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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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首先对李健侯多年的苦心经营表示赞赏，并热情地邀请李健侯来延安一游。毛泽东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此书的不足之处，即作者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却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李自成起义的根源与意义进行分析，“此书赞美李自成的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作了肯定，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两千年来农民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是陕北人民的骄傲。在信的最后，毛泽东提出了此书的修改意见：“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李鼎铭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即转给身在米脂的李健侯。李健侯看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还奖给了他二百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当了边区的参议员。

1947年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李健侯依附国民党军队，出任米脂军政联合督察处主任（实为临时县长）。后随胡军南撤，建国后定居西安。

毛泽东没有忘记第一个给李自成立传的李健侯。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便亲自建议陕西省人民政府录用李健侯为省文史馆研究员，为其修改《永昌演义》创造条件。可惜天不假年，此书刚开始修改，作者即不幸逝世，徒留遗憾。

李健侯的《永昌演义》写得非常精彩，作者对李自成的兴起、失败，明朝的覆灭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作过一番考据，情节颇多曲折，故事引人入胜，读后令人酣畅淋漓。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李健侯的飞扬的文采，这里仅举一例说明之，如书末第四十回有一首七律诗：“英雄一代赴飘萍，大块空留百战身。捣碎乾坤惊日月，踏翻宇宙走雷霆。时来作恶天还怕，远去看经佛不灵。事业尽随流水去，禅房梦醒夹山青。”

1984年，《永昌演义》由新华出版社，以作者李建侯的别名李宝忠为名出版发行。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6节：陶行知：六个字挽救了许多生命

陶行知：六个字挽救了许多生命

大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燕子矶写下的“想一想，死不得”警示牌，使无数欲在此轻生的人打消了投江的念头，挽回了许多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这六个字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力量，更彰显了文化的张力。

燕子矶位于南京城区东北郊的长江边上，是幕府山东延之余脉，有“天下第一矶”之称。陡峭的山崖兀立江畔，三面临江（只有南面与江岸毗连），壁立千仞，宛若展翅欲飞的矫燕，故名“燕子矶”。立于矶顶远眺，视野开阔，长江一泻千里，江帆点点。江边怪石险峻，突入江心，在矶上俯视更见矶下惊涛拍岸、江水汹涌澎湃。巨浪翻滚，漩涡一个挨一个。湍急的江流拍打着赤褐色的悬崖石壁，江风卷起的大浪一波接一波地向矶底的崖石撞去，化做万千水花，尤为壮观。

矶，即水边突出的岩石或石滩。燕子矶与安徽采石矶、湖南岳阳的城陵矶并称为长江三大矶。燕子矶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便是重要的长江渡口和军事重地，更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矶”。这里历来是文人墨客临江抒怀的胜地。据刘继兴考证，李白、史可法等名流都曾在此饮酒赋诗，而清初康熙、乾隆二帝下江南时，也都曾泊舟在此。矶顶现有御碑亭一座，亭中石碑正面刻着清乾隆帝所书“燕子矶”三个大字；“燕矶夕照”早在明末清初时就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

这样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竟然曾经是个著名的“自杀胜地”，曾是一处令人胆寒心碎的“鬼门关”。南京数百年来曾流传一句俗语：“燕子矶的肉包子，一两（仰）一个。”意思是说在燕子矶跳崖坠江自杀者多。据资料记载，过去数百年间，燕子矶发生的跳崖自杀悲剧多得无法统计。也许是见得多了；人们渐渐麻木、漠然，习以为常，以致人的生命像“肉包子”般无足轻重。终于，1927年，有一个人走来了，他平心静气但又痛心疾首地说了句：“想一想，死不得。”声音不大，却如黄钟大吕震醒世人，从鬼门关口拉回了许多正在走向死亡的生命。这个人，就是大教育家陶行知。

1927年，陶行知来到南京燕子矶畔的晓庄乡，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一天，他听到人们谈论，燕子矶下又浮起了一具女尸，并且是个学生。他极感不安，立即到学校木工场找来块木牌，在上面写了劝谕轻生者的话：“想一想，死不得。”大字下边还写了几行小字：“人生为一大事来，当做一件大事去。你年富力强，有国当救，有民当爱，岂可轻生？死有重于泰山，或有轻于鸿毛，与其投江而死，何如从事乡村教育为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同胞努力而死！”陶行知把木牌竖立在燕子矶头，又委托一位在附近开茶馆的朋友多留心，看见有人在矶头徘徊要赶快上前劝说。此后，不少来到这儿打算自杀的人，看了木牌，听了劝说，“想一想”后，真觉得“死不得”，终于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文革”期间，两位被打成“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不堪忍受凌辱，一起来到燕子矶，准备终结生命，但陶行知先生的劝诫碑拦阻了他们，他们咬牙坚持活了过来，终于盼到了云开日出。1980年，时年八十八岁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子展先生回忆说：“我在南京上大学时得了胃溃疡。一次我正在读书，一阵阵剧痛袭来，简直使我要发疯了，便无可奈何地来到燕子矶，想跳江了却一生。我抬头望去，只见木牌上写着‘想一想，死不得’，我猛醒，终于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简单朴实的六个字，居然挽救了许多生命，可谓功莫大焉。阅尽人间风雨的燕子矶如今依然守望着长江，当年陶行知立的木牌因岁月沧桑已不复存在，我们现在见到的是后人复立的石碑，但上面镌刻着六个大字“想一想，死不得”，依然是陶行知先生的手迹。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37节：遁入空门的两大风流才子

