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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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苁丫�50万人。而且在实力强大的同时,刘濞的宣传工作做得也好,他把造反的口号定为“清君侧,诛晁错”,即宣布自己并不是要夺皇位,而是要诛杀力主削藩的“奸臣”晁错。一时之间,全国上下沸反盈天。

当时的局面,对于汉帝国是非常不利的。暴乱发生后,早就与刘濞串通的胶西王刘卯也起兵作乱,加上齐地当地的淄川王、济南王、胶东王,以及北方的赵王,一共有7个诸侯国参与叛乱,史称“七国之乱”。这七个叛乱的国家,都是诸侯中实力非常强大者,战略位置也极其重要。比如赵王,他的位置地处防御匈奴的要冲,更和匈奴挂上了联系,齐地三王的叛乱,也让西汉帝国失去了平叛所需要的钱粮赋税。这样一来,汉帝国是既失去了战略优势,更失去了财政优势,中央的名义,只有一个空架子。就在汉帝国准备平叛战争的时候,和汉帝国一直有“和亲”关系的匈奴也频频动作,他们频繁的集结大军侵扰汉帝国北方边境,所以汉帝国最精锐的边防骑兵部队,一时难以调集南下平叛。在叛乱的初期,汉帝国可以投入平叛战争的机动军队,竟然只有不到10万人,这个数量,比起声势浩大的吴楚50万叛军,自然是大为不如。

所以在叛乱发生后,西汉帝国败绩连连。在南线上,吴楚联军长驱直入,西汉帝国本来在梁国设立的防线,才打了没几天就土崩瓦解。双方在赤壁交兵,梁国军队被杀伤数万人,主力一战尽失,无奈之下,梁国只能退守睢阳城坚守。这已经是到了绝路上,一旦睢阳被叛军攻破,那么函谷关以南将再无险要位置可守,叛军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一举拿下函谷关。在齐地方面,倒是传来了对西汉帝国有利的消息:齐王在本来参与叛乱的情况下,因为担心事情不成而反悔,反而和胶西王等人打了起来,这样齐地叛军之间首先陷入了内战,暂时无暇东进。齐王之所以变卦,关键在于此时的齐王刘将闾原本是齐王刘肥的正宗,早就不甘心居于胶西王之下,也不愿意受其节制,而且齐王的属下,多为主张“大一统”的儒生,他们的拼命阻挠,也让齐王最终变卦。之后,齐王死守临淄城,与齐地叛军相持,使山东的战火,暂时没有蔓延到汉帝国直属区域内。与此同时,刘濞所串联的13个诸侯王里,淮南王和济北王的臣下主要都是亲汉势力,拒绝执行王命,因此无法参与;燕王和城阳王属于首鼠两端的角色,在没有弄清楚力量对比前,他们也选择了按兵不动;庐江王和衡山王,则是因为和吴王刘濞有矛盾,不甘心居于刘濞之下,因此最后也没有买账,这些临阵变卦的诸侯,虽然在叛乱势力中处于弱势,但是他们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因为他们的倒戈,汉帝国可以放心大胆地执行平叛方略。

说到汉帝国的平叛,虽然最后的平叛者是周亚夫,但是最早为汉帝国定下平叛方略的,却是削藩的倡导者晁错。早在削藩令酝酿时,晁错在给汉景帝刘启的奏疏中,就提出了“以梁国为屏,以齐地为隙”的平叛方略,即利用梁国坚固的防御阵线,阻止叛军的北进,再以重兵从齐地突破,达到迂回歼灭叛军的目的。但是在叛乱早期,面对连战连败的局势,汉帝国还是准备不足,而刘濞“诛晁错”的口号,更一时蒙蔽了很多人。为了暂时稳住局势,汉景帝诛杀了晁错,现在有人把汉景帝诛杀晁错,看成是为了赢得平叛时间所做的“缓兵之计”,但事实上,当时汉景帝已经是平叛之心大沮。在杀掉晁错后,他曾经问从前线归来的使者邓公:“闻晁错死,吴楚罢不?”可见当时的汉景帝,已经打算息事宁人,求得一时太平。但是邓公的回答却给了汉景帝当头一棒:“吴为反数十岁也,其意不在错也。”这才让刘启彻底明白了刘濞的用心,刘濞自己的行为更表明了态度,他狂妄地自称“我意为东帝”,夺取天下之心,已昭然若揭。

既然刘濞要反到底,汉帝国也要奉陪到底。汉帝国被委任平叛的主帅,是太尉周亚夫。与此同时,汉帝国还派遣两路偏师牵制,一路是栾布的军队,用以平定齐地;一路是骊寄的军队,用以对付赵国。此时的汉帝国,在兵力对比上,比起叛军是严重的劣势,人口和经济资源更不及。在叛乱发生后,汉帝国的府库为之一空,为了筹措军费,汉帝国甚至不得不向关中的富商巨贾告贷。所以,虽然梁国凭借着防御城池抵挡住了吴楚联军,齐地的叛乱也暂时成了相持局面,但以汉帝国此时的经济能力,拖是根本拖不起的,速战速决才是上策,但此时汉帝国动用的全部兵力,加起来不足10万,速战又谈何容易?

