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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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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斯大林及其集 团。” （42） 柳金和他的 “联盟”的立场和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唯一一点在 当时可以认为应受到指责的，是他们的组织和活动所采取的方式，即背着党 中央向党内呼吁和秘密串连的方式，这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但这是在缺 乏党内民主和高压政策下党员迫不得已采取的方式。参加 “联盟”的人正是 遭到了这种高压政策的镇压。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当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而 被消灭的人，代表了当时苏联党和人民的真正利益。他们的地位和声望当然 远远比不上后来被公开审判的反对派领袖，尤其是布哈林。但是可以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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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苏联党 20 年代的正确路线的最后一批坚持者，是30 年代斯大林错误路 线的最早一批坚定的反对者。基于历史的正义和对事物的全面评价，苏联最 高法院 1988年6 月13 日取消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判决， 1988年 12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恢复了柳金的党籍。 历史已经为柳金和 “柳金纲领”正名。我们用一些篇幅阐述这一点是为 了说明：即使当时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原反对派首领与柳金和柳金纲领有 牵连，也不能说明他们有问题，因为柳金和柳金纲领不是反党的和反革命的。 这是其一；其二，维辛斯基在法庭引用索科利尼科夫的供词说，还在 1932 年，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倾分子就在柳金纲领上达成了一致。 这一说法完全是捏造，是别有用心的恶意的攻击。因为柳金当时在制定自己 的纲领时，主张向全党呼吁，反对依靠党内的一部分人，而且从柳金被捕到 被处决，内务部在长达几年时间的侦查中，根本没有发现他们组织上的联系。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乌格拉诺夫仅仅作为被动的客体，接受过 “联盟” 散发的文件。而当时布哈林根本不在莫斯科，不可能接受文件。只有所谓“布 哈林学派”的两个知名人物阿·斯列普科夫和д·马列茨基接受了散发的文 件。至于 “托一季联合中心”中的托洛茨基一翼的被告，甚至连与柳金集团 联系的口供都没有。内务部在审讯柳金时，曾让柳金交待幕后支持者，除了 得到柳金义正词严的驳斥外，一无所获。柳金在 1932年9 月28 日受审时严 正声明： “我背后没有策动者，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我本人是组织的策 动者，是组织的首领。是我一个人写下了纲领和呼吁书的全文。” （43） 1937年 1月9 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乌尔里赫的主持和维辛斯基 参加下，通过了按 1934 年 12 月1 日法令秘密审判柳金的决定。第二天即1 月10 日匆忙召开的对柳金的只有40 分钟的秘密审判会上，柳金不承认自己 有罪，拒绝回答问题。他懂得，他早已预料到的时刻已经来临。还在两年多 以前，他从狱中寄给妻子和儿女的一封信中就说： “不要忘记一点，即我们 正经历着不寻常的年代。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会出现在每个人的头上悬挂着达 摩克利斯之剑的 ‘时刻’。谁也不能担保明天他将会怎样。谁也不知道，明 天他的亲人将会发生什么事。” （44）柳金站在法庭上，懂得那无情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就要落到他的头上。但他仍拒绝屈服。法庭做了形式主义的审判， 认定他多年来积极从事反对联共 （布）领导的活动，他是建立的反革命组织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首领。法庭宣布柳金的上述罪行时，甚至无中 生有他说： “柳金领导了一个蓄谋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采取恐怖 行动的恐怖集团，表示过他本人参加谋杀斯大林的意图。” （45）柳金当天 被处决。 在柳金纲领已作为反革命纲领，柳金本人作为反革命组织的首领刚刚被 处决之后，维辛斯基公开把右倾反对派即布哈林和李可夫与柳金和柳金纲领 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等于再次提出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给他们的问题 定了性，并且预示他们不久将遭受柳金同样的命运。 在发表起诉词的最后，被招降纳叛当上了总检察长的前临时政府官员维 辛斯基，居然压抑不住自己愤怒的感情，高声地控诉起来：“我不是一个人！ 尽管死者已被埋葬，但他们现在与我一起站在这里，指着这个被告席，指着 你们被告们，他们用他们在坟墓中已经腐烂的手指着你们。