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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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丹麦时用的是什么护　照和护照上的身份和名字。维辛斯基作贼心虚，懂得霍尔茨曼的供词是经不　起调查的，而且他知道丹麦当局对出入境的外国人进行检查和登记的制度。　但是，霍尔茨曼从哥本哈根带回来的托洛茨基的密令，是阴谋集团恐怖行动　藉以成立的基础，是不能允许否定的。于是，维辛斯基和法庭对西方新闻界　的质询采取了不予理会的态度。当时，苏联实行新闻封锁，苏联人民是不了　解这一争执的。霍尔茨曼带着这样的供词于　1936年8　月25　日，与其他被告　一齐被枪决，含冤去世。　　　　　　这一案子似乎成了“死无对证”的案子。但是，丹麦政府的官方报纸《社　会民主》于　9　月1　日刊登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在1917　年就拆除了。而霍尔茨曼却在这样一个已根本不存在的饭店进行他的间谍联　络活动！这一消息由世界各大新闻单位转载及随之而来的向苏联政府的质　疑，使苏联当局十分难堪。苏联当局面对事实陷入了窘境，便制造出一个补　救的说法：霍尔茨曼与谢多夫会面的地点是布利斯托里咖啡馆，它距离霍尔　茨曼下榻的叫另外一个名字的饭店不远。可是，这一说法与霍尔茨曼的供词　不符。　　　　　　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琼组织了一个调查托洛茨基的罪名的民间小组。　这个小组仔细研究过　“哥本哈根”事件后得出结论说，霍尔茨曼没有在那里　与谢多夫会面，也没与他同去见托洛茨基，霍尔茨曼没在哥本哈根见过托洛　茨基。该小组查明，在　1932年　11月23　日至12月2　日期间，即托洛茨基在　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里，谢多夫根本不在也不可能在哥本哈根，其主要证据　有两条：一条是当时在柏林高级技术学校学习的谢多夫的成绩册、有校方签　字盖章和教师签名的考卷、注有日期和签字的考勤簿。它们证明托洛茨基在　哥本哈根时他的儿子一直在柏林考试。另一条是谢多夫给父母写的家信。这　些家信证明　1932年　11月23　日到12月3　日，谢多夫一直在柏林。其中一封　是他父母即将离开丹麦时他写的一封信：　“尊敬的父母，你们在距离柏林总　共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地方还能呆一天半，可我不能前来看望你们！德国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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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因我暂离柏林而延长我在德国居住的时间，德方不同意，我就得不到丹　麦的入境签证。即使德方同意给我签证，也是要我离开后就不再返柏林。”　　（17）谢多娃—托洛茨卡娅在离开丹麦那天从埃斯堡寄给儿子谢多夫一张明　信片。明信片上的邮戳是：埃斯堡，1932年　12　月　3　日。谢多娃一托洛茨卡　娅伤心地写道，他们母子不能在离别前再见一面了。　　　　　　斯大林对审判中出现上述危及整个审判基础的严重纰漏非常生气，责怪　内务部向被告提供了这么个饭店，并命令雅哥达对此事进行调查。雅哥达在　调查的同时，派了一个有经验的人到哥本哈根现场观察以寻求一个补救办　法。但这个人空手而归。内务部出现的丑闻使参与莫斯科公开审判的人困惑　不解，他们不理解内务部为什么在饭店林立的哥本哈根偏偏选择了一个不存　在的　“布利斯托里”。调查结果如下：　　　　　　霍尔茨曼在审讯时忍受不住酷刑而同意接受强加于他的罪名。于是，审　讯组织者要求手下人选择一个供霍尔茨曼与谢多夫会面的地点，这个地点便　于前往托洛茨基的住所。叶若夫认为饭店是合适地点。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　长莫尔恰诺夫负责这一工作，决定求助于外交人民委员部专门收集外国情报　的第一局。但他担心直接向外交部第一局索取哥本哈根饭店的名称可能会引　起怀疑，便吩咐秘书打电话给外交部第一局，让他们提供几个奥斯陆和哥本　哈根饭店的名称，似乎是为了内务部的人出差时使用。莫尔恰诺夫为上司打　印所获得的饭店名单时，在哥本哈根一栏里错误地打上了奥斯陆饭店的名　称。不了解情况的霍尔茨曼照本宣科，结果就出现了上述丑闻。　　　　　　布利斯托里饭店丑闻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它证明本来就不能作为判案　主要根据的口供是内务部通过胁迫被告共同编造的。而　“托一季反苏联合中　心”存在的唯一根据就是被告们的口供。如果连被告口供都是编造的，那就　无可辩驳他说明，　“托—季中心”案是一个假案、冤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　审判不仅是一次错误的审判，而且是一次有预谋的消灭反对派的镇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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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种出人意外的判决　　　　　　8　月21　日，对被告的正式审判结束。这时，检察长维辛斯基作出了一个　使全党和全国震惊的声明：　　　　　　　“在以前几次审判会上，一些被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赖因霍尔　德）在自己的供词中提到了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乌格拉诺夫、拉狄　克、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索科利尼科夫，他们是被作为在这种或那　种程度上参加了罪恶的反革命活动的人而提到的，这次案件的被告正因此而　受审。