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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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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罪行。而捷尔—瓦 加尼扬在关于公开审判的命令下达后的8 月14 日，又被迫作出补充交待。 从起诉书出笼的经过可以看出，维辛斯基并不只是轻信内务部制造的案 情材料，并不只是坚持错误的审判学，而是一个知情人，一个制造30 年代冤 假错案的参加者和帮凶。 公开审判的决定和起诉书公布的时间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从形式上 看，这些事关重大的文件的拟定都是由有关法律机构进行的。但每一个关心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政出谁手。为了使普通人们和领导干部包括高 级领导干部对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无法提出异议甚至进行抵制，宣布恢复公 开审判的决定所选择的时机是斯大林等高级领导人纷纷外出度假，不在莫斯 科的时候。国家和政府首脑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也在外地度假。这样做的目的 还为了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宣布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等举动完全是法 律部门的事情，是正常的法律程序。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这一点，至少在表面 上可以起到缓和即将来临的事件的激烈程度和安定人心的作用。 1936年 8 月 15 日，苏联所有的报纸都公布了苏联检察院对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起诉书。被起诉的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 夫、叶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捷尔—瓦加尼扬、穆拉奇科夫 斯基、德赖采尔等原反对派成员。起诉书中说，这些人已完全承认他们暗杀 基洛夫和策划针对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恐怖活动的罪行。根据后来季诺维 也夫在公开审判中的交待，谋害斯大林似乎是准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 表大会期间进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似乎认为，这一行动应导致全世界 的共产党拥护托洛茨基的强大运动。联共 （布）中央领导面对这一强大运动 会惊慌失措，会不可避免地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谈判，请他 们出来领导党。 起诉书是一个相当冗长的文件，其主要内容是列举 “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的罪名，证明种种罪名的各个被告的供词。除了这种相 互证明参加犯罪集团和犯罪的供词外，没有任何如决议、信件、名单、指示、 笔记、日记、传单、现场考查、武器、器材等实物证据。被告的罪名和供词 排在一起，读起来很像逻辑学中的 “同义反复”。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 示的话，可以这样表示：某某被告犯了恐怖活动罪，因为他承认自己犯了恐 怖活动罪，同案其他被告也说他犯了恐怖活动罪。 起诉书在证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反对联共 （布）领导的 策略上向恐怖手段转变时，引用了托洛茨基致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 一封公开信，此信1932年3 月1 日刊登在他们在国外出版的公报上。他们在 这封信中说，必须实现列宁的遗嘱：把斯大林搬开。很显然，这样的话是不 能作为托洛茨基对反对派的指示和国内托洛茨基分子犯罪的证据的。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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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无法禁止跑到国外的流亡者胡说乱写，怎么能为他们的言论负责甚 至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况且，托洛茨基在后来于 1932年 10月15 日发表的 一篇文章中还对他的提法作了解释。他说， “‘将斯大林搬开’的口号并不 意味着将他肉体消灭 ” （13）起诉书中以及后来在审判中，除了上述托洛 茨基的话有据可查之外，关于托洛茨基所下达的实施恐怖行动的命令，就只 有被告的供词了。而被告的供词是内务部刑具的产物，是相互矛盾、站不住 脚和经不起查证的。 起诉书中还说， “托—季联合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对苏联党政领导人 实施恐怖行动。内务部在侦讯中得到大量的供述，说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 高尔基等市以及在红军中建立了许许多多恐怖组织，其目的是杀害斯大林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奉 “联合中心”之命在各地策划恐怖行动。1936年各 地共有 160名这样的恐怖分子被捕和被枪决。现在，苏联法律机构已经查明， 他们被审讯时受到了非人的刑讯和拷打，其中许多人即使受到非人的折磨时 也没有屈服。而且现已查明这些案件都是伪造的，遇害的被告都已被平反昭 雪。 1932—1935年先后侨居苏联的贝尔曼—尤林、弗里茨—达维德、莫·卢 里耶和纳·卢里耶，也被起诉书宣布为被告。