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i,ii,iii-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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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4＇《蒋介石日记》，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

出版。

＇13、17、1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15＇《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00页，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19＇《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2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出版。

＇21＇此处所记中日双方伤亡数字源出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转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附录五）。关于第十军在城破之时的命运众说纷纭，几成悬案。大约1973年末或1974年初，日本《产经新闻》编辑古屋奎二为编撰《蒋介石秘录》，曾赴台北访问方先觉并谈及衡阳之战最后经过。据方说：8月8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十一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当即告诉他：我们绝对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敬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引自《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00页，黄仁宇著）。

另据葛先才在他的回忆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中说，城破之后，第三师周庆祥师长与葛先才商量，大意是：“战，乃敌能杀我，我能杀敌，方称为战。如今处境，则不能称之为战，因我完全处于被动挨打被杀之地步，即将失去杀敌之能力。”后经与方先觉商量，决定与敌有条件地打成停战协议，于8日12时双方停战，军长、师长与参谋长作为人质，被日军带往一座天主教堂内囚禁起来，其余官兵放下武器自动走出衡阳星散而去，敌人未作追杀。衡阳失陷后，蒋介石电令全国军队，于8月20日上午6时，在各军集合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借此敬悼。衡阳失守3个月后，国民党中央特务人员把方先觉秘密接走，其他将领被日军转送到“联湖书院”囚禁，并有一排武装士兵看管。4个月后，在中央情报人员和地方人士冒险营救下，葛先才等几位被囚将领全部逃脱回到重庆。1944年12月12日，方先觉于衡阳逃脱后首次在重庆拜谒蒋介石，蒋似乎忘了当年“不成功便成仁”的电嘱，方也不再提当年那“来生再见”的电文，蒋在当天的日记中云：“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陈孝仪总编）之后，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5位衡阳脱险将领相继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据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日记载，1945年5月5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举行，10日上午会上，“王昆仑质询方先觉既投降敌人又逃回后方，外面颇有怀疑，究竟如何，请军部答复。休息后，总裁训话，对大会不信任主席团事，略加解释，并责备乔鹏书态度不当，对王昆仑质问方先觉事，甚不以为然，此系共产党造作遥言，何以代共产党发言。王起而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其后指示本党今后工作方针与党员活动方式”（《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1946年2月，葛先才奉蒋介石之命赴衡阳搜寻阵亡将士遗骸，集体营葬，建为烈士公墓，以慰忠魂。另据推测，可能是日本第十一军横山勇司令对衡阳战俘的纵容，战后未判罪，能得以寿终；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大将则被处绞刑。

＇22、23＇《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据该文发表的数字，日军衡阳之战死伤亡共计19381人，内含军官910人（死390人，伤520人）。

＇24＇《湖南会战》（下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转引《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罗玉明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25＇《冯友兰自述》，271页，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当年联大同学加入国民党青年军后，经过短暂培训，大多数作为汽车驾驶员在印缅公路上奔波，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有切身体会。据《联大点滴》说：“联大校方于七月二十九日开会欢迎回国从军同学，席间被欢迎者无不牢骚满腹，对精神上物质上的痛苦叙述得很详尽，竟有高呼‘救救我们’的。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对他们做了一个测验，结果愿继续干下去的很少，张奚若教授很感动地说：‘目前要改善你们的生活，简直是不可能。’当冯友兰教授闪闪烁烁的说什么‘从这面说政府是对的，那一面是不对的’时，张老霍的站起来说：‘这种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一时掌声雷鸣。”（《新华日报》1945年8月9日，转《闻一多年谱长编》）

冯友兰天性具有的捣糨糊、和稀泥的处事哲学与“骑墙”性格，在战前的清华园由于环境与政治气候关系尚未全部显露。到了西南联大时代，空间缩小，人事纷争增大，各方面的矛盾相互尖锐与集中起来，冯友兰的人格缺陷就暴露无遗。在许多问题处理上，冯往往处于自身名利的考虑，说一些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话。台湾马逢华曾说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WhateverDaisenSays，itgoes；Whateveritgoes，ChisenSays。这话翻译成白话就是：（陈）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载《传记文学》52卷6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冯友兰的性格与人生哲学。

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后为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的邹承鲁在答《科学文化评论》杂志记者问时，记者问他：“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的是冯友兰。”同是西南联大学生的何兆武在评价邹言时说：“这话说来似乎有点不敬，不过当年我们做学生的大多对冯友兰的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鲜明地表现出想作‘帝王师’的心态。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三版）其公后来特别是“文革”时期所做的一切，都可从他早年这些脉络中寻出影子。

＇26、27＇《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李洪涛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据抗战时期同济大学毕业生、台北工程师王若奂《同济校友对国家的贡献》，打印稿。

＇29＇陶希圣《傅孟真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30＇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31＇《“九一八”一年了！》，载《独立评论》，第十八号，1932年9月18日。

