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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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四十五年：大陆生活四十五年，台湾被囚四十五年

1901年至1946年：张学良在大陆生活了四十五年。自离开大陆后，有生之年再未返回大陆一次。

1946年至1991年：张学良在台湾这四十五年里，没有离开台湾岛一步。直到1991年去美国探亲，张学良才算走出台湾。他于1995年开始侨居美国，2001年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病逝，结束了其命运多舛而又颇为传奇的一生。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60节：“曹三傻子”是如何当上民国总统的

“曹三傻子”是如何当上民国总统的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曹锟年轻时，曾是保定府街头的布贩子，小本生意，一年下来也赚不了几个辛苦钱。他为人相当厚道，乐于助人，只要有人要他帮忙，力气出多少都心甘情愿，一帮到底，只要给他管饭就行，人送外号“曹三傻子”。就是这么一个很不起眼的人，后来居然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一路飙升，直至当上了民国总统。

在民国历任总统中，曹锟确实是素质最低的一个。他并没有什么本事，之所以能平步青云，靠的是与生俱来的“两厚一福”。

一是憨厚。曹锟从小脸皮厚，憨厚写在曹锟脸上，更体现在他的日常行为中，“曹三傻子”的外号，并不是说他真傻，主要是言其憨厚，容易被人利用与捉弄。参加袁世凯的小站新军时，憨厚与实在帮了曹锟的大忙。小站新军，当时是大清国最先进的新式军队，招兵按曾国藩练湘军时的规矩，不招城里人，只要那些乡下土得掉渣的农民。按说，曹锟这种城里的无业游民，是新军特别不愿意招的，可是他的傻劲救了他。因为看起来，这个来自保定府的矮胖子比农民还要憨厚。曹三傻子进了军营，如鱼得水。傻子厚道，肯出力，不偷奸耍滑，而且认死理，对长官绝对服从，让干啥干啥，从来不讲价钱。自然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广泛认可。

二是脸皮厚。曹锟以前混迹于保定街头时，脸皮就相当厚。只要看见人家请客，不管是谁请谁，只要其中有他认识的，进去一屁股坐下就吃。一次，曹锟蹭了一顿酒饭，多喝了几杯，出门撞上一家娶媳妇，曹锟死活非要掀人家轿帘，看看新娘子的模样。这下坏了事，人家是当地有势力的，当场就要揍人送官，幸好几个闲人拉住曹锟走得快，才没被拿住。回到家，酒醒了之后，曹锟越想越害怕，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溜了。去哪儿呢？正赶上袁世凯小站练兵，他投军去了。曹锟因厚脸皮而闯祸，没想到却因祸得福，从此进入了军界，命运出现了大转机。脸皮厚在军营里变成了优点——长官和同僚怎么拿他开心，甚至无端地羞辱，他都坦然接受，连一点不高兴都看不出来。在那个时代，中国军队的带兵官，大概都喜欢这种性格的士兵，于是，曹三傻子很快得到了长官的赏识，北洋军官学堂招生，傻子被推荐了上去。待到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的时候，这个当年保定街头的曹三傻子，已经是北洋军嫡系主力第三师的师长了。

三是福将。曹锟是个特别符合传说中“福将”特征的人——胖胖的，憨厚，脾气特好。军界的人多少都有点迷信，碰上福将，就是草包也得用。人家曹锟还是有福气，运气好，当师长之前，没有多少仗可打，等到有仗打的时候，主要是吴佩孚给他顶着，南打也赢，北战也胜。袁世凯死后，曹锟在军阀混战中越混越好，越混越大，最后在1922年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后，控制了北京政府，他居然做了民国总统，而且是实权总统。

可笑的是，曹三傻子做总统也是傻做法。1923年6月直系军阀把黎元洪逼下台，曹锟采纳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五千元支票。为了筹集贿选经费，他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一百七十县分大中小级，每县筹借一万元到三万元不等。他用搜刮来的一千三百万余元，收买了一批国会议员。1923年10月5日，曹锟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0月10日，曹锟由保定入京，粉墨登场。结果被一向视民主政治为神圣的西方人骂为“猪仔总统”。曹锟贿选开了近代选举作弊之先河，是民国政坛的一大丑闻。

谁知好景不长，总统的宝座还没坐热，曹锟的厄运便来了。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曹锟被软禁。1926年4月获释。后奔河南投靠吴佩孚。1927年2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即将抵达河南时，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多次请曹锟出任伪组织头目，但曹锟始终予以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1938年5月，曹锟病死于天津，终年七十六岁。6月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61节：章太炎捧杜月笙臭脚使国学蒙羞

