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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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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下游作战的时候，太平军和湘军、淮军都竞买洋枪。李鸿章设大本营于上海，与外人往来最多，认识西洋文化亦比较深切。他的部下还有英国军官戈登（Gordon）统带的长胜军。他到了上海不满一年，就写信给曾国藩说：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权，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
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
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虑心忍辱，学得西人一
二秘法，期有增益。……苦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
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1864年），他又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
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
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
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
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
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
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
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
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
年英人虚声恫揭，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
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
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
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
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
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权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
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
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
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
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
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
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
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第一，李鸿章认定我国到了19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那一国变的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的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此也，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最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作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么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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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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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的事业颇多，我先择其要者列表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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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 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律。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设立同文馆于北京。是为中国新学的起始。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托总税司赫德（Robert Hart）购买炮舰，聘请英国
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
同治二年 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同治四年 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同治五年 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
同治九年 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同治十一年 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同年 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 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二年 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学习造船和驾船。
光绪六年 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光绪七年 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
光绪八年 李鸿章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光绪十一年 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光绪十三年 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 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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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全盘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故军事建设最多。但我们如仔细研究就知道国防的近代化牵连甚多。近代化的军队第一需要近代化的军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两个机械制造厂的设立，那两个厂实际大部分是兵工厂。第二，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材去驾使，所以设武备学堂，和派遣军官出洋留学。第三．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厂和电报局的设立，及铁路的建筑。第四，新式的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生产来负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
增加收入。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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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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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我们试先研究领袖们的短处。
恭亲王奕（讠斤）、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除李鸿章以外，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战败以后，他的建设事业已经过去了。这种人能毅然决然推行新事业就了不得，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谅的。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外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我们可以拿李鸿章的事
业作例子。
李鸿章于同治九年（一千八百七十年）起始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为当时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对付外人，又因为他比较勇于任事，而且他的淮军是全国最近代化最得力的军队。所以从同治九年到光绪二十年的中、日战争，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国防的建设全在他手里。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国能战胜日本海军，无论日本陆军如何强，不能进攻高丽，更不能为害中国。那末，李鸿章办海军第一个困难是经费。经费所以困难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的财政制度，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是中古式的。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十足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室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同治死了以后，没有继嗣，于是西太后选了一个小孩子作皇帝，年号光绪，而实权还不是在西太后手里？等到光绪快要成年亲政的时候，光绪和他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怕西太后不愿意把政权交出来，醇亲王定计重修颐和园，一则表示光绪对西太后的孝敬，一则使西太后沉于游乐就不干政了。重修颐和园的经费很大，无法筹备，醇亲王乃请李鸿章设法。李氏不敢得罪醇亲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后，只好把建筑海军的款子移作重修颐和园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战以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没有添订过一只新船。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这种事情是不能发生的。
在李鸿章所主持之机关中并没有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审计制度。就是在极廉洁极严谨的领袖之下，没有良好的制度，贪污尚且无法杜绝，何况李氏本人就不廉洁呢？在海军办军需的人经手的款项既多，发财的机会就更大。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船上的炮虽比日本的大，但炮弹不够，并且子弹所装的不尽是火药。外商与官吏狼狈为奸，私人发了财，国事就败坏了。
李鸿章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幼稚也是他的事业失败的原故之一。北洋海军初成立的时候，他请了英国海军有经验的军官作总教官和副司令。光绪十年左右，中国海军纪律很严。操练很勤，技术的进步很快，那时中国的海军是很有希望的。后来李鸿章误听人言，辞退英国海军的军官而聘请德国陆军骑兵的军官来作海军的总教官，以后我国的海军的技术反而退步。并且李鸿章所用的海军总司令是个全不知海军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军带马队的，他作海军的领袖当然只能误事，不能成事。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占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日本的海军占第十一位。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为战略战术不如人。
北洋海军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强事业莫不如此。总之，同治、光绪年间的自强运动所以不能救国，不是因为路线错了，是因为领袖人物还不够新，所以不能彻底。
但是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定要给他们更大的阻碍。他们所行的那种不彻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对，若再进一步，反对一定更大。譬如铁路：光绪六年（一千八百八十年）李鸿章、刘铭传奏请建筑，到了光绪二十年还只建筑天津附近的一小段。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相信修铁路就破坏风水。又譬如科学：同治五年（1866年）恭亲王在同文馆添设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作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员作学生。他的理想是很充足的。他说买外国轮船枪炮不过一时权宜之计，治本的办法在于自己制造。但是要自己制造，非有科学的人才不可，所以他请外国人来教中国青年学生科学。他又说：
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
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其焉？今不
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
遂可雪其耻乎？
他虽说的名正言顺，但还有人反对。当时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学士倭仁就大声疾呼的反对说：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
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
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
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
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
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恭亲王愤慨极了，他回答说：
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
策，可以制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
后，竭其捣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胃，
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
敢信。
倭仁不过是守旧的糊涂虫，但是当时的士大夫居然听了他的话，不去投考同文馆的科学班。
同治、光绪年间的社会，如何反对新人新政，我们从郭嵩焘的命运可以更加看得清楚。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样，并无持别。但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有了那次经验，他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他的觉悟还比恭亲王诸人的更深刻。据他的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自守而又独立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杀传教士。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称赞士大夫的正气，郭嵩焘则斥责沈氏顽固。郭氏作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的人像以先广州人，不许外国人进城，他不顾一切，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许外国人进城。光绪元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秘密在云南缅甸边境上把英国使馆的翻译官杀了，郭嵩焘当即上奏弹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他在西欧的时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辏г酥髯艘桓倍宰勇钏�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辏г说娜占腔顾担骸昂先酥脸苡胛椤！惫造獬鍪沽侥昃突毓恕；毓氖焙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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