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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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刘表只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刘表还有另一条路：东征东吴。

虽然东吴在后来成为“三国”之一，但是在刘表生活的年代，东吴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如果刘表能够占有江南，凭借江南和荆州两地的兵马，即使不能统一北方，也完全可以构筑坚固的正面防线，把长江沿岸连成一片。如果这一步成功的话，刘表至少有足够的能力和北方划江而治，就像后来的东晋一样。特别是在曹操与袁绍相持不下的时候，正好是刘表扩张势力的最好机会，刘表却放弃了，他只是想严守边境，结果强大起来的曹操，在击败了老对手袁绍后，转头就给了刘表致命一击。

相较于之前的“用人用其长”，后来的刘表在用人上有很多失误，虽然他手下英雄云集，但许多都和他分道扬镳，还有一些虽和他合作，却面和心不合。我们前面说过，刘表从起家到发家，用人上不看出身，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用人不看出身的刘表，这时却走入了另一个误区——看关系。他重用的大多数人才，无论出身怎样，都有一个共同点：和他有裙带关系。荆州的人才，要想得到刘表的赏识，要么要和他有亲戚关系，要么就要走他的亲戚们，尤其是他的外戚蔡家的路子，否则是很难得到任用的。刘表的性格也有猜忌的一面，他的猜忌和曹操不同，曹操有时候好卸磨杀驴，刘表更甚，基本是磨没卸，就把“驴”给杀了。比如荆州名士刘望之，因为一次进谏时言语上的冲突，就被刘表当场杀害。到他统治的后期，荆州的人才纷纷活动，要么投奔北方，要么转投西南，很少有为刘表所用的。这样的局面下，刘表又能支撑多久呢！

刘表最大的悲剧，就像王夫之说的，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儒生出身。他可以是一个合格的演员、歌手，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家都需要头脑，反观刘表，其笼络的贵族却大大缩水，可见其驭人之道。

公元207年，一生扑在工作上的刘表，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他的死，对汉帝国是一个沉重打击。这时候，统一北方的曹操已经大举南下，刘表病重期间，曹操势如破竹收拾荆州的土地。刘表苦心维持近20年的荆州，就这么结束了。当年繁华的局面，在之后荆州的战乱中几乎全部被毁，唯一例外的，就是他开创的荆州学，之后两千年，它一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朵奇葩。


第三章　欧洲最景仰的中国医生

所谓“乱世出英雄”，东汉末年至整个三国，是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的乱世，而且各个阶层都有。从横扫天下的帝王，到走街串巷的医生，名垂青史的人物一抓一大把，几乎每一个在这个时代有“出镜率”的人物，在后来的历史中，都会被演义成一段传说。直到今天，说起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即使是对历史最不熟悉的朋友，也可以如数家珍。

但是，如果要问海外的西方人，特别是那些对西方中世纪的苦难有深切了解的人，许多人也许会不约而同地说出一个答案：张仲景，一个这个年代里的中国医生。

说医生，特别是东汉末年到三国的医生，在中国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莫过于华佗先生了。正史中的记载，外加野史中的八卦，让这位老人家成了历代中国人公认的“神医”，甚至成了形容医生医术高明的代名词。若纯粹以医学成就论，知名度不如华佗的张仲景，其成就丝毫不在华佗之下，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医学成就，已经超越了国界，拯救了东西方的人类。在中国的历史书中，身为医生的他，有一个前无古人的崇高称号：医圣。

之所以有此地位，原因只有一个：比起华佗药到病除，可治百病的神话，张仲景不是神话，而是一个事实。他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攻克绝症——鼠疫的人。

张仲景，生于公元150年的东汉时代，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医生是个低贱的职业。张仲景出身不差，在汉朝，他的家族是世代官宦大族，到他这一代虽然中落了，可依然还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张宗汉曾在东汉做过地方官，张仲景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按照他父亲的设想，张仲景应当刻苦读书，将来谋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可放到张仲景身上，这样的人生理想却“跑偏”了，张仲景最感兴趣的书，是医书，最大的愿望，是做个好医生。

