这电报发出后，田贝接到日本政府在二十三日发来的电报，说中国若改派全权大臣，必须赋以“割地及将来交际的缔约全权”。

二十五日，日本续来一电，询问“李鸿章是否能照二十三日（2月17日）的原电行事？”

在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二月初一这三天，李鸿章天天向光绪请训，天天与翁同龢辩论。最后，光绪准许李鸿章答应对日本割地。（翁同龢认为只可赔款，不可割地。）

二月初二，清廷托美使告以李鸿章有执行“来电所述任务之权”。于是，日本表示同意李鸿章担任“中国头等全权大臣”，欢迎他到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及陆奥宗光会谈。

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九出京。八天以后，带了儿子李经方及其他随员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等一百三十余人，乘坐原属招商局的“德商”轮船礼裕号与公义号从天津启程，于二月二十三日到达日本马关。

次日，他与伊藤博文在春帆楼相见。一别十年，两人均不胜今昔之感。

李鸿章向伊藤博文提出用英文写好的要求停战的文书，伊藤应允于二十五日正式答复。

二十五日，两人作第二次的会谈。伊藤提出停战的条件，限三天答复：（一）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所有城池堡垒交由日本军队占领，三处所有军需（械弹物资）交开本军队暂管。（二）天津山海关间铁路交由日本军务官管理。（三）停战期限内日本军事费用由中国担负。（四）停战日期及两军防地、划界等细目，俟中国同意上述各项后再议。

李鸿章在这次会谈以后，打电报向清廷请示。清廷的复电是不必再谈停战，直接谈议和的条款。

二月二十八日（3月24日），李与伊藤作第三次会淡。李向伊藤提出节略，表示不再谈停战，直接谈议和，请伊藤说明日方的要求。伊藤说：“议和的条款已经准备好，明天会谈时交给你。”

当天会谈以后，李鸿章从春帆楼出来乘轿子回他的行馆，中途遇到一位日本刺客，向他放了一响手枪，枪弹进入左边颧骨，埋在里面不曾出来。李鸿章昏倒。刺客当场被捕，事后由警察问出姓名是小山丰太郎，由法院判了无期徒刑。

李鸿章被抬进行馆，由随员之中的中国医生及日本政府与明治天皇派来的医生会同医治，所好尚无生命危险。

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均赶来行馆慰问、道歉，日本皇后也派了两名女看护来侍候他。

他向日方提出照会，要求次日会谈照常进行，由儿子李经方代表出席，向日方收取议和的条款。

日方在次日由陆奥宗光亲来行馆，面交“覆照”，说“淡和条款因此意外事件而有更动，已奏请天皇定夺，须稍缓数日始能向贵方提出。”

三月初三，陆奥又来行馆面交停战条件：（一）停战地区限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台湾、澎湖除外。（二）停战期限是二十天，到三月二十七日（4月21　日）为止。

二月初五，李鸿章与伊藤、陆奥在停战条约上签字。签字以后，李鸿章照会日方要求开出和平条件，定期在行馆会谈。

初七，陆奥将和谈的程序作成节略，面交李鸿章。内容是“先由日方提出条款，然后望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在三日或四日以内回复，或将约内各款全行承允，或将某款更行商酌为要。”

李鸿章在当天复了一个照会，说准于接到条款四日后回音。于是陆奥立刻就把条款送来行馆，限李鸿章于四日以内答复。　这些条款数目不多，只有十一条，内容却很厉害。

首先，是关于朝鲜的规定，要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其次，是关于割地，要中国把台湾、澎湖与所谓辽东半岛割给日本。再其次，是赔款三万万两。

此外，要中国与日本另订新约，以中国与列强之间的条约为依据。换句话说，要中国给予日本以种种片面的特权，如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条款，等等；又要中国助开北京、江陵、沙市、长沙、湘潭、重庆、梧州、杭州等地方为商埠，准日本派驻领事。其实，倒不如把整个中国各城各县一律开为商埠，倒可以一劳永逸，免得日本再费事打仗。这真是人小心大，其实把中国都送给日本吞，也未必吞得了。

伊藤博文等人而且也想出一种妙法，叫中国准日本人到中国开没工厂，就地制造洋货。那时候日本人会制的洋货极少，机器更谈不上，全靠向西洋各国买，却也扮出一副“假洋人”的面孔，欺负同文同种的乡下叔叔。

十一条条款之中最小气的一款，莫如要求减低子口税：从百分之二点五，减为百分之二。

另有一款，要中国开放内江、内河，让日本轮船可以由宜昌开往重庆，由汉口开往湘潭，由广州开往梧州，由上海开往苏州、杭州。

最装模做样的一款，是要求中国“速濬黄埔江沙滩”，以便日本的大商船来往无阻。别国的大商船比日本多也并末如此不客气。伊藤博文故弄狡狯，无非是藉此摆出假洋人的面扎，以讨好真洋人而已。

此人在英国并未好好念书，比我们的严复差多了。回国以后溷迹花丛，交了一些坏朋友，专干坏事，结果掌了大权，以损人利己为国际间来往的秘诀，结果给日本造下无穷的后患。

十一条款包含有日本得在奉天（沈阳）与威海卫驻兵的一条，以驻到换约以后三个月为期限，驻兵的军费要中国负担。　四天以后，李鸿章给伊藤博文一个说帖，算是初步答复。这说帖写得十分婉转，不像是统帅口气，而很像是文弱书生对流氓讲理、求饶。

李鸿章说：“中日系紧邻之国，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同，何必结此仇衅？。。。。。。日本如恃其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耳。”

这一段话句句有理，而且不幸言中。

可惜，这样的大道理，不是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所能听得进的。他们在三月十二日又送了一个照会来。

这照会说：“我们不和你们谈理论，只谈条文。你们接受那一条，反对那一条，或是要修改那一条，怎样修改法，不妨一一说来。”

李鸿章向清廷报告。清廷的军机大臣之中，翁同龢最反对割地。此老主张一贯，不愧为政治家。那力主割地的孙毓汶与他比起来，可谓一薰一菇。翁是状元，孙是榜眼，两人出身相差无几。然而翁以大臣自期自励，孙则夤缘于庆亲王之门自暴自弃。

这时候在名义上重新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事实上已不能管事。在总理衙门当家的，是庆亲王奕劻。此人贪财，误了海军，因此也急于支持李鸿章的割地求和政策。

于是，总理衙门就有了电报复给李鸿章：“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撰拟这封电报的小公务员定是文书老手，把话说得外硬内软，原则接受数字仍可以添。所谓“断”，也决不是真断。

李鸿章根据这个复电，向日本提出第二次“说帖”：辽阳等州县与台湾全岛，日本兵力未到，不便割让，旅顺大连应还中国。（换句话说，除了旅顺、大连以外，凡是日本兵力已到的地方可以割让。）

赔款呢，应按照日本实际上所花掉的数目计算，扣除日本所获得的船、械、军需。

增加商埠，以重庆一地为限。内江、内河的航行权，也限于宜昌、重庆一段。

赔款清偿以前的驻兵地点，以威海卫一地为限，奉天不能驻日本兵。驻屯军的军费应由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