人世几回伤往事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李叔同

遁入空门的两大风流才子

苏曼殊与李叔同是近代史上两位充满神秘色彩的旷世奇才，在文学艺术领域内都有很深的造诣：苏曼殊的诗清新隽永，有“灵界诗翁”之称；其画被柳亚子赞为“千秋绝笔”；其颇具红楼笔意的《断鸿零雁记》开中国近现代文学自叙体小说之先河；其译作有拜伦的诗集和雨果的《悲惨世界》（未译完），他与林纾、严复一道被推为20世纪初三大翻译家……

李叔同则是我国引进西洋油画的第一人；其组建的“春柳社”，是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其金石作品集《李颅印谱》让世人叹为观止；他与萧友梅、赵元任、黄自一道被认为是我国近代音乐的四大拓荒者；他于20世纪初创办的《音乐小杂志》，是我国第一份传播西方音乐的刊物；他填词的歌曲《送别》一直传唱到今天，“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早已成为经典歌曲，几乎人人耳熟能详。

他们两人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风华绝代，风流倜傥，在情场上更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颇有古代大文人寄情诗酒声色的遗风。然而，令所有大吃一惊的是，这两位才华横溢的旷世风流才子，却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遁入空门，皈依青灯古佛，令多少人为之感慨欷？。

苏曼殊与李叔同的初交是在1907年的上海，两人同为南社成员。那时李叔同任《太平洋报》副刊主编，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就是在该报发表的。这篇抒家国之情、写身世之恨的自叙体小说深深地打动了李叔同。当他得知作者比自己还小四岁时，就更加佩服这位孤愤的爱国诗僧了。

据史料记载，李叔同的一位友人在李未剃度时曾对他说：“曼殊一出家，你们这些开伤感主义风气之先的文人就更认定人生是悲剧，是苦空无常。”由此可见，李叔同的出家是受苏曼殊影响的。1918年6月，在苏曼殊死后的第十七天，有“浪漫艺术家”之称的李叔同自称“尘缘已尽”，在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后以他的杰出才华使失传多年的南山律宗再度兴起，被尊为第十一代世祖，号弘一大师。

那么，这两位旷世风流才子为何先后都遁入空门呢？

笔者认为；苏曼殊与李叔同生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上出现了宗教复兴的风潮，他俩的遁世近佛是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影响下的自然选择。

其次，他俩都有着不幸的身世。苏曼殊的父亲身为茶行买办，有一妻三妾，而苏曼殊却是父亲与家中所雇的日本女佣所生。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是天津著名的银行家，李叔同是父亲与其第五房姨太太所生。正是不堪回首的身世，使他俩时时感到身为苦本，四大非我。

理想抱负的破灭，是他俩遁入空门的主要原因。苏曼殊与李叔同早年都参加了同盟会，对民主革命一腔热血并为之四处奔波，苏曼殊还因之数遭通缉。李叔同也曾写下了欢呼革命的《满江红》：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然而当他们看到辛亥革命的灰色结局与故人挚友的背叛变节时，他们彻底失望了。眼看着中国的苦难无休无止，咏黄花、叹世道不足以排遣心中的积郁，于是便遁世，去佛那里寻求去妄归真的另一个世界了。滚滚长江东逝水，造化无情，岁月之河中徒留刘继兴追抚前贤的一声叹息，长太息以掩涕兮！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38节：民国奇人张静江为何被称为“现代吕不韦”

民国奇人张静江为何被称为“现代吕不韦”

在民国史上，有这么一位功高盖世、人送外号“现代吕不韦”的奇人：不仅是二十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其一生在商场创造了现代中国的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创办西湖博览会……）而且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中华第一奇人”；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陈果夫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毛泽东称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

他就是民国富商、政坛元老张静江，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张静江（1876—1950），名增澄，字静江，又名人杰，号印光，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其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均为丝商巨贾，个性又都开朗豪爽、冒险进取、热心公益，人杰（张静江的名）自幼受熏陶”，两人对张静江一生的影响很大。张静江自小爱打抱不平，当时被大人们称为“小侠”。这个少年侠客在一次冲进火海救人时被严重烧伤，虽然大难不死，但落下终生残疾，髋骨摔折，股骨断裂，走路一跛一跛的。但这丝毫未改他的豪侠性格。

1902年，钦差大臣孙宝琦奉命出使法国，身边缺一个机敏能干的商务随员。有人引荐张静江，孙宝琦大为赏识。张静江在巴黎独资经商，开办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并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巴黎许多服装客商都赶来同他谈生意，希望通过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商界奇人”打开中法商路。这个身体残疾的中国早期商务随员，就这样在清末民初担当了出国开拓商务的领路人。他在法国还参与创办世界社，创刊《新世纪》周报，宣传各国革命壮举。

张静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吕不韦”，是因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者蒋介石，都是他不惜代价一手支持起来的。没有他的仗义疏财，就没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没有他的鼎力相助，就没有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与大权在握。

不惜重金捐助革命，多次解孙中山革命经费缺乏的燃眉之急。

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之后便成为终身挚友，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资助款。

孙中山与张静江初遇时，张静江就对孙中山说：“您就是实行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吗？久闻先生大名了，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这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赚了些钱，很希望能对君的事业提供竭尽全力之帮助。”

短短的航程中，孙中山与张静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上岸后两人揖别，张静江给孙中山留下了地址，并约定了日后互通电报进行联络的暗号。他对孙中山说，你今后若有困难，在给我的电报中以ABCDE为数码，A为法郎一万元，B为两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我一接到你的电报，立即将款子给你汇去。

在革命与亡命的生涯中，孙中山见到太多太多口惠而实不至的“支持者”。况且，要真正拿金钱赞助革命，须要有一种毁家纾难的精神，张静江能够实行吗？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以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

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张静江不但率先参加同盟会，还动员兄长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亲朋好友参加了这个秘密组织，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将在巴黎等驻外分公司发展为同盟会的“隐蔽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