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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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理由是担心陷入北匈奴合围，大多数不明敌情的汉军也同意这么做，况且被围困这么久，谁知道这股汉军是生是死呢？关键时刻，军中一个曾给耿恭做过警卫员的小吏范羌站了出来，他反对就此班师，自请带2000兵马援救，在他的坚持下，汉军主力部队给他留下2000人马后，慌不迭地拔马南撤了。带着这股骑兵部队，范羌翻山越岭，终于赶到了疏勒城，成功击溃了匈奴的围城部队，两支汉军会师之后，当场“涕泪交流”。此后经过数日跋涉，范羌护送着这支英雄部队回到中原，进入汉地后，耿恭部原先的2000汉军，此时竟然只剩下13人，美国人的《拯救大兵瑞恩》，是斯皮尔伯格的艺术加工，中国军人的“拯救大兵耿恭”，却是铁血中华壮怀激烈的事实。

【二】

在西域的争夺战里，北匈奴再次获得了暂时的胜利，接着，却是永远的失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匈奴势力的持续衰微，恰恰是在从东汉手中重夺回西域之后，衰微的原因，是天灾。

在北匈奴重新占有西域的公元75年，西域即遭遇了“极端天气”，之后连续8年，西域每年春天都干旱，冬天极度酷寒，甚至是轮番的暴风雪灾害。老天爷似乎也在成全放弃西域的汉帝国。

这样的极端天气，对北匈奴的打击无疑是极其沉重的，特别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他们，牛羊牲畜被大量冻死，衣食无着，想压榨西域诸国，可归附他们的西域各国，也各个穷得叮当响，甚至不少人开始怀念起了汉帝国。汉帝国在时，一旦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发大量的米粮赈灾，视西域国民为自己的子民，但北匈奴却视他们为奴隶，内外交困之下，北匈奴更是众叛亲离，为了弥补“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失，北匈奴不惜血本，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开始长途奔袭，意图劫掠汉地，可这招不幸失算，他们先想劫掠辽东，没想到东部草原住着的，是已经成为汉帝国子民的鲜卑人、乌桓人，想劫掠东汉的河北、山西、陕西各地，没想到南部草原住着的，是被他们赶走的南匈奴人，想劫掠河西走廊，这里早有汉朝精锐的河西军枕戈待旦。连番的侵扰，最终都以惨败而告终。众叛亲离的北匈奴，离末日也越来越近了。

这时期汉帝国看似和北匈奴无关紧要的一场政治变动，也加速了北匈奴末日的到来。公元88年四月，一直对开疆拓土没有兴趣的汉章帝病故，其四子刘肇即位，就是东汉历史上的汉和帝。刘肇本来是不具备即位资格的，但他被汉章帝的皇后窦氏收为养子，符合了中原王朝“立嫡不立长”的皇位传承制度，即位也就顺理成章。此时的刘肇只有9岁，恐怕连匈奴在哪里还搞不清楚。这时候的国家大权，落在了其养母窦太后手里，窦太后所倚重的权臣，就是一贯主张对匈奴实行强硬政策的主战派人物——大将军窦宪。他是窦太后的兄长，也是此时汉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他的掌权，标志着汉帝国对匈奴的打击，将进入最后的总攻阶段。

在当时的东汉政坛，比起早年的外戚窦固，窦宪是一个极其嚣张跋扈的人，汉章帝在位的时候，他就因为侵夺公主的土地，差点被汉章帝拉出去砍了。权倾朝野之后，窦宪更是目中无人，甚至到了睚眦必报的程度，先前得罪过他的人，都要找个理由报复回来。但这个人也是个打仗的好手，特别是新近掌权，当然要通过战功来立威，打击的对象，就是北匈奴。对窦宪来说，想要压服朝野的反对派，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消灭苟延残喘的北匈奴。

所以公元88年，汉帝国再次讨论对北匈奴的用兵问题，军方的将领们都主张出兵，但文臣们却坚决反对，特别是司徒袁安集合了一帮文臣，反复上书反对，理由也是当年的那几条，对蛮夷不用追杀，赶跑就行了，打仗就要花钱，当然他们更担心的问题是，连续的对外战争，会造成军人集团势力的坐大，外戚势力的膨胀，这样文臣们的日子，就相当的不好过了。

但窦太后是不管他们是否好过的，打仗能给窦宪立威，也就意味着能给窦家外戚集团立威，再说北匈奴已到了晚期，如此泼天大功，自然不能放弃。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窦宪统帅大军，与南匈奴合兵，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大举反击战。是年六月，汉军出朔方，与北匈奴军在涿山激战，一举打破之，随后一路追杀，直杀到今天内蒙古杭爱山下，一路仅招降俘虏北匈奴就有20万人。这次出兵是对北匈奴毁灭性的打击，得意洋洋的窦宪也分外高兴，在杭爱山勒石记功而还，可谓对当年封狼居胥的霍去病有样学样。这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就是后来宋朝名臣范仲淹心向往之的“勒燕然山”。