所以周亚夫在临危受命之后,他的平叛政策就一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早在临危受命时,他就向汉景帝言明:“楚军彪悍,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就是说,他要以梁国为诱饵,吸引吴楚联军的攻击,然后抄吴楚联军的后路,断绝他们的粮草供应。此举在当时是冒着非常大的政治风险的,梁王刘武不但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更是窦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得罪了梁王,也就意味着得罪了当时的西汉皇室。在七国之乱结束后,周亚夫最终遭到了汉景帝的清算,以谋反罪被逮捕,死于牢狱之中。悲剧的缘起,就在于这场战争。

战事打响之后,梁国重镇睢阳遭到围攻,梁王数次派人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都置之不理,仅命将领李广带领少数部队前往救援,吴楚联军50万人攻打睢阳日烈,这一战成就了后来的“飞将军”李广。在战斗中,原本是骑兵的李广登城作战,凭借其精妙的射术不断狙杀吴楚联军的将领,成了当时战场上最牛的狙击手,他骁勇的身手也得到了梁王的赞赏。但局面依旧危急,虽然睢阳之前做足了战争准备,储备了大量的粮草,但是弩箭储备却严重不足,被围困两个月,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打到最后,梁国军队不得不把棉衣挂在城池上,浇上水来吸附敌人的弩箭,而梁王刘武更是身先士卒,亲自站在城池上督战,激励全城军民万众一心。

睢阳城的决死抵抗,给了周亚夫施展自己战略的时间,趁吴楚联军猛攻的机会。周亚夫派兵从昌邑出发一路南下,一举夺取了泗水入淮之口,吴楚联军的粮道就此断绝。闻听噩耗的刘濞无奈,只好撤回对睢阳的包围,转而与周亚夫决战,然而这时候的作战地区,是在江淮平原的平地上,汉军的主要部队是南军和北军,这两支军队长期的“假想敌”,是北方彪悍的匈奴骑兵,其作战方式也是以骑兵和战车防御为主,虽然人数比较少,却都是身经百战、优中选优的精锐。相比起来,吴楚联军的成员,大多数都是临时征召的境内平民,作战经验极其匮乏,真刀真枪地开练,相当吃亏。淮北之战中,10万汉军气势如虹,将几十万吴楚联军打得大溃,杀敌数万人,而这个时候,梁国的军队也趁势反攻,原先形势大好的刘濞,这下被夹在了梁国和周亚夫之间的夹板里,基本歇菜了。

但吴王刘濞是不想歇菜的,为了挽救危局,他决定率军发起最后的攻势。在安徽下邑,吴王再次对周亚夫发动了反击,周亚夫这次更贼,并不直接与吴王交兵,而是先故意撤退,再以骑兵抄袭吴王的后路,结果几十万吴军遭到前后夹击,再次发生崩溃。吴王刘濞仅带着数千人逃亡东瓯国,见风使舵的东瓯人怎容得了他,吴王刘濞刚到,就被东瓯人砍了脑袋,送给周亚夫请功,而和吴王刘濞合兵的楚王,也在吴王刘濞兵败后自杀。至此,七国之乱的两大势力,吴国与楚国,仅经过两个多月,就被周亚夫扑灭了。

吴国和楚国完蛋了,其他诸侯国就好对付了。齐王刘将闾坚守临淄三个月,汉军栾布赶到后里外夹击,被打得稀里哗啦,各路叛军皆被平灭。赵王本来与骊寄一路打得不分胜负,但匈奴在得到汉朝大批粮米“孝敬”后最终变卦,撤出了在汉匈边境的军队,汉朝的边地精锐骑兵得以投入到平叛战争,赵王立刻就崩溃了。但他还是死硬,硬是在邯郸和汉军死战,最后栾布和骊寄合兵,挖开周围水道,将邯郸城完全淹没,才算彻底解除了这个祸害。

【三】

七国之乱的结束,对于西汉帝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西汉帝国在建国之后发动的第二次统一战争,对于西汉后来大国崛起、称霸东方世界的情景来说,其意义好比南北战争对于美国的意义。

