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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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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到来之后,楚悼王首先让他去担任楚国北方苑守,干的还是老本行打仗。吴起到任后一如既往,他继续推行安边持重的战略方针,这时候他的主要对手,却成了“老东家”魏国。在吴起的指挥下,先前多次被魏国打败的楚军这次扬眉吐气了,他们多次击败魏国和韩国、赵国的联军,暂时遏制了魏国的南下势头。但是楚悼王知道,这样做是治标不治本的,强大起来的魏国,会把楚国当做一个重要的吞并对象,不变法,就很有可能被这个时代所淘汰。
这里要说说吴起的这个老板楚悼王,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出了名的英主。他本是在政变中被拥立上台的,之后励精图治,扭转了自春秋末期开始,楚国国君权力衰弱的局面,楚国的国力蒸蒸日上。但是在向北发展中,楚国却遭遇到了魏国的阻隔,楚国多次发动对魏国的战争,却皆被魏国击败,严酷的现实,也让他决定走魏国的强国之路,而曾经参加过李悝变法,并且战功卓著的吴起,就成了他实行变法的首选。
和其他国家一样,楚国也有抵抗变法的守旧势力,不一样的是,楚国变法,是战国时期所有变法中最难的。比如,商鞅变法时期,虽然秦国的旧贵族同样强大,但是秦国本身的机构就非常简单,自上而下的威权,可以很容易的推动,楚国这个时候的情况,却是旧贵族的势力盘根错节,且画地为牢,楚王很多时候都说了不算。当变法的“风”放出来以后,立刻引起了旧贵族的反对,尤其是楚国旧贵族中实力强大的屈氏以及黄氏,他们认为楚悼王如果轻易变法,那就是对不起祖宗,就是叛逆,而吴起更被他们称做“祸人”。中原国家变法后,传统贵族阶层的悲惨命运,楚国贵族们就是没见过,听也听够了,怎么能够允许这一幕在楚国重演。
但吴起从小就是个不知道害怕的人,当年在魏国打仗的时候,5万打50万他都不怕,何况现在对付几个小小的拦路虎。和用兵一样,吴起是一个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的人,他深知搞变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生搬硬套是不可能的,经过一番筹谋,吴起拿出了他的变法议案,一份和中原国家变法大不相同的方案。
吴起的变法方案,主要包括如下的条文:一是取消世袭的贵族制度,凡是贵族传承了三代以上的,一律取消世袭,从此之后,子孙不能再继承爵位;王室的家族稍微宽松一些,传承了五辈的,一律都取消特权和俸禄,而且要迁移到边远的州县去,给予土地自食其力,他们原先的土地一律都要由国家没收。二是整顿政治机构,也就是机构精简,整个机构要裁撤冗赘官员,精选干吏,提高行政效率。三是要统一言论,整个国家不能有任何反对变法的言论,否则就要治重罪。第四条是对楚国影响最深远的,吸取自己在魏国创办武卒的经验,吴起在楚国也创办了独特的军事部队——厉甲兵,和当年在魏国一样的政策,厉甲兵也是精选出来并由国家直接掌控的国家精锐部队,有了这样的虎师,楚国的实力也就大大增强了。
吴起变法的内容,确实条条都触动了此时楚国的要害。楚国这时期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奴隶制度太过强大,尤其是贯穿楚国始终的百越之战。这些战争的结果,就是楚国每次都会收获大量的奴隶,成为奴隶主贵族的私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封建化也就大大不如中原地区。从吴起的具体改革措施上看,这时候吴起的措施,主要还是以剥夺旧贵族势力为主,而且手段极其酷烈,不但有取消世袭特权的内容,还有要强制拆迁的内容,原先养尊处优的贵族们,这下都要给送到边远的地方干活。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收回了大量的土地,释放了大批奴隶,更增加了社会的劳动力,更让贵族们的实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整顿政治机构,名义上说改善统治效率,实际上,还是为了加强国君的威权,而统一国家言论,为的是要给变法扫清舆论的障碍。这几条的实施,除了说明了吴起深沉的心机之外,却也暴露了他变法上的漏洞。
吴起变法的实行,在当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公元前381年,经历过变法图强运动的楚国再次挥师北上,和当时北方最强大国家魏国再次大打出手。这次的楚国军队,拿出了他们的新式武器——厉甲兵,结果,新组建的楚国王牌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将魏国打得大败。楚国军队紧紧追杀,竟然直打到了黄河边上,魏军重演了春秋战国时期全军崩溃的局面,大批士兵溺死在水中。战后,楚国人饮马黄河,北方诸国大惊,春秋时期曾经把长江以南打得天翻地覆的楚人——回来了!
