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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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审问记录）季诺维也夫和　加米涅夫说过：　“光砍倒大树是不够的，必须把这棵大树旁的所有小树都砍　光。”他们想借杀害领导人造成的惊慌夺取政权。　　　　　　对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行动由德赖采尔负责。他吸收了前托洛茨基分子、　红军军官·施密特和库兹米切夫。穆拉奇科夫期基供认：　　　　　　　“1934年中期，德赖采尔向我报告说，他准备同时杀害伏罗希洛夫，施　密特·德米特里应为此作好准备。预定由他或者在伏罗希洛夫做述职报告时，　或者在伏罗希洛夫将要参加的例行演习的时候，将他杀死。”　（穆拉奇科夫　斯基，1936年　7　月　19—20　日审问记录）另一个刺杀伏罗希洛夫的恐怖小组　由莫·卢里耶领导，小组成员纳坦·卢里耶供认：　　　　　　　“我应当承认，由我率领的恐怖战斗小组，从1932年秋到　1933年底积　极进行了对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行动的准备。我们计划在伏龙芝　大街革命军事委员会大楼地区跟踪和杀害伏罗希洛夫，为此目的我们在这—　区域观察了一年。”　（纳·卢里耶，1936年　7　月21　日审问记录）H　·埃斯特　曼负责组织对卡冈诺维奇的恐怖行动。他准备组织人马，趁卡冈诺维奇视察　卡冈诺维奇制革厂时下手。他向莫斯科恐怖中心的领导人之一德赖采尔报告　了预谋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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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奥尔忠尼启则的刺杀由纳坦·卢里耶负责。他准备在奥尔忠尼启则视　察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时下手。对日丹诺夫、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的谋杀　由托—季中心领导下的地方恐怖小组负责。　　　　　　在中央　7　月的秘密信中，还列举了阴谋恐怖分子依靠外国特务机构进行　恐怖活动的供词。莫·卢里那与德国的盖世太保有联系。托洛茨基和季诺维　也夫知道莫·卢里耶和奥利别尔格等与盖世太保的关系并支持他们利用这种　关系。此外，阴谋恐怖分子在准备行动时，任意盗窃国家资财。　　　　　　信的　“结论”部分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匪帮，面对苏联党和政府　的成就，提不出任何可以说得上是政治纲领的东西来，只好露出了与人民为　敌的面目，并把恐怖手段作为夺取政权的唯一手段。因为他们是阴谋集团，　无法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目标，于是，　“两面派”成为他们与党和人民的关　系的特色，加米涅夫在被秘密审讯时对如何在两面派的掩盖下通过恐怖手段　取得政权，作了明确的说明：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不止一次。对于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　的首领们上台执政的问题，我们预先设计了两种方案。　　　　　　　“第一种也是我们觉得最现实的方案是：实施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后，　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中会产生混乱，他们将会和我们这些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集团的首领们，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进行谈判。　　　　　　　“我们的根据是，在这样的谈判中，我和季诺维也夫将会在党和国家中　占据领导地位，因为在斯大林领导期间，我们通过自己的两面派政策毕竟达　到了使党原谅了我们的错误，使我们回到了党内，而我，季诺维也夫和托洛　茨基，我们参加恐怖活动的事情，对党和国家来说将成为秘密。　　　　　　　“第二种夺取政权的方案，也是我们觉得不太可靠的方案是：实施对斯　大林的恐怖行动后，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中会出现犹豫动摇和组织涣散的状　况。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领导人将能利用这种混乱状况，迫使剩　下的党的领导人让我们参政或者强迫他们把位置让给我们。　　　　　　　“托洛茨基的出现和积极参加夺权斗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此外，我们认为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组织新政府同样将有右派分　子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参加。”⑦　（加米涅夫，1936年　7　月23—24　日审问记录）这样，中央的信通过伪造罪行，并将它强加于社会，把反对派　成员打成了敌人。他们成了秘密信的结尾部分所说的　“苏维埃政权的最凶恶　的敌人”，　“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成为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和革命者的主　要斗争对象，即　“人民的敌人”。罗伯斯庇尔曾说过，谁不赞成革命谁就是　敌人。　“人民的敌人”的用语，表面上看来是因袭了这位法国大革命领导人　的话，实际上二者所指根本不同。罗伯斯庇尔建立了革命民主专政，把不正　当地聚敛财产的人和专制官僚看作敌人。斯大林则把不同意和可能不同意他　的观点的人都看作敌人。关于　“人民的敌人”的含义，当时贝利亚常在会议　上谈到，并说他是传达斯大林的观点。