说起张仲景这个选择，现代人都说他很“伟大”，但封建社会的史家们，却有很多说他匪夷所思，一个上流社会的子弟，非要去做身份低微的医生，放在谁身上都是“奇闻”。张仲景之所以如此，按照很多史料的说法，是因为他在家中藏书中，读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典故，对扁鹊非常佩服，做医生的愿望从此开始萌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小时候曾经生过一场大病，甚至差点因此丧命，幸亏他生活的南阳郡有一个名医张伯祖，经他的诊治，才算把小张仲景从鬼门关上给拉了回来。痊愈之后的张仲景，从11岁开始跟随张伯祖学医，历经数年终成大器。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记录在张仲景后来的著作《伤寒杂病论》中，他在序言里写道自己家族中有十分之七的人，都死于这种叫伤寒的病，而在他所生活的南阳郡，东汉时期更是伤寒瘟疫的重灾区。从小到大，耳闻目睹了这种疾病带来的灾难，也因此萌生了战胜这种灾难的愿望。

说到“伤寒”这种病毒，后人既熟悉又陌生，也有人把这种病简单地说成感冒，但是在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时代，伤寒是一种意味着死亡的不治之症，在欧洲它有一个更恐怖的名字——黑死病。伤寒并非起源于中原地区，而是来自北方蒙古草原，在西医里，它又被称为草原鼠疫病，简称叫鼠疫。说到这种疾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千年的历史中不胜枚举，比如在中世纪西方大规模的鼠疫灾难中，整个西欧四分之三的人口死亡，以至于它有了一个别名黑死病。在西欧之前，东汉时代的中国，也在遭受同样的灾难。

鼠疫的传入，起于西汉和匈奴帝国的战争，这种发端于北方草原的疾病，因为持续的战争被带入了中原汉地。早期的中医，对这种疾病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从西汉武帝时代开始，这种疾病就周而复始地在中原地区爆发，特别是每当有战争、饥荒、地震等自然灾害出现的时候，这种疾病更会大规模地爆发。根据现代许多西方地质学家的研究，公元2世纪左右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一段“地质活动活跃期”，活跃的结果，就是从东汉中期开始频繁发生地震。而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地震知识，每次大规模的地震等灾害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瘟疫，在当时，鼠疫就是其中的主角。如此一来周而复始，给整个中华民族，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仅仅以人口论，西汉中期，中国人口曾经达到了创纪录的6000万人，但是从此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人口一直没有恢复到这个数字，直到举世闻名的唐朝“开元盛世”时期，才真正超越了这个记录。其中原因，除了持久的战乱之外，就是循环爆发的瘟疫。这样的情况，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人类文明中毁于瘟疫的不在少数，而这时期鼠疫的破坏，也一次比一次加剧。

这时期的张仲景，开始了自己的学医之路。他的老师张伯祖，是个非常称职的老师，不但教他医术，更常年带他在外行医。张仲景本人也勤于学习，医术进步很快，当时张仲景的一个同乡就断定张仲景的身上没有官宦之气，外加他才思敏捷，思虑周密，只要静下心来研究医术，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医生。事实也照着他的预想进行，20出头的时候，张仲景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张伯祖开始让他独自行医，在病人的评价里，他这时候的医术，已经追上了他的恩师。

但是被认为不适合做官的张仲景，在他学医的关键时期，却不得不暂时放下学医去做官了，原因，还是来自张仲景家庭的压力。张家世代为官，张仲景的几个兄弟死于疾病，张仲景的父亲，希望张仲景能入朝为官。在父亲的反复教训下，张仲景为了“孝道”，最后屈从于家族的压力，东汉灵帝在位的时候，张仲景参加了“孝廉”考试。东汉的举孝廉制度，被举孝廉的人都有官做，但需要参加考试来考核能力。张仲景的考试成绩不差，因此成了长沙太守。可张仲景却把太守一职，做成了一个医生，他到长沙之后，除了忙碌公务之外，其他时间就是研究医术和看病。那时候的长沙，属于“烟瘴之地”，即疾病多发的地区，当地经济落后，瘟疫横行。张仲景到长沙后，就接连赶上当地的瘟疫，作为太守，张仲景主动配药，并且在衙门门口熬好药汤，义务分发给老百姓。到了后来，他干脆在当地的衙门里坐堂，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当地的百姓都可以到衙门求医，这种行医方法，也让他有了个绰号：坐堂医生。