我现在认为有必要通知法庭，昨天我已经命令根据被告的声明开始对　托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进行侦查，根　据这一调查的结果，总检察长将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关于谢列布里亚科夫　和索科利尼科夫，侦查机构已经掌握了指控这两个人反革命罪行的材料，因　此，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已被提出刑事起诉。”　（18）　　　　　　维辛斯基的声明宣布了中央下一步的重大行动。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　里亚科夫后来被作为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对他们提出刑事起　诉意味着另一次大的公开审判已着手进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国　内外和党内外享有巨大的声誉，虽然1929年他们被作为右倾反对派赶下了政　治舞台，但他们坚持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反对强制合作化和剥夺农　民和反对片面高速度工业化的思想，以及主张实行政治和解的主张，都被30　年代的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但他们在思想、　理论上仍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尤其是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宣布　开始对他们侦查，意味着宣布消灭原反对派的总体战，意味着要用极端的行　政政治手段彻底结束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不同势力和意见，建立完全的个　人专制统治。　　　　　　维辛斯基的声明第二天登在了报刊上。它像一个重磅炸弹立即掀起了社　会的狂澜。但在当时个人迷信泛滥的苏联，表现于社会上的仅是自上而下有　组织的政治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极左思潮的狂热表现。像以往季诺维也夫和加　米涅夫每一次受审时一样，全国的企业和机关纷纷集会要求彻底搞清楚布哈　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和丑恶的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　《消息报》社论　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而该报的最后一页上标着该报的总编辑：布哈林。　　　　　　托姆斯基看到登在报上的维幸斯基的声明，当天在他的位于鲍尔舍沃的　别墅里自杀了。托姆斯基20　年代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是苏联工会运动的领　袖，去世前任中央候补委员。很明显，他从基格夫被刺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　件，特别是从第一次公开审判中，看到了苏联的灾难进程已无可挽回，因此　他决心避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受到的巨大凌辱和贬责，保持自己的尊　严。而在当时的苏联，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选择自杀的道路。几个月以后，　当时在任的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副国防人民委员　加马尔尼克，也被迫自杀了。党中央委员会立即谴责了托姆斯基的行动，把　这样的行动归咎于托姆斯基本人。　　　　　　8　月22　日上午开庭后，维辛斯基宣读了起诉词或起诉总结发言。它是一　篇为伪审判扬威张目的即兴杰作。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检察长嬉笑怒骂、挥　洒自如地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表演，扮演了一个玷污社会主义法制的典型角　色。　　　　　　在权力大于法律，法律可以被任意修改、解释甚至被代替的时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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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代表的检察官如要存在就只能充当当权者的代言人。对于这一点，维辛　斯基不仅明白，而且本人甘愿充当这样的角色。后来，他于　1937年3　月在检　察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讲话说：　“必须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社会生活　和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期和时刻，比如说，法律实际上过时而应当　把它们撇在一边。”　（18）为了使这种无视和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得以　贯彻和实施，维辛斯基提出了他的法学　“理论”。他说，在涉及国事罪的案　件中，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是被告自己的承认。另外，维辛斯基　还论述了法庭的任务。他说，法庭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确定事实真相的，因为　犯罪事实已经过去，法庭无法再制犯罪过程。既然无法确定事实真相，那就　无须去这样做，只要确定被告罪行的　“最大可能”就够了。