七国之乱的直接影响,就是汉帝国趁机对各路诸侯采取了打压政策,甚至株连极广,不只是参加叛乱的诸侯遭到了严惩,那些曾经与吴楚勾连,在叛乱过程里观望的诸侯,也都遭到了追查甚至清算。比如在七国之乱中临阵变卦的齐王刘将闾,原本他在叛乱爆发时临阵倒戈,对于汉帝国平定整个叛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因为他毕竟参加了吴楚的同谋,因此功不抵罪,最后还是落下了自杀谢罪的下场。至于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了楚国得到保存,另立楚王之外,其他的诸侯国,皆被汉帝国改成中央直接掌控的地区,这就意味着汉帝国正式确立了对诸侯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即使是得到保留的诸侯国,其实力也大大缩水,原来拥有的地方军权大多被中央收回,赋税收取也被中央派驻的官员掌握,而晁错生前力主的削藩政策,也继续大力推广起来。就在七国之乱结束后不久,在战乱中持观望态度的燕王和城阳王,就被削去了大片土地,特别是燕王原来所有的辽西地区,被划成了汉帝国的直属郡县,正是这个郡县的获得,使得汉帝国从东到西,建立了防御匈奴的完整阵线,后来的汉匈战争中,汉军收复河套草原以及夺取河西走廊的战争里,辽西郡都起到了对匈奴主力的牵制作用。

在七国之乱之后,各个诸侯国的处境,可谓是又穷又弱。在“穷”上,原本诸侯国拥有的赋税权,被大部分收归中央,各个诸侯国只能在自己的领地里,收取少量的租税,也就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诸侯国原本有的“治民权”,也被汉朝中央政府收回,各个诸侯国内负责行政的丞相,由原先的由诸侯国自己委任,变成了汉帝国直接委派,这样就把诸侯国治下的百姓,完全掌控在汉帝国自己的手里。另外各个诸侯国内俸禄400石以上的官员,任免权也完全收归中央,诸侯国内部的行政权力从此名存实亡,所谓的诸侯,其实已经变成了汉帝国直接掌控的郡县。到了汉景帝晚期,汉帝国直接掌控的郡县,已经由他在位初期的15个,变成了此时的44个,诸侯国占有的郡县,已经下降到了15个,诸侯对于中央的威胁,可以说不复存在。一个统一中央集权的汉帝国,从此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之后汉武帝反击匈奴,也因此有了底气。


第七章 “独尊儒术”奠基人

西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在西汉王朝正式奠定了它的主流地位。但儒家文化正统地位的确立,是在汉武帝在位时期,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儒家文化其实是“靠边站”的,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这70多年里不管皇位如何变化,汉帝国始终遵循的是黄老学说至上的国策。直到汉武帝时期,依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才有了儒家的一家独大。

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儒家也不是一天独大的,儒家从靠边站逐渐发展到主流,是西汉建国后一代代儒生努力的结果。其中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就是西汉初期杰出的大儒叔孙通。

【一】

说到叔孙通,不得不说说西汉建国初期儒家的生存状态,就一个字:惨!

秦始皇时期著名的“焚书坑儒”,打击的对象主要就是儒家文化。随后的秦末农民战争中,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生产力遭到了沉重破坏,为了恢复生产、繁荣经济,以与民休息为主体的道家文化,自然更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这时期的中国,虽然名义上是封建社会,但是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形态并未建立。从西汉初期的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开始,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实还是一个利益分配平衡的松散邦联,包括贵为天子的汉朝皇帝,其威权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我们从刘邦时期“白马盟”等事件上可以看出,连封个区区的诸侯王,都需要功臣皇室进行盟约,这时候的中央集权,其实还处于比较弱的形态。

在这样的形态下,出于利益平衡分布,以及恢复经济的需要,儒家文化并不受待见。比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其本人开始是非常厌恶儒生的,早期打天下的时候,就曾作出了羞辱儒生的事情。虽然他的身边也有许多的儒生谋士,但对于靠黄老学说建国的西汉来说,儒家,其实长期以来都处于次要地位。毫不夸张地说,从西汉建国到文景之治,是儒家学派的重新拓荒期。

汉初大儒叔孙通,就是这个拓荒期里,儒家最为杰出的人物。西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其实就是由他所奠定。

叔孙通,又名叔孙阿,山东枣庄人,生年不详,出身于儒家文化昌隆的齐地,他叱咤风云的壮年时代,正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高潮期。

所谓乱世出英雄,秦末农民战争时期是乱世,也是各路英雄大显身手的舞台,而叱咤其中的叔孙通,在这段岁月里得到的评价只有一个——鄙视。

被鄙视的原因,是很多的。比如他跟过的人很多,自身难保的秦二世,做傀儡的楚怀王熊心,殒命山东的项梁,横刀自刎的项羽,但凡是有点权的,折腾出点动静的,曾经说了算的,他都跟过。等到跟着刘邦混的时候,已经成了出名的有奶就是娘的人物。

有奶就是娘也就算了,关键是此人做人很有问题,又是出了名的“扫把星”。比如他跟着秦二世混的时候,秦二世问大家现在全国局面怎么样?大家纷纷进言,有说农民起义四起的,有说天下大乱的,唯独叔孙通识相,张口就唱赞歌,热情讴歌秦二世的英明统治,颂扬全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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