张仲景医术的精进，就是在他任职长沙期间，除了因为长年行医的经验外，他还认识了许多当地的名医，对能够帮助自己的名医，他都虚心求教。比如当地著名的神医“王神仙”，在治疗毒疮上有建树，他就不顾路途遥远，跑到其居住的襄阳去求教。进入公元3世纪后，北方的内战越演越烈，张仲景的官当不成了，他开始撰写自己医学生涯里最重要的著作——《伤寒杂病论》。这是他经过几十年行医，总结出的治疗伤寒疾病的办法，在整个中国中医历史中，这是第一部真正找到攻克伤寒疾病方法的书。

这套书的写作地点，是岭南地区，辞官以后的张仲景，长期生活在这里。中原的战火当时并没有波及到岭南，这也让他有了比较稳定的写作环境。后来，他又完成了《辩伤寒》十卷。他一生著作甚多，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伤寒疾病的研究，连后来挣扎在黑死病中的欧洲也受益匪浅。欧洲最早的治疗黑死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到过中国的阿拉伯人，翻译过来的《伤寒杂病论》一书。欧洲学者李约瑟曾赞叹说：“他是一个拯救了欧洲命运的人。”

张仲景在其撰著的《伤寒杂病论》中，首创辨证论治临床诊疗体系，这是中医学的一次伟大的划时代变革，对后世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张仲景是传统中医学的奠基人。

当代医家以及史学家在论及张仲景对祖国医学这一重大贡献时，总是强调这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给人以水到渠成之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时代背景和张仲景的个人因素。

论及张仲景写出《伤寒杂病论》的时代因素，原因很简单，每个人都不能脱离时代而孤立存在，正所谓时代孕育伟人。张仲景所处的时代对其创作既有有利的方面，又有不利的方面。

首先，春秋战国至秦汉中医学发展很快，中医名家辈出，战国时的扁鹊（秦越人），西汉时的仓公（淳于意），与张仲景同时代的华佗，都可谓是“妙手回春”之士。众多的名医为中医学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黄帝内经》的问世，也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初具规模。与此同时，中医的诊断方法、治疗手段、药物种类都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这一切都为张仲景创作《伤寒杂病论》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基础。

其次，由于张仲景的士人身份，东汉儒学的发展与士人的特征也是对其影响较大的因素。西汉儒学以今文经学为主，其治经的主旨是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到了东汉，古文经学逐渐抬头，强调考据、训诂，讲究严格的推理过程。这种学术流派的变化为学术研究从随意向严谨过渡提供了条件，而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是自然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东汉的儒士与西汉的儒士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汉儒士重学问、轻品德，追求功名利禄，东汉的儒士崇尚节义，忠君爱民，这直接影响了士人的政治表现。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所言“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再者，张仲景所处地区社会条件相对优越，是其成就的必备条件。南阳郡是光武帝刘秀的“龙兴之地”，在东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郡治宛城是东汉“三都”之一，从经济上说又是工商业的“五都”之一。张衡的《南都赋》形象地说明了宛城和南阳郡的繁华，这种优越的社会环境为张仲景的成就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最后，东汉儒学分为两派，“北学”以郑玄为代表，以深芜著称；“南学”则以司马徽、宋忠以及其学生李仁、尹默、王肃为代表，是以约简见长。“南学”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较紧密，不但有利于政治变革，还有利于士人投身其他学科，学习他技。如李仁除了儒学之外，“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物皆教思焉”，荆州治学特点秉承“南学”，这也是一个影响张仲景的重要因素。

以上提到的都是有利于张仲景治学的条件，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因素的不利方面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汉末战乱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南阳郡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就成为董卓、孙坚、袁术、刘表四大军阀争夺的对象。南阳郡遭到战乱的极大破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这一地区的真实写照，这战乱的环境必将大大影响张仲景对医学的研究工作。

其二，在社会思想领域，东汉时期神秘主义大为泛滥，春秋战国时发展的理性主义精神在此时大受冲击。汉末政治黑暗、社会经济崩溃使人们的思想空虚无助，此时各种神秘主义思想都纷纷出现：儒学开始了宗教化的过程，道家思想结合阴阳家思想和民间巫术形成原始道教，西汉末传入的佛教也大为盛行，求仙、拜佛、信巫、占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社会思潮直接冲击了医学实践，首先由于天命论的影响，导致人们对相术和占卜的迷信，使人们得病后“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最终不治。其次是原始道教的流行对医学的冲击，汉末太平道、五斗米道盛行，前者“施丹符、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