因此，法庭的目　的便不是寻求真相，而是确定被告由起诉所认定的犯罪的　“可能性”。一旦　这种可能性被法庭确认，便可作为判罪的根据予以判罪。　（20）而在被告权　利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犯罪的　“可能性”是诡辩术所不难证明的。法庭　论证被告犯罪的　“可能性”和被告本人的承认加在一起，构成了维辛斯基审　判学的基本理论，是专制政权任意施为的法学根据。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　以及后来几次公开审判的情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面对如此重要、如此众多、罪行如此严重的被告，　检察长先生拿不出哪怕一件确凿的物证，来证明这一阴谋集团及其罪行的存　在，但却丝毫无碍骄矜的公诉人揭露和申斥被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如　同一个导演看到了自己的成功之作，维辛斯基显得是那样地得意和神气十　足。当然，说维辛斯基是导演并不确切，因为真正在后台当导演的并不是他。　但是，起码是他在前台临场指挥并享受成功的喜悦。他看到，在他导演的剧　作中，除了像斯米尔诺夫等个别人进行过不成功的反抗外，被告们对他在起　诉书中提出的指控不仅不反驳，不鸣冤叫屈，有的甚至于想方设法争相予以　承认和证实。所以，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一桩骇人听闻的　大阴谋，而根本用不着顾及事实和听众是否相信，也根本用不着担心他的话　会受到批驳和揭露，因为他要说的话是遵循最高指示，是不受党和人民的检　查和监督的。很可能，像维辛斯基这样的混入布尔什维克队伍的政客和文痞　原本就认为，历史本来就是演戏，谁演得真切谁就是胜利者。　　　　　　维辛斯基首先对大审判的必要性作了理论上的说明。他说，还　175在三　年以前，斯大林同志不仅预见到了敌视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的必然的反抗，而　且还预见到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活跃的可能性。目前的法庭审判完全地和十　分明确地证实了这一预见的伟大和英明。接着，他抨击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　基主义，再次列举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各种罪行。接着，他满怀激情　地回忆起基洛夫遇难的事件：　　　　　　　“这些资本主义的疯狗竭力撕碎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最最优秀的人物。他　们杀害了一个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珍贵的革命家，这是一个卓越的、非凡的人，　一个心底坦荡和乐观的人，就像经常挂在他嘴边的笑容一样，他的坦荡和乐　观就像我们的生活本身一样。他们杀害了我们的基洛夫；他们把刀戳向了我　们的心窝。他们以为能够因此而在我们的队伍中引起惊慌和恐惧。”　（21）　　　　　　然后，维辛斯基剖析起斯米尔诺夫的顽固不化和支吾搪塞。他说，斯米　尔诺夫顽固地否认他参加了托—季中心的任何恐怖活动，可是他的罪行已被　其他人的供词所证实。然后，维辛斯基以他擅长的诡辩术，信口雌黄地尽情　地发挥着，分析起斯米尔诺夫犯罪的经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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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斯米尔诺夫要自我辩护，他会说，他已经脱离了中心。斯米　尔诺夫会说：　‘我什么也没有干，因为我当时在监狱里。’这真是一个天真　的证明！斯米尔诺夫从1933年　1月1　日起就蹲在监狱里，可是我们知道，斯　米尔诺夫尽管蹲在监狱，仍然与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联系，因为发现了斯米　尔诺夫呆在监狱时同外面的朋友联络的密码。这一点证实联系是存在的，就　是斯米尔诺夫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22）　　　　　　维辛斯基尽管这么说，却自始至终没有向法庭出示这方面的任何证据，　也没有表现出用出示所发现的密码来说明案件的意愿，尽管物证在定案中的　首要作用是尽人皆知的。而人民在当时甚至不敢提出要检察长出示罪证的要　求。其实，像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主要被告的起诉书一样，维辛斯基　的皮夹里除了洋洋洒洒耸人听闻的声明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称为证据的东　西。后来，直到20　多年后对季诺维也夫案件的主要被告平反时，也没有发现　斯米尔诺夫的任何密码。显然，密码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是总检察长伙同内　务部制造的假证。因此，我们不能把维辛斯基的问题仅仅归结于使用错误的　法律学理论，充当恐怖政策的辩护士。他已堕落到使用诬陷手段，充当刽子　手们帮凶的地步。　　　　　　维辛斯基随意把恐怖主义的理论强加到被告头上。当然，他在这样做的　时候，同样拿不出任何说明被告曾经公开或隐蔽地散布恐怖主义的证据，而　只能使用被告被迫作出的供词：　“那么，这些先生们怎样使他们所说的马克　思主义与　恐怖活动相适应呢？根本不能！然而，这些人曾经把自己称作马克　思主义者！或许　　季诺维也夫仍然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这里说，　马克思主义与恐怖主义是不可能相容的　　　　　　　“在这次审判中　赖因霍尔德　说，1932年，季诺维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