是你们把他们送 入坟墓的！ “我不是一个人在控诉！我与我国的全体人民一起控诉，控诉重大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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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这些人他们只应该受到一种惩罚：枪毙，毁灭！” （46） 第二次公开审判与第一次不同，一些年轻的被告有辩护律师。但这不是 本来意义上的辩护律师，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比如，辩护律师布劳德在开 始辩护之前作了这么一段表白： “法官同志，我不准备向你们掩饰辩护人在 这一案件中所处的极其困难的、从没有先例的艰难处境。法官同志，须知辩 护人首先是自己祖国的儿子，他也是伟大苏联的公民，因此，那种巨大的愤 懑、憎恨和震惊的感情，现在笼罩着我们从大人到小孩的全国人民的感情， 检察长如此鲜明地表现在自己讲话中的感情，这种感情是辩护人也不可能感 觉异样的 ” （47） 辩护人这样的表白是自然的，因为辩护人是由法庭认可甚至直接由它挑 选的。不论辩护人是在何种情况下产生的，他却像法官和听众一样受到一种 巨大的政治上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必须首先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与站 在反革命一方的被告划清政治界限，并且不敢对法庭的审判提出些许疑义。 不然的话，他也会很快坐到被告席上。因此，辩护人的所谓辩护不过是对检 察官的起诉简单地表示同意，完成这一徒具形式的法律程序而已。布劳德在 开始所谓的辩护后，对检察长的起诉表示了完全的同意，认为所有的事实都 已得到了证实。他甚至完全同意检察长对案件的政治和道义的评价。 辩护结束以后，被告开始作最终陈述。第一个是皮达可夫，他满脸颓丧。 他的最终陈述很短。他极其痛苦地忍受着公众的蔑视，践踏着自己光荣的过 去。他已经对面前的所谓法庭和审判及身处幕后的审判组织者完全绝望，懒 于再说什么，只求以自己的牺牲去拯救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他没有谴责法庭， 而是谴责自己在法庭上的行为，在临终之前仍表达出对一个革命者不应有的 怯懦和屈服的悔恨，从而曲折地表达了对审判的抗议。他的话充满了悲枪， 感人肺腑。他说： “法庭判处的任何刑罚，对于我来讲，都比不上坦白本身 给的惩罚 再过一会儿，你们就将宣读你们的判决；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我， 是多么肮脏 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家，失去了自己。” （48） 与皮达可夫的最后陈述比起来，拉狄克的可算是长篇大论了。直到这时， 他也没失去他独有的夸夸其谈的风格。首先，他承认了对他的指控： “一个 具有理智的成年人犯了叛国罪，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他开脱的。我曾试图 寻找理由为自己开脱，结果徒劳无益。一个投身工人运动35 年的人，既然承 认自己背叛了祖国，就不可能再用什么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了。我甚至不能 说，是托洛茨基把我拖下了水，这不是什么理由。要知道，当我认识托洛茨 基的时候，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已经具有完全定了型的信念。” （49）但是， 拉狄克不愧是一个思路敏捷，能言善辩的记者。他对托洛茨基及左右被告进 行谴责的同时，几乎令人察觉不到地抛出了一些模棱两可，语义双关的看法， 隐晦地表达了他对审判的异议。他说： “可是当我看到关于奥利别尔格的材 料时，我就问别人谁知道有没有奥利别尔格这个人，而没有一个人知道，于 是我就明白了，原来托洛茨基除了受过他的学派训练的干部之外，还在这里 成立了一个受过德国法西斯教育的特务组织。” （50）这一段话以特有的机 智否认了 “平行中心”的间谍活动罪，否定了他和其他被告与德国谍报组织 的联系。不仅如此，拉狄克手下忽高忽低跳动的琴键突然奏出了他自受审以 来的最强音，它表达了拉狄克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思想，他真实的感情和立场。 他几乎是用明确的语言向整个审判和整个案件赖以存在的根据发出了挑战。 他提醒法庭说，整个案件和审判都是建筑在他和皮达可夫的供词上，而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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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定罪证据这是个事实。 “有什么证据来说明这个事实呢？对于这个事 实来说，有两个人的供词：我的供词，我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指示和信件 （可 惜它们被销毁了），还有皮达可夫的供词，他同托洛茨基谈过话。其他被告 的所有别的供词，它们都是以我们的供词为根据的。如果你们是与纯粹的刑 事犯罪分子、间谍打交道，那么你们根据什么能够建立你们的信念，认为我 们两个人说的是事实，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呢？” （51） 拉狄克毕竟是拉狄克。在 “平行中心”的所有被告中，他的分析和表达 能力为别人所不及。所有的人都缺乏他运用自如的生动、明快和犀利的言辞。 不过，在向法庭屈服和效劳方面，别人也没有他的琴键跳动得那么远。他除 了有力地谴责托洛茨基外，还特别地指出，还有许多1/2托洛茨基分子、1/4 托洛茨基分子、1/8 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虽然不知道恐怖组织的存在，但是 同情和帮助过反革命的阴谋中心，他们由于自由主义而反对党，从而帮助了 反革命的阴谋中心。