在对魏国进行战争的同时,吴起还主持了楚国历史上最声势浩大的南征,这次楚国不但吞并了位于江苏、浙江地区的百越之地,更一路南下,其军队前锋,竟然深入到了广西的苍梧地带,楚国的版图得以继续扩大。这也为后来统一后的秦汉帝国,相继实行在南方的统治政策,开了一个好头。
这时候的吴起变法,可以说非常成功,但是吴起变法的问题,也在这个时期越来越扩大了。
说起吴起变法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到,在这场变法中,吴起既有自己的发明创造,也有师承别人的一面。但最要命的一件事情是,吴起的改革措施,大多都是着眼于中央威权和富国强兵,对于楚国旧奴隶主贵族所生存的奴隶制经济制度,却没有做任何的触及。所以,这也就注定了改革不会得到普通老百姓们的支持。甚至连实力虽然弱小但已经兴起的地主阶层,得到的好处也很有限。比起更为成功的商鞅变法,我们不难看到,吴起所采取的堵塞言路,裁撤冗赘人员等内容,大都是在商鞅变法中所用过的,但后来商鞅颁布的时候,是在变法的第二阶段,即变法已经获得了全国百姓空前的拥护支持的时候,而吴起此时这么做,却已经操之过急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吴起变法的着眼点,还在于“富国强兵”上,给予楚国普通老百姓的好处太少,这一点,就决定了吴起的变法,更成了一个悲剧。
公元前381年,一直支持吴起的楚悼王去世了,他的去世,就意味着吴起的命运不可避免走向终结。就在楚国召开追悼会的那一天,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发生了叛乱,这是吴起变法的另一个失策,他虽然建立了中央直接掌握的军队,却没有收回旧贵族阶层对私人武装的控制权,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这次的严重后果被吴起自己承担了,反对派们的士兵疯狂地追杀吴起,吴起东躲西藏,最后躲进了楚悼王的灵堂里,杀红了眼的顽固派哪里管这个,一股脑地闯了进去。吴起见叛军们弯弓搭箭,密密麻麻的弓弩射向他,干脆用力一扑,扑到了已经过世的楚悼王身上,这位战国时期引导楚国走向强大的帝王,就这么被射成了刺猬,大家射得带劲,后果却很严重。因为按照楚国的法律,射杀国君的,就是叛乱,射杀国君的尸体也不行,这样一来,70多家奴隶主贵族尽数遭到楚肃王的诛杀。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吴起让楚国的守旧力量,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而战国时代楚国的崛起,也就从此开始了,此后楚国经过楚肃王、楚宣王,国力开始重新振作,在后来魏国衰弱,强秦东出函谷关的时代,楚国一度和齐国一样,成为关东诸侯中仅有可以抵抗秦国的力量。这一切的底子,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吴起换来的。
第十七章 邹忌,让齐国崛起的“奸臣”
战国时代的第一个强国,是魏文侯改革后的魏国,但随着魏国的一蹶不振,相继取代魏国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
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同样也是拜变法所赐,两国的封建化改革,也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的。秦国的改革,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这是整个战国时代政策上最彻底,效果最显著的变法,秦国也从此走上了精兵尚武的扩张之路。而就在商鞅变法图强的同时,东方的齐国也开始了相同的过程。与秦国拥有商鞅这样一个精干的改革家一样,齐国也拥有一位相似却相反的人才——邹忌。
说邹忌和商鞅相似,因为他们身份相似,都是卓越的改革家,成果也相似,都造就了其所在国的强大。但说他们相反,一个是性格相反,商鞅为人坚毅果决,性格嚣张跋扈,做事说一不二,相比之下,邹忌却是一个很“委婉”的人,比如对国君的进谏,商鞅喜欢直来直去,邹忌却喜欢虚与委蛇的“讽谏”。如果说商鞅“至刚”的话,那么邹忌就是“至柔”,两人的结局也截然相反,立下大功业的商鞅,在秦孝公过世后,难逃被清算的厄运,同样是改革家的邹忌,却封侯拜相,终生富贵。时至今日,“至刚”的商鞅,已经是当之无愧的“著名改革家”;“至柔”的邹忌,名望比商鞅大大不如,身后非议颇多,有说是贤相的,也有说是奸臣、佞臣、弄臣的。比起耳熟能详的商鞅,毁誉参半的邹忌又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一】
邹忌,史记上又称邹忌子,是齐国桓公(战国时代的齐桓公)时期的大臣,齐威王在位的时候担任相国。在齐国的封建化改革中,他是主要的设计者和执行者。
说到邹忌对齐国的贡献,不妨先说说田氏代齐后齐国的政治军事局面。战国早期的齐国,虽然成功完成了权力过渡,但在国家地位上,却被魏国欺负得很惨。在魏文侯和魏武侯两代,齐国多次和魏国发生战争,但几乎每战必败,甚至被打出了“恐魏症”。齐国的军队,到了齐威王早期,几乎到了遇到魏军就崩溃的地步。“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也正是这时期流传开来的,虽然是形容魏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却也说明齐国这时期被打惨了。