燕然山之战对北匈奴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当时北匈奴的整个人口不过几十万人，一场厮杀连投降带被俘，北匈奴几乎损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口，这场打击的灾难性，甚至超过了西汉时期卫青霍去病的漠北之战，和东汉的战争确实不能再继续了。东汉方面，先前反对出兵的司徒袁安，在窦宪获胜后，火速提出了招降的建议，认为这将是一劳永逸解决匈奴问题的好机会。依照袁安的建议，汉朝派梁讽等人为使者，去北匈奴藏匿的巴尔喀什湖地区招降，在梁讽的劝说下，穷途末路的北匈奴单于最终动心了，他们准备效仿南匈奴，彻底向汉朝投降。如果此举成行的话，恐怕后来匈奴骑兵肆虐欧洲的大战，也就不会存在了。

意外偏偏在这时候发生了，招降的事情，文臣们很高兴，太后很高兴，北匈奴也很高兴，唯独窦宪不高兴，在他看来，这分明是在和他抢功。同时南匈奴也不高兴，南匈奴和北匈奴是死仇，在他们眼里，部落矛盾永远大于民族矛盾。于是，窦宪和南匈奴单于一拍即合，干脆趁着北匈奴接受招降，疏于防范的机会，再打一次大规模进攻，一劳永逸解决北匈奴问题。公元90年七月，汉军与南匈奴两路夹攻，杀入了北匈奴的王庭，疏于防范的北匈奴大军顿时崩溃，匈奴单于的老婆阏氏以及1万5千多人被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使梁讽和班固，此时就奔走在奉命册封北匈奴的路上，他们到达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地死尸。

从此以后，北匈奴战不能战，降也不能降，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就是西迁了。公元91年二月，窦宪再次出兵，在金微山（阿尔泰山）包围北匈奴残部，俘虏了单于的母亲，单于则率领几千人突围北逃。这是汉匈战争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自此以后，北匈奴开始了悲壮的西迁之路，绕过咸海，向遥远的西方迁徙而去，在伏尔加河流域定居下来，成为4世纪前叶活动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匈人的祖先，或许在那里继续圆已经在大漠之上破碎的重建匈奴帝国的美梦。一个多世纪后他们出现在欧洲，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第二十五章　汉匈战争的“副作用”——鼠疫

同样是一座荒凉的古城，同样曾经有一个闪亮而伟大的名字——定襄。

就是这个定襄，矗立在蒙古草原茫茫荒漠里的定襄，汉军来过，匈奴军来过，唐军来过，卫青来过，李靖来过，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刀光血影的争锋岁月里，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样担负着围墙的责任，在浩浩史册里，它的名号比云中还要响亮。漠北之战，奇袭阴山，汉家赫赫的武功都为这座荒凉的小城所吞吐，千载之后的我们，依旧呼吸着有关它的骄傲。

而被我们埋在心里的，是有关它的悲伤，那被千年史家掩埋掉的悲伤。

所有的悲伤，起于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那个在无数有关汉朝的电视剧里，让今天的中国人骄傲不已的年份。

那年的全国形势真叫一片大好，桑弘羊的新政搞得如火如荼，铁制农具在全国普遍推广，粮食产量再创新高。长城外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远程追击作战取得了空前全胜，卫青在漠北打败匈奴单于主力，霍去病大破匈奴左贤王，直追到匈奴人祭天的狼居胥山，两场空前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匈奴人的有生力量，历经数十年的汉匈大战天平，终于彻底倾斜在汉朝这边。这是欢乐的一年，胜利的一年，付出了巨大战争伤亡的汉朝，终于可以举起胜利的酒杯。

定襄，是当时汉朝最有资格举起酒杯的，它是汉军北伐匈奴的跳板，汉军的历次远征，都是由定襄出发，也是由定襄归国。它承担着汉军远征的后勤保障和物资供应等方面的诸多责任，像一个默默无闻的妻子，在辛苦的奉献中熬白了发丝。而今万里长征人已还，勇士、战马、将军，早已投入到定襄温暖的怀抱，在鲜花与掌声间，品味着凯旋的喜悦，一如那一年全中国的光景一样。

封赏，庆祝，葡萄美酒夜光杯，美得很，却无人料到，伴随着北伐大军的回师，一颗颗沉默的哑弹，也已悄然埋进了定襄疲惫的躯体，引爆之日，将是一场持续中国数百年的天崩地裂。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当朝野上下已然沉浸在不世边功的喜悦里时，一封来自定襄的加急奏章，让所有的歌舞戛然而止，定襄瘟疫！