他们与 “托—季联合中心”所 谓领导人和主要成员根本没有任何接触，也被搞成了“联合中心”的同案犯。 他们都被指控为受托洛茨基派遣潜入苏联进行恐怖活动，但除了他们的破绽 百出的口供外，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 按照贝尔曼—尤林和弗里茨—达维德的交待，他们在 1933年3 月去苏联 前曾在哥本哈根与托洛茨基会面，后者向他们下达了杀害斯大林的指示。但 是，经过查证，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时的来客登记簿上根本没有这2 人的名 字。 莫·卢里耶交待说，他 1933年3 月离开柏林前得到了托洛茨基关于杀害 斯大林的指示。到莫斯科后，他亲自向纳·卢里耶传达了这一指示。纳·卢 里耶交待说，他计划杀害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翻看一下审 问记录可以看到，莫 ·卢里耶在被秘密审讯时，曾经长时间地拒绝认罪。纳 ·卢 里耶 1936 年 6 月交待说，他 1927—1929年是德共党员，从 1932 年 4 月至 1933年 7 月是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成员，但不赞成恐怖主义的思想。在 1936年 7 月 10 日审讯时，他的调子变了。他交待说，他准备在莫斯科对斯 大林和伏罗希洛夫采取恐怖行动，后来他在车里雅宾斯克当医生时，又准备 对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采取恐怖行动，行动的时机是他们来车里雅宾 斯克拖拉机厂视察的时候。纳·卢里耶还交待说，他曾经5 次携带手枪离开 车里雅宾斯克去莫斯科，希望侥幸碰见哪个党的领导人。最后一次他的手枪 连同皮箱被人偷走。他还交待说，1936年他奉莫·卢里耶之命，试图在列宁 格勒 “五一”游行时杀害日丹诺夫。此举所以未成，是因为他所在游行队伍 离检阅台太远。按照他的交待，他搞了4 年预谋杀害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可 是内务部门居然没有查出他的任何武器弹药和阴谋的蛛丝马迹。起诉书甚至 没有列出逮捕他的凭据。很显然，不是因为发现他有谋杀中央领导人的嫌疑 或行动而逮捕他的，而是逮捕他之后从他口中搞出犯罪的口供，并把口供作 为证据的。 1936年 8 月 15 日，与起诉书公布的同一天，在 《消息报》第二版右上 角登出了一条简短的报道 《在苏联检察院》。它简要地报道了加米涅夫、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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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也夫等已提交法庭审判。当时，全国正在讨论 “斯大林宪法”草案。电 台不断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这样， “人民如此自由地生活”。 《消息报》还刊载了一篇题为《人身的不可侵犯性》的文章，文中指出法官 和检察官应该首先审理案件，然后实行逮捕；还提出允许辩护人出席预审的 问题。文中还提到了1679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布的 “人身保护法”。但是，还 没有对 “托—季联合中心”开庭审判，也就是说还没有判定被告有罪与否， 所有的报纸立即表达了劳动者的愤怒，要求把这些敌人毫不留情地消灭掉。 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学者和文化界人士通过了种种决议，召开了党员大会 和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个人和集体纷纷致信中央，表示忠于斯大林并要求严 惩罪犯。既要人们相信社会主义的法制，又要人民无条件地拥护无视这一法 制的专制。当局的组织和舆论工具就是如此灌输这种双重的道德观念。而人 们呢，很少想到专制与民主法制是否对立。在人们的意识中，法律与永远正 确的 “政府”行为混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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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莫洛托夫头上的阴影 8月15 日公布的起诉书列举了被阴谋集团定为谋害目标的中央领导人的 名字，他们是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柯秀尔、 波斯蒂舍夫和日丹诺夫。这个起诉书在苏联引起了一个不小的震动。因为人 们发现，在阴谋集团预定谋杀的目标中没有苏联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莫洛 托夫。很显然，这决不是起诉书的作者的疏忽。因为，无论是雅哥达、维辛 斯基，还是叶若夫，都没有这种 “疏忽”的权力和胆量。这是一种特意的安 排。而这意味着什么呢？人们不禁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阴谋集团不去 谋杀身居人民委员会主席要职的莫洛托夫呢？为什么他没有被作为谋害目标 列入起诉书中呢？无论前一个问题和后一个问题，都说明莫洛托夫头上笼罩 着浓重的阴影。 公开审判开庭以后，无论是被告的供词还是维辛斯基作为国家公诉人的 发言，在谈到预定要谋害的人的名单时，都没有提莫洛托夫的名字，这再一 次说明莫洛托夫的名字被漏掉并不是什么疏忽。维辛斯基在莫斯科第一次公 开审判的总结发言中说：“对于所有像爱母亲一样全心全意爱祖国的人来说， 那些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国家最天才和最勤奋的缔造者的名字，是最 亲切、贴心和珍贵的，这些人的名字就是：谢尔戈 ·奥尔忠尼启则，克利姆 ·伏 罗希罗夫，拉扎尔·莫伊谢也维奇·卡冈诺维奇，乌克兰布尔什维克的领袖 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以及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日丹诺夫。” （14） 在当时的苏联，以上情况意味着莫洛托夫已不在被保护者之列。