他说：　“人民的敌人不仅是进行破坏　的人，而且还有怀疑党的正确路线的人。而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　因此我们应当把他们消灭　”⑧在秘密信的制作中，不能不看到斯大林的作　用。斯大林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该信需要他的同意和签发，而且表现在该信直　接贯彻和体现了斯大林的意志。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封信称作　“斯大林致　各地党组织的秘密信”，也是完全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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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　7　月底，叶若夫将这封信的草稿呈交斯大林后，斯大林亲手作了　许多修正和补充。草稿的题目是　《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　革命团体的恐怖活动》，斯大林把它改为　《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　命集团的恐怖活动》。　“团体”变成了组织严密的“集团”，罪行的程度因　此也提高了。在草稿的第二页上有一句话：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　米涅夫团体的反革命白匪式的卑鄙活动的全部事实还未彻底查清。”斯大林　把它改为：　“季诺维也夫分子反革命白匪式的卑鄙活动的全部事实还未彻底　查清，同样，托洛茨基分子在杀害基洛夫同志案件中的作用也还没有彻底查　清。”斯大林这里的具体修改寓意是深刻的。它预示着后来所谓的托洛茨基　　“后备中心”的揭发。在草稿第二页上斯大林加上了一句话：“同样认定，　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实施其恐怖行动时是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直接勾结　在一起的。”⑨在草稿的第四页上的一句话：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　米涅夫反革命团体的联合中心，把杀害斯大林同志作为自己基本的和主要的　任务”，被斯大林改成：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联合中心，　把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　夫、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同志，作为自己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⑩从而强　调了这个联合中心的反党反苏维埃政权的性质。　　　　　　中央的信把反对派成员的供词和相互揭发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确实描绘　出一个完整的阴谋恐怖组织。这个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行动。尽管可以　作为确实的行动的只有杀害基洛夫一件事，尽管中央的信中没有举出一件犯　罪的物证，但是，对于不了解秘密审讯过程，不了解　“托—季联合中心”的　制作过程，不注意物证在审案中的地位，对党中央怀有朴素的信任的广大党　员和群众来说，这样的信确实具有极大的蒙蔽和欺骗作用。这种作用因各级　组织的宣传和贯彻而成倍地膨胀。而这正好是下达信件的人所要达到的目　的。　　　　　　另外，中央的信还通过被告的口供，似乎是顺便实则是寓意险恶地点到　了右倾反对派领袖、军队中的阴谋集团和尚未暴露的托洛茨基分子，预示了　将来的更大规模的镇压，给人们的思想以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仅表现在　党的地方组织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办事，把一切反对派分子以及支持甚至同　情反对派的人列为打击或怀疑对象，而且表现在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中央的指　示办事，保持所谓高度的警惕性，去怀疑和揭发周围的人，而不敢坚持真理、　正义和事实，甚至不敢保持沉默，至少也须人云亦云。于是，各地又掀起了　一股告密的邪风。1914年入党的女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克谢尼娅·帕夫洛　夫娜·丘季诺娃，1936年3　月当选为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党委书记。区委　委员中有许多有名的党的干部，比如M　·乌里扬诺娃、B　·明仁斯卡娅、Л·热　姆丘任娜等。丘季诺娃后来回忆当时党组织的思想和精神状况时说：　“每天　上午，各区的党委书记都去见莫斯科州委书记尼·赫鲁晓夫。他告诉我们，　他前一天得到的斯大林的指示。其中，重点常常是提高警惕性，加强反对人　民的敌人的斗争。有时候，卡冈诺维奇也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11）科泽　尔斯克区党委第一书记向州党委写了一封举报信，举报了许多本地的居民，　还把他在以前工作岗位上遇到的人都列为怀疑对象。每谈到一个人，他都写　上，此人可能至今未被揭发出来。告密的人中不仅有盲目信任中央指示的，　胆小怕事人云亦云的，也有挟嫌报复和希图立功而向上爬的。由于这样的告　密风，苏维埃敌人的数量急剧增多。许多诚实的人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一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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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怀疑和打击的对象，心中并不相信，但是他总习惯于这样想：或许别的　地方暗藏的敌人确实比较多。