瘟疫，如暴风雨一般的瘟疫，如飓风一样吹灭万家灯火的大瘟疫，如洪水一样，从森严的军营蔓延到都市乡村的大瘟疫，如幽灵一样，刹那间夺去无数人年轻生命的可怕瘟疫。患病者大多高热致喘，短时间内气绝而死，而所有接触过患者的人，也都会离奇的感染病毒，死亡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定襄蔓延，很快又如墨滴在宣纸上化开一般，短时间内，将黑色的恐怖扩散到全国。

这种瘟疫，医学上称为草原鼠疫病，中医将其称为伤寒，而在西方历史上，它有一个死神一般的名字——黑死病。

制造死神的罪魁祸首，就是肆虐汉朝边庭数十年的匈奴人，为了对抗汉朝的自卫反击，在战场上讨不到便宜的情况下，他们使用了最为极端的方法，将感染了草原瘟疫的牲畜，放在河流水源边，引诱远征的汉军前来喝水，或者是将患病的牲畜，送到汉朝的边城下。这种方法，他们之前曾零星的用过，公元前119年汉朝规模空前的大北伐，给匈奴人施展细菌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那些感染瘟疫的汉军凯旋后，瘟疫爆发，在他们的落脚点——定襄迅速的传播，蔓延到全国。

这是一场灾难。

彼时的中医，并没有特别好的对付伤寒的办法，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疾病，中药，望闻问切，保守疗法，统统束手无策，久经考验的医生们，只能坐视无数人喘息，痛苦地死去，坐视着那比牙买加人跑接力还要迅速的瘟疫传染。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元气未复的躯体，又横遭瘟疫的打击，自然是雪上加霜。于是，冷冰冰的史册上留下了无数的记录：山东大疫，关中大疫，河北大疫……

而定襄，正是这场大瘟疫最初的爆发点，在人类第一场细菌战面前，定襄首先承受了惨痛的损失。从汉朝浩如烟海的奏章里翻出定襄地方官的奏报，清晰地写着定襄人口“十之去八”，而医学上公认的第一个大规模爆发瘟疫的地点，就是定襄。

这场大瘟疫，如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只手，强硬地改变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深信瘟疫来自匈奴巫师的“蛊毒施法”，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匈奴蛊术的憎恨与恐惧，到达了顶点。正因如此，汉武帝在偏信了“太子蛊案”后，才会用极端的方法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无助的老百姓不知道该怎样拯救自己，瘟疫面前，政府不靠谱，医生不靠谱，孔夫子不靠谱，我们该信谁？

所以道教、佛教，乃至各种光怪陆离的宗教，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瘟疫中告诉大家：我才是你的救星。中国人的信仰，受到剧烈的冲击。

伴随瘟疫而起的，是社会矛盾的激化，无数百姓的家破人亡，然后是民乱，暴动，极左时代管这些统统叫“农民起义”，然而这种自己人杀自己人的运动，不是进步，是悲剧。

最直接告诉我们悲剧的，是中国的人口数字，汉匈战争开始前，中国的人口到达了历史的最高顶点6000万人，然而到汉武帝过世前，天下却已“户口减半”，除去战争中直接战死的军人，这场细菌战使中国在30年间丧失的人口，仍然高达千万之巨，穿过麻木的史册，延绵至今，仍然足够骇人听闻。

然后就是汉武帝去世，去世前发《轮台诏》，减轻民众负担，停止对匈奴的战争。之后，就是昭君出塞，汉匈通好，再之后东汉建立，匈奴西逃，边关烽火暂息。

然而瘟疫，还是瘟疫，如一只睡睡醒醒的怪兽，不眠不休，依旧折磨着中华大地。

伤寒病的特点，就是爆发的周期性，每隔50年左右，就要持续性的爆发，更可怕的是，每次爆发，都要产生新的病变，这周期性的折腾，从汉开始到南北朝，百年间始终未停。一个很触目惊心的数字就是中国的人口，直到600多年后的隋文帝时代，才恢复到6000万人，勉强达到了文景盛世时代的数字，这600年间，除去战乱，就是瘟疫的肆虐。与瘟疫相关的，就是暴乱、杀戮，宗教如雨后春笋一般的传播。

××地大疫，简单的几个字，今天很少有人想到，这是历史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场考验，恰如几百年之后，相同的瘟疫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三的人口一样，在那600年间，它也在折磨着我们。

可是我们终于经受住了这个折磨，当许多拜服在神灵面前的老百姓们企图从神灵那里获得帮助的时候，也有一些不相信命运的人，他们只相信，一定能够找到化解这场灾难的钥匙。

钥匙找到了，只有一个字：治！

在这场灾难面前，中华民族的智慧再次启动，许多聪明人，在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中，在不死不休的求索里，找到了战胜伤寒的办法，留下了一批又一批光辉的巨著。他们的贡献，今天还在余荫着我们。

比如东汉的名医张仲景，在他的记录中，他的家族有三分之二的人感染了瘟疫，而伤寒病患者，更是高达其中的百分之七十，一句“家家有僵死之痛，户户有哀号之声”，掩卷追思，至今让人泪满衣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