当时内务部 的高级官员，后来隐居美国的奥尔洛夫，在 《斯大林罪行秘史》一书中叙述 秘密审判的具体情节后说，是斯大林亲自将莫洛托夫的名字从被告的供词中 划去的。于是，雅哥达命令侦查员们以后不要再把莫洛托夫作为阴谋集团谋 害的对象，并在莫洛托夫外出度假期间对其实行秘密监视。当时，莫洛托夫 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不知作何感想。 莫洛托夫本是一个知识分子，1906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在当时的苏联 领导人中，他算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了。他虽然没有演说家和理论家的才能， 却勤勤恳恳，持成稳重。如果在一个好领袖手下工作，他会成为一个不错的 党政工作者。他是在斯大林时期发迹的。联共 （布）十一大之后，他和古比 雪夫进入了斯大林任总书记的书记处。他因无条件忠于总书记，兢兢业业地 工作和有条不紊地处理卷帙浩繁的公文的能力，得到斯大林的赏识。当然， 主要还是由于他后来紧跟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 哈林和李可夫，被斯大林重用，于 1928 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 年继 去职的李可夫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 年 12 月，莫洛托夫在联共 （布）中 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说： “近几年来，我在列宁最好 的学生斯大林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经受了布尔什维克工作的锻炼。我为此感到 自豪。” （15）冷冰冰，一本正经，好像毫无感情的莫洛托夫一丝不苟地执 行斯大林的任何命令和指示，他 “总是在斯大林的口授下起草决议”。（16） 1930—1931年，莫洛托夫积极推行强制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1932年， 莫洛托夫曾到乌克兰南部省份领导征粮工作。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强制征粮行 动，它在强制集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重了农民 本已严重的负担。不久，乌克兰发生严重饥荒，几百万人被饿死。 莫洛托夫之所以能讨得斯大林的欢心，不仅由于他对上司的忠心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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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的愚忠，而且还因为他的个子矮小，因为身材魁梧、高大美貌的男 子汉总是让矮个而又面有麻点的斯大林感到忿怒。诗人曼杰尔施坦写过一篇 关于斯大林的著名诗作，后来诗人因此而丧了命。诗中有这样的话： “他的身边是一群细脖子的败类领袖他耍弄的是这些半人半妖者的殷 勤” 据曼杰尔施坦的遗孀后来回忆，奥西普发现莫洛托夫的 “脖子很细”， “它从领子里露出来，上面顶着一个脑袋”。（17） 从莫洛托夫 30 年代上半期的政治表现看，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要消灭 老布尔什维克的作法有犹豫和保留，或者是不想介入。1932年，在讨论处理 老布尔什维克柳金的案件时，他不完全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不主张对柳金处 以极刑。在对 “托—季阴谋中心”的被告们秘密审讯时朋，常常陪同斯大林 与被告们谈话的是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而不是莫洛托夫。从 1936年5 月到 8 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结束，莫洛托夫似乎已被打入另册。他整天都在 胆颤心惊中熬日子。内务部甚至有人认为，他一从休假的避暑胜地回来就会 被送进内务部的卢比扬卡监狱。 后来，当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结束后，莫洛托夫回到了莫斯科，安然 无恙地坐到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而在以后的公开审判中，他的名 字出现在要被谋害的领导人的名单中。显然，莫洛托夫完全屈服并得到了斯 大林的宽容。莫洛托夫因畏惧而不是因信念而屈服后，重新获得他应有的待 遇。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抛却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珍视的坚持真理的 原则，从而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成为一个镇压老一代革命家和无辜 群众的帮凶。注释：①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 第89—90 页。②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22—123页。③ 《斯大林肃反秘 史》，第 134—135页。④ （苏）尼·谢·赫鲁晓夫、（意）维·维达利：《赫 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 “二十大”日记》，北京1989年，第 26 页。⑤ 《关 于所谓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0 页。 ⑥ 《斯大林肃反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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