＇32＇傅斯年《日寇与热河平津》，载《独立评论》，第十三号，1932年8月14日。

＇33＇原载台北《时代追忆论文集》，转引《傅斯年》，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4＇《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为争夺皇位自相残杀的局面后，建立了元朝，继而组军南下，兵锋直指南宋腹地。1273年，元朝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攻打南宋首都临安。1275年，南宋守将贾似道统率的13万大军被元军歼灭，朝廷再无兵可用，首都临安危急，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4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的文天祥“捧诏涕泣”，立即应诏从命，在两三个月内组织了一支近万人“勤王”队伍，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员朝廷命官中，带兵勤王者只不过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三人而已，国运之衰微，人心之冷暖，局势之危急，令人顿足扼腕。

1276年2月，临安陷落，皇帝被俘。由文天祥、张世杰等将领先后拥立的赵是、赵丙小朝廷转战于东南沿海地区坚持抗元斗争，后被元兵击败，只好退至广东，坚持抵抗。1278年11月，文天祥收拾残军，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12月20日兵败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元军俘虏。

文天祥被俘后，元大将张弘范将其押往元大都（今北京），并要他写信招降宋将张世杰。文答曰：“我不能救国，难道还能教人叛国？”张弘范乃强迫就范。文天祥答应后，写下了著名的篇章《过零丁洋》一诗。最后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张弘范读毕，暗自摇了摇头，只好作罢。到大都后，元世祖忽必烈为了诱使文天祥投降，在生活上殷勤款待，并派投降元朝的南宋宰相留梦炎以“现身说法”劝降，未果。为对文施压，元朝廷将他囚禁在阴暗潮湿、老鼠横行、臭气熏天的牢房里。面对非人的磨难，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浩然正气，千古传颂的《正气歌》，抒发了他坚守气节、宁死不屈的悲壮情怀。

临刑前几天，元世祖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并许以丞相的高位，这是13世纪远东大地上两个重要人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关于见面的地点，有人说是在土牢，《宋史》说是在皇宫，尚有可考处。无疑义的是，文天祥没有因忽必烈的召见而感动，他以外臣之礼“长揖不跪”，对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谢。最后，忽必烈问：“汝何愿？”文天祥对曰：“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忽必烈无语。

回到牢狱后，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至，乃写两首绝命诗交给3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弘毅。张是文的同窗，在文押解途中自请随行，3年中一直负责文的饮食起居。接着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因而又称“衣带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无他愿，只求速死。遂被斩。次日，其妻欧阳氏前来收尸，在文天祥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此篇遂成为文天祥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文氏本人也因他的光辉形象和壮烈诗篇而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35＇《傅斯年》，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6＇当日本军方拼全力实现“一号作战计划”时，傅斯年在重庆1944年7月9日《大公报》发表了《我替倭奴占了一卦》一文，以一个历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对抗战形势和日本的战略战术作了预测。这是抗战期间傅氏本人最优秀，也最为切中要害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的文章。就整个抗战八年而言，在所有发表的军事战略文章中，傅氏此文仍称得上是最为杰出的佳作名篇之一，对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中国必胜的精神起到了极大的振奋作用，对中国军事战略部署和用兵方略具有十分明晰、现实的指导意义。傅文开篇便单刀直入地称：

“上月我在重庆，倭奴正在进行河南战事，自鸣得意的很。我便替他占了一卦，那卦词正是李义山的一首绝句，词曰，‘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就是说，一个人到天晚的时候，要办的事一事无成，心中大是狼狈，于是乎赶车子到古原上散散心中的闷气；在古原上，斜阳正在山头，这光景也颇可留恋的，只是黑暗便在半小时中到来，虽在恋恋不舍这些原上的景物，毕竟这运命是落日的运命是注定了。

“解曰：‘向晚’是倭奴的气力已到最后一着，‘意不适’是明知失败之象，所‘驱’的‘车’便是那些自鸣得意的蹩脚坦克和装甲车。长沙既是古战场，洛阳更是‘古原’之至，‘夕阳无限好’是形容倭奴的回光返照。判曰：夕阳之下即是黄昏，黄昏之后立即天黑，这事进行的速度，犹如骏马奔驰。所以此卦为下下，其象为迅速覆亡。”

傅斯年说这一段虽是笑话，但事理正是如此，所谓的“一号作战计划”，是日本在自觉毫无办法的情形中进行的生死一搏。按傅的分析，由于日本是个天赋薄弱的国家，因而像德国当年之大规模的闪电战，美国已经兴起的海军新战术，都是他担负不起的。日本要实现“大东亚”之梦，采取的战略是：上策打败美国；中策不为美国打败；下策即是对付中国。就中日关系而言，日本战中国而败，其下场自不必说；若战中国而胜，他的问题仍没有解决。由于两面作战，日本陆海军消耗极大，“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挑衅。其目的是显然为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以便争取到更大的主动和本钱。此计在傅斯年看来，全是妄想。因为就战争形势论，日军大陆上的攻势，大体上只能进展到如此地步，要想深入中国西部或真正威胁了川、滇、黔三省之地，几乎是不可能的。

——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斯年对战争局势预测之正确。由此可知，傅在李庄召开的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