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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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说过：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末由荡涤，新治末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满清，反对共和政体，
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
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
不小心，我们就可召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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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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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拳匪之乱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满清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这种观察是很有根据的。甲午以前，因为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我国海军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
新的军舰。甲午以后，一则因为西太后与光绪争权，二则因为满清的亲贵以为维新就是汉人得势，满人失权，西太后和亲责就煽动全国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我
们固不能说满人都是守旧的，汉人都是维新的，因为汉人之中思想腐旧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满人居领袖地位，他们一言一动的影响大，而他们中间守旧的成分实
在居大多数。并且他们反对维新，就是藉以排汉，所以庚子以后，满清虽逐渐推行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不认他们是有诚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时候，她就下诏变法。以后在辛丑到甲辰那四年内，她裁汰了好几个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
满、汉通婚。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在乙巳年（1905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调整时期。
丙午（1906）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机关有内阁、军机处、六部、九卿。所谓九卿，多半是无用的衙门。六部采用委员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
一，满、汉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责任不专，遇事推诿。并且自道、咸以后，各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核机关，本身几全不举办事务。军机处是前清中央政府最
得力的机关，原是内阁分出来的一个委员会，实际辅佐皇帝处理大政的。自军机处在雍正年间成立以后，内阁变成一种装饰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军机处，此外
设立十一部，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这种改革虽不完满，比旧制实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书发表以后，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所以这种改革，不但未和缓汉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运动的力量。
丁末年（1907年）满清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谘议局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戊申年，满清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立
宪时期。如果真要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满清全不信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说满清不过藉预备之名搁置立宪。
满清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宣统继位，其父载沣作摄政王的时候，第一条命令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满清自取灭亡吗？
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的图以武力推倒满清的政权。丙午年，同盟会的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在浏阳和萍
乡起事。他们的宣言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满清，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的目标。不幸失败了。同时还有许多革命党员秘密的在武昌及南京的新军中运动革命，清廷简直是防不胜防。
这时日本政府应满清的请求，强迫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民、汪精卫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中心。他们在丁未年好几次在潮州、惠州、
钦州、廉州及镇南关各处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归失败。同时江、浙人所组织的光复会也极活动。丁未年五月，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此事牵
连了他的同志秋谨，两人终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带安徽新军一部分突破安庆。他虽失败了，他的行动表示长江一带的新军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丁未、戊申两年既受了这许多的挫折，同盟会的多数领袖主张革命策略应该变更。胡汉民当时说过；“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
革命军亦断不可起。”汪精卫反对此说，他相信革命志士固应有恒德，“担负重任，积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但是有些应该有烈德，“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种”。他和黄复生秘密的进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后事不成被捕下狱。这是庚戌宣统二年的事情。
汪精卫独行其烈德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黄兴、赵声正在南洋向华侨募捐，想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向满清进攻。这是汪精卫所谓恒德。他们于庚戌年十一月
在摈榔屿定计划，先占广州，然后北伐，“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定了计划以后，他们分途归国。次年辛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
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们的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的脑际。
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最为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
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
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满清已丧失人心，就是行
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原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同盟会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广东，但自黄花岗失败以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就想利用长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他们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特
别注重长江中游之两湖。那时湖北新军中的蒋翊武组织文学社于武昌，借以推动革命。在湖南活动的焦达峰及在湖北活动的孙武和居正另外组织共进会。这两个团体
虽有同盟会的会员参加，并不是同盟会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颇有磨擦。经谭人凤调和以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始合作。
同盟会的首领原来想在长江一带应该有好几年的预备工作，然后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湖南争路的风潮扩大以后，他们就决定在辛亥年〔宣统三年，1911年）秋天起事。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卒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徵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
逃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据。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作革命的都督。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
生激烈的战争。满清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
满清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不会生效的。袁世凯替清室谋得的不过是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却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满清，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满清打倒了以后，我们固然扫除了一种民族复兴的障碍，但是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
各种障碍对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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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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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的民国有民国必须具备的条件吗？当然没有。在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的争权绝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内战。军队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总
服从政府，不问主政者属于那一党派。却是民国初年，在我们这里，军权就是政权。辛亥的秋天，满清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政。正因为当时全国最精的北洋军队是忠于袁世凯的。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所以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与这个原故有关。我们以先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我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了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朗，所以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卫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如不
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之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工商界及学界的人何以不起来反对军阀呢？他们在专制政权下作了几千年的顺民，不知道什么是民权，忽然要他们起来作国家的主人翁，好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要在海洋的大波涛之中去游泳，势非淹死不可。知识阶级的人好像应该能作新国民的模范，其实也不尽然。第一，他们的知识都偏于文字方面，古书愈读的多，思想就愈腐旧，愈糊涂。留学生分散到各国各校各学派，回国以后，他们把万国的学说都带回来了，五花八门，彼此争辩，于是军阀的割据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第二，中国的读书人素以作官为惟一的出路。民国以来，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小朝廷愈多，他们作官的机会就愈多。所以知识阶级不但不能制止军阀，有的时候反助纣为虐。
那末，我们在民国初年绝对没有方法引国家上轨道吗？有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早已知道满清不是中国复兴惟一的障碍。其他如
国民程度之低劣，国民经济之困难，军队之缺乏主义认识，这些他都顾虑到了。所以，他把建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但是时人不信他，因为他们
不了解他的思想。他们以为满清是我们惟一的障碍，满清扫除了，中国就可以从几千年的专制一跃而达到宪政。这样，他们正替军阀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古人所谓“欲速则不达”。在民国初年，不但一般人不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同盟会的会员了解的也很少。中山先生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作他的后盾。至于革命更谈不到。当时军队的政治认识仅限于排满一点，此外都是些封建思想和习惯，只能够作反动者的工具。中山先生既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和健全的革命军帮他推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他就毅然决然让位与袁世凯，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能不为大恶，同时他自己以在野的资格努力造党和建设。
假使我民族不是遇着帝国主义压迫的空前大难关，以一个曹操、司马懿之流的袁世凯当国主，树立一个新朝代，那我们也可马虎下去了。但是我们在20世纪所需
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大政客。在他的任内，他借
了一批大外债，用暗杀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敌宋教仁，扩充了北洋军队的势力，与日本订了民国4年的条约，最后听了一群小人的话，幻想称帝。等到他于民国5年6
月6日死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件于国有益、于已有光的事情。
袁死了以后，靠利禄结合的北洋军队当然四分五裂了。大小军阀遍地皆是，他们混打了十年，他们都是些小袁世凯。到了民国15年的夏季，中国的政治地图分割
到什么样子呢？第一，东北四省和河北、山东属于北洋军阀奉系的巨头张作霖，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算是中华民国的元首。第二，长江下游的江、浙、皖、闽、赣
五省是北洋军阀直系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氏原来是吴佩孚的部下，不过到了民国l5年，孙氏已羽翼丰满，不再居吴佩孚之下了。第三，湖北同河南仍属于直系巨头
曾拥戴曹琨为总统的吴佩孚。第四，山西仍属于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独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