章太炎捧杜月笙臭脚使国学蒙羞

近现代学人中，能真正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寥若晨星，而章太炎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位。鲁迅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这样评价章太炎：“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

鲁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曹聚仁……这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无不在文化史册上熠熠闪光，他们全是章太炎的弟子！作为一代国学宗师的章太炎非常之清狂。1903年，章太炎主笔《苏报》，倡言革命。在一文中，他写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呼当今圣上之名，且斥其无能，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按照刑律，则属杀头之罪。正因此故，章入狱西牢，受尽折磨。也由于此事，章在读书人中之声望日隆。章太炎在民国骂孙中山，骂袁世凯，骂蒋介石，骂汪精卫，骂吴稚晖。骂得他们个个恼羞成怒，咬牙切齿。但介于章太炎名气太大声望太高，他们只能忍声吞气。

然而就是这位狂气十足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却与上海滩流氓大亨杜月笙建起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并以自己的如椽巨笔极尽阿谀之能事。这不仅是章太炎无法抹去的人生污点，更是国学的悲哀！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章太炎晚年居住苏州讲学，经济并不宽裕，但名声很大。有一次，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侄儿，与一位颇有身份与背景的人发生房屋纠纷，相持不下，就请章太炎帮忙。章太炎虽是名满中华的革命元老与国学大师，但是在只认权势与金钱的上海租界里却是无能为力的，无奈之中忽然想到杜月笙是法租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只得放下名流学者的架子，亲笔写去一封信，请杜帮忙。

杜月笙见信后，心中大喜，他正想结交这位名士呢，于是竭尽全力为章太炎侄儿排难解纷。问题解决后，杜月笙又专程去苏州拜访章太炎，借口是向章报告他调解房屋纠纷的经过与结果。章太炎热诚接待，相见甚欢。杜月笙在临告辞前，还悄悄将早准备好的一张两千银圆的钱庄庄票压于章宅茶几上的一只茶杯底下。既给章太炎送了一笔厚礼，又顾全了章的面子。章太炎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有古豪侠之风。

自此以后，两人开始深交。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太炎送钱，接济章的生活；章不仅为杜做事，而且常常讲杜的好话，甚至还以一代国学大师的身份，用古色古香的文句为杜月笙修订了家谱。他根据杜月笙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微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名人之后。有了章大师的珍贵笔墨，杜月笙顿感身价倍增，并于1931年无限风光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得此高雅的名号，杜月笙自然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章太炎的这段经历被看成一个污点，有人指责他“傍黑”；而章氏后人并不认同，称章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在法租界和人争房产的侄子，言下之意是章太炎为杜月笙改名和修家谱不是得了好处之后的投桃报李。但无论如何，身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不该如此去摧眉折腰事黑帮——力捧杜月笙之臭脚，令非常注重气节的国学斯文扫地！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62节：毛泽东笔下的两大文化汉奸（1）

毛泽东笔下的两大文化汉奸

1944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内中一段：“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己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

重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文化人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毛泽东的这段文字首次在国统区公开发表，两大文化汉奸立刻在全国名声大噪，被进步人士所共同鄙夷与唾弃。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生于1885年，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他于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的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群星灿烂，有两颗星最璀璨：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以他哥俩为代表的京派与海派对峙，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俨然是北方文坛盟主。刘继兴考证，1934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当时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沈尹默等）均争相唱和。鲁迅曾评价这一势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君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但由此可见周作人其时在中国文化界的显赫地位。不过，真正能和鲁迅极尽阳刚之气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涩回甘、外柔内刚的小品文。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苍老遒劲的地步。西有长庚，东有启明。在中国现在文学史上，会稽周氏兄弟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未正经进过什么专门语言学校，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梵文，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识，对科举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县考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灼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鲁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国介绍的当时中国著名作家中，第一个就是周作人。鲁迅临去世时，枕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步入歧途，居留在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从此戴上了文化汉奸的“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的污点。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4月15日国内的《庸报》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他的这些丑行令人匪夷所思，国人也永远无法原谅他。

抗战胜利后，群众对惩处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本人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傅斯年当即挥毫泼墨，在回复中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1945年12月6日，即周作人饮罢最后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的小品，又“闻巷中驴鸣”的第四天，他就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刑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绝响。

1949年出狱后，周作人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