田氏齐国立国初期,在战国历史上的记录相对比较少,出场次数比较多的,往往都是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对魏国战争的失败。齐国在齐景公时代一度振作,夺取的晋国的大部分国土,在这时期几乎被魏国全数打包收回。魏国还曾多次联合韩赵两国,攻入到齐国的腹地,甚至兵临齐长城。而齐国的真正振作,却要从公元前356年齐威王田因齐即位开始。
齐威王登基初期,和当年的楚庄王一样,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人,他不靠谱的时间也很长,竟然长达9年。这9年里,他日日沉迷于享乐,对外战争也屡战屡败,一开始还只是败北于魏国这样的大国,到后来,连鲁国这样不入流的小国都能欺负他。最严重的时候,齐国落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也就是是个诸侯都要来打你两下,是个老百姓,就对你不抱任何信心。这样的局面下,身为大臣的邹忌脱颖而出了。和许多大臣一样,他也对齐威王进行了进谏,但比起大家的直来直去,邹忌的方法却很委婉,他假装要给齐威王弹琴演奏,引起齐威王的兴趣,然后借题发挥,大谈乐理,齐威王哪里懂这个,一边听一边劝邹忌快演奏,这时候邹忌正色说:“大王见我不演奏只说道理,就觉得不耐烦了,但是大王拿着齐国这张大琴,多年来也没有弹奏一下,大家也很不耐烦了。”只这一番话,9年来胡吃海喝的齐威王幡然振作了起来。从此之后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一心锐意进取,变法图强,田氏齐国的强大,其实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邹忌与齐威王的这番对话,奠定了他一生里一个重要的性格:讽谏。他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是采取这种委婉的方式表达的,通过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旁征博引,用绕圈子的方式讲出大道理,在不得罪国君的情况下把事情办了。如果说主持秦国变法的商鞅是一个强硬派,那么主持齐国变法的邹忌,就是一个温和派。
所以比起商鞅强硬的变法政策来,邹忌的各类政策,表面看起来,也似乎非常温和:第一条就是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通过对自己相貌问题的阐述,向齐威王讲明了作为国君,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说服齐威王广开言路,号召老百姓主动向国君提意见,并且提前说明言论自由,提意见的人无罪。第二就是赏罚分明,任用贤能。通过各种渠道,面向各诸侯国招揽人才,同时对吏治进行整肃,实行“严刑重赏”的政策,重赏有政绩的官员,严惩有劣迹的官员,以赏罚分明,提升整个国家的行政效率。而另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就是完善稷下学宫的建设。稷下学宫是齐国著名的文化圣地,最早创建于齐桓公时期,到了齐威王时代,它进行了重新的扩建和改革,成为齐国招揽各国人才的主要承载,邹忌为稷下学宫设立了三条原则,即“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鼓励来此的学者们自由发言,自由讨论。表面看,这似乎都是三条很平常的政策。
但是平常的外表下,却有不平常的真相。鼓励老百姓进谏,要求国君虚心纳谏,只是第一步,后面却是真正要采纳大家的意见,从而推动齐国的各类封建化改革。正是在虚心纳谏的过程里,齐国清除了国家制度中最后的奴隶制残余政治,和魏国一样,废除了奴隶制的世袭政策,取消了奴隶主阶层享有的俸禄,建立了完善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对吏治进行整肃,严刑重赏的同时,齐国更制定了完备的法律,形成了封建化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而稷下学宫的设立,其影响恐怕连邹忌本人也始料不及,稷下学宫成为战国乱世学者们眼中的乐土,中国文化中自由讨论的风气,正是在这个小小的学宫里形成,诸子百家的经典论著,也大多完成于这个小小的学宫,与这里有渊源的学问家,包括孟子、墨子、荀子等几乎所有的战国时代文化名人。两千年风云之后,王侯霸业早成尘土,稷下学宫所衍生出的古老文化,却依然在为现代社会所传承。而即使在当时,稷下学宫也同样有重要意义:魏国给予人才的,是优厚的俸禄和官位,齐国给予人才的,却是人格上的尊重与学问上的自由。
而邹忌在担任齐国相国期间,做的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掘水利工程,在今天的淄博、济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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