而且，他在自己最后的陈述中，再次给他在受审期间留 下的可以说是他的污点添墨加彩。他用明确的语言 “揭露”说，布哈林的罪 过和他一样，布哈林领导了另一个恐怖组织。当然，没有拉狄克的 “揭发”， 内务部也会找到别人扮演这种角色。实际上，第一次和第二次公开审判中， 已经不只是拉狄克一人充当了内务部和检察院诬陷布哈林的人选。而且，即 使没有别人的诬陷，内务部照样可以把任何人打成反革命。但是，拉狄克对 布哈林的诬陷至少可以认为是他向法庭屈服的表现。 其他被告的发言没有什么特色。德罗布尼斯、穆拉洛夫、博古斯拉夫斯 基谈到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和光辉的历史。素科利尼科夫发言很长，谢列 布里亚科夫发言则很短。许多人都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攻击，而阿诺尔德则强 调了自己政治上的不进步。 1937年 1月 30 日凌晨3 点，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宣布对 “反苏托洛 茨基中心”的判决书。判决书是违反法律规定，于 1937年 1月28 日，即审 讯结束前的两天拟定的。判决书拟定后，同样违反法律规定，由最高法院军 事法庭庭长乌尔里赫呈交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暨叶若夫审核。这一判决书 与最后在法庭上宣布的判决书的区别只有一点，就是它一律将被告判处死 刑。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说，1933年，按照托洛茨基的指示，与所谓的“托 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成立的同时，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 “托 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 布里亚科夫等人。这个“平行中心”的主要任务是要推翻苏联的苏维埃政权。 为此，该中心进行了大量的破坏、间谍和恐怖活动。为了领导他们的阴谋破 坏活动，该中心在苏联的一些大城市建立了地方中心机构，其中，按照皮达 可夫的指示在新西伯利亚市成立了西西伯利亚中心。反革命中心的破坏和捣 乱活动表现在：扰乱生产计划，降低产品质量，在工厂、矿山制造火灾和爆 炸，颠覆火车，破坏铁路等。另外，反革命中心的成员还充当德国和日本情 报机构的间谍，建立了一些旨在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恐怖集团。 判决书宣称，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所有被告对他们的所谓罪行 供认不讳。根据苏联刑事法典的有关规定，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穆 拉洛夫、德罗布尼斯、利夫希茨、博古斯拉夫斯基、克尼亚泽夫、拉泰恰克、 诺尔金、舍斯托夫、图罗克、普申、格拉舍被判处枪决。索科利尼科夫、拉 狄克、阿诺尔德 （瓦西里耶夫）被判处10 年监禁，斯特罗伊洛夫被判处 8 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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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未被判处死刑是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参与罪恶活动 的组织和执行。另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体现根据认罪态度好坏给予区别对 待的政策。拉狄克听到判决后，露出轻松的神态。他扭头看了看其他被告， 耸了耸肩，负疚地笑了笑，似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走运。关于拉狄克 的命运流行着一些传说。据说，他在乌拉尔服刑，一人孤处，似乎是软禁， 条件比较舒适。也有人说，拉狄克被流放到北方的劳改营，在那里被刑事犯 打死了。还有关于拉狄克并没有死的种种传说，甚至有的人说 1956年赫鲁晓 夫的秘密报告是由拉狄克起草的。据 《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9期所公布 的材料，阿诺尔德和斯特罗伊洛夫1941年被秘密处决，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 克于 1939年5 月被同狱犯人打死。显然，这是内务部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杀人 灭口的办法。 宣布判决的时候，出席审判会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代表以及聚 集在联盟宫周围的群众，一片欢呼，拥护判决。第二天，赫鲁晓夫领导的莫 斯科市委在红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表示拥护 “严厉的但是公正的 审判”。当时莫斯科是零下 27℃的严寒，但仍有2000 多人聚集在红场上倾 听赫鲁晓夫和什维尔尼克的演说。会后举行了游行，游行的人们举着标语牌， 要求立即执行判决。当局 “顺应”民意，如期执行判决，又一批革命者惨遭 杀害。 “平行中心”被告的亲属受到了株连。德罗布尼斯、谢列布里亚科夫的 妻子蹲了劳改营，甚至拉狄克的妻子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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