这种政治、组织和思想状况，为以后群众性的　大清洗和大恐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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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起诉书　　　　　　1936年　8　月　11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达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反苏联合中心”进行开庭审判的命令。宣布这一命令意味着侦讯结束。但是，　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让侦讯材料与被告见面，尽管侦讯从　1936　年　1　月　5　日开始到1936年8　月10　日止已进行了7个多月。中央通过对“托—季中心”　开庭审判的命令，恢复了公开审判的作法，并且重新允许辩护人出庭，被告　被判决之后三天之内可以上诉。这一决定部分地改变了　1934年　12月1　日基　洛夫被害的当天中央作出的决定。它的目的是使被告心存上诉和宽恕的希　望，从而有助于　“老实”交待，与侦查员和法庭合作，同时它有助于平息那　些对秘密审判不满的情绪，因为秘密审判的作法缺乏起码的法制原则；它还　有助于免除人们对公开审判的戒心。人们出于对列宁党的信任，往往从好的　方面去理解上述决定，而没有看到这一决定的虚伪性质。甚至在侦查员中也　有这种诚心诚意相信上述决定的人。捷尔—瓦加尼扬的侦查员鲍里斯·别尔　曼认为这一决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法庭不会作出死刑　判决。因此，他真诚地劝说捷尔—瓦加尼扬投降。　　　　　　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预先并没有经过党中央委员会的讨论，甚至没有经　过政治局的讨论。因此，这一决定除了对于极少数人以外，对全党包括普通　党员直到中央委员和一些政治局委员都是一个突然行动，一个被迫予以接受　的既成事实。起诉书的性质也是这样。既然法律机构，包括法院、内务部、　检察院和新成立的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实际工作，都不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　人民委员会的真正领导下进行的，而是在政治局中的极少数人操纵下进行　的，那么，起诉书便只能是贯彻这极少数人的意志，而不可能反映人民的意　志，贯彻法律的精神和规定。因此，起诉书只会是罗列内务部通过刑讯等手　段得到的假供，把这样的假供作为罪证，给被告加上一大堆耸人听闻的罪名。　由于内务部通过长期的秘密审讯已经取得相当数量的供词，由于总检察长维　辛斯基遵循法律服从政治的原则，这样的起诉书是不难出笼的。　　　　　　起诉书是　1936年8　月15　日公布的。从内容上看，起诉书基本上全部照　抄中央　7　月29　日的秘密信。由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B　·乌尔里赫提前拟就　的判决书也是以中央的秘密信为依据的。中央秘密信中关于托洛茨基分子与　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联合、关于杀害基洛夫、关于组织恐怖集团及针对党和政　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关于“托—季联合中心”成立于1932年并且一直活动　到　1936年等结论，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至起诉书和判决书之中。　　　　　　起诉书是由维辛斯基起草的。起诉书的第一稿是在中央秘密信发出后立　即拟定的。1936年8　月7　日，当“托—季联合中心”的侦讯工作还未结束时，　维辛斯基就奉斯大林之命，将起诉书的第一稿呈送斯大林，其中提到被告共　12人。斯大林在审阅时，将季诺维也夫、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巴卡耶夫谈及自　己在党内的革命经历的内容勾掉了。此外，斯大林还作了多处修改。比如，　原稿中的　“　　1934年　12月1　日，按照托洛茨基直接的命令，在联合中心的　直接领导下，基洛夫同志被残酷地杀害”一句，被斯大林改为　“按照季诺维　也夫和托洛茨基直接的命令　　　　　　　　　　　　　　　　　　　”。（12）在草稿的第16页上，斯大林把“卢　里耶”这一姓氏写了两次。　　　　　　维辛斯基立即根据斯大林的修改拟出了起诉书的第二稿。此稿中已不是　12名被告，莫·卢里耶和纳·卢里耶的名字出现了。在第一稿提到莫·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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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时，说他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奉命从德国潜入苏联实施恐怖行动，但他　没有被当作　“联合中心”的被告，而纳·卢里耶根本没有提。这两个卢里耶　是　1932年经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到苏联的，在侦讯中根本没有发现　他们进行反苏活动的证据和材料。可是，在起诉书的第二稿，他们　2　人成了　一些进行恐怖活动的小组的领导人。　　　　　　起诉书的第二稿于　8　月10　日呈送斯大林后，又作了修改。维辛斯基又根　据修改拟出了第三稿。被告的阵营中又加进了叶甫多基莫夫和捷尔—瓦加尼　扬，他们被当作　“联合中心”的领导成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叶甫多基莫　夫于　1936年8　月10　日才开始交待与“联合中心”有关的罪行。而捷尔—瓦　加尼扬在关于公开审判的命令下达后的8　月14　日，又被迫作出补充交待。　　　　　　从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