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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1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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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外地来京串联的高潮渐渐过去，外地来京的“革命群众”渐渐都离开了北京。我们劝说的任务可以说是胜利完成，于是班师回校。
回到学校以后，仍然有让我忆念难忘，也颇值得高兴的事情。首先是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三级制，最下一级是区、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代表而组成的。再由区、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最后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代表，组成最高一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区、县代表名义上虽低，但是真正由选民选出的，最能体现真正的民主，竞争也最激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担任过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当时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能投上一票也并不容易！这一次选举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风暴过后举行的。很多以前有选举权的“人民”，现在成了走资派，相应被挤出“人民”的范围，丢掉了选票。我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的那一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是欢喜欲狂了。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变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触者那样。还没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幸福的滋味溢满我的心中，供我仔细品尝，有好多天之久。
还有一件事情也带给我了极大的快乐，给我留下的回忆永世难忘。在一个麦收季节。东语系的“革命”师生奉派在军宣队率领下到南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协助麦收。记得那一年雨比较多。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几乎天天下雨。雨下不长，几乎是转眼就过。可也制造了不少麻烦。我们白天从麦田里把捆好的麦子背回村里，摊在麦场上，等候晒干，再把麦粒打出来。一阵雨一来，我们就着了慌，用油布把麦子盖上。雨一过，太阳一出，再把油布掀掉。有时候一天忙活好几阵子。特别是夜里下雨，我们立即起身，跑到场里盖油布，忙得浑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浇，全身成了落汤鸡，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那时他们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里吃大锅饭，谁也不肯卖力。像我这样准备随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九”，实在有点想不通。这样一些人拿什么来教育我们呢？再想到那些风行一时的把农民的觉悟程度拔到惊人高度的长篇小说，便觉得作者看风使舵，别有用心。从那时起，再也不读这样的小说了。
我混迹“人民”之中，积极性特别高。白天到麦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麦子，我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背的捆数决不低于年轻的小伙子。因此回校以后，受到系里的当众表扬，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在南苑的生活却不能说是舒服的。白天劳动一天，身体十分疲惫。晚上睡在一间大仓库里。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铺，一个人所占的面积仅能容身。农村蚊子特多，别人都带了蚊帐，外加驱蚊油。我是孑然一身，什么都没有带。夜里别人都放下帐子，蚊子不得其门而入。独独我这里却是完全开放的，于是所有的蚊子都拥挤到我这里来，蚊声如雷，下袭如雨。我就成了旧故事中的孝子，代父母挨咬。早晨起来，伤痕遍体，我毫无怨言。而且生活并不单调，也时有兴味盎然的小插曲。比如有一天，正当我们在麦田里背麦捆时，忽然发现了一只小野兔。于是大家都放下自己手中的活，纷纷追赶兔子。不管兔子跳得多快，我们人多势众，终于把小兔的一条腿砸断，小兔束手被擒。另外，有的人喜欢吃蛇。一天捉住了一条，立即跑回村内，找了一个有火的地方，把蛇一烧，就地解决，吞下肚中。这样一些再小不过的小事，难道不也能给平板的生活涂上一点彩色，带来一点快乐吗？
我就是这样度过了快活半年。
自己跳出来
好景从来不长。
我快活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夏秋之交。
此时北大的革命小将，加上一些中将和老将，早已分了派。这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三国演义》上说得好：“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是到了分的时候了。
在分裂之前的一个短时期之内，北大曾有过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此时群众革命组织只有一个，这就是新北大公社。公社的头子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的“老佛爷”。此人据说是“三八式”，也算是一个老干部了，老革命了。但是，调到北大来以后，却表现得并不怎么样。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却打扮得妖里妖气。她先在经济系担任副系主任。后来又调到哲学系，担任总支书记。她寅缘时会，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一个名，得到了中央某一些人的大力支持，兼之又通风报信，这一个女人就飞黄腾达起来，一时成为全国的中心人物，炙手可热。但是，我同这个人有过来往，深知她是一点水平都没有的，蠢而诈，冥顽而又自大。每次讲话，多少总会出点漏子，闹点笑话。在每次开会前，她的忠实信徒都为她捏一把汗。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时竟成了燕园的霸主，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为所欲为，骄横恣纵。
有压迫就有反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有的学生逐渐感到不能忍受。于是在新北大公社之外，风起云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革命组织。大都自称为某某战斗队，命名几乎全取自毛泽东的诗词，什么“缚苍龙”战斗队，什么“九天揽月”战斗队，又是什么“跃上葱笼”战斗队，诗词中可以用来起名的词句，几乎都用光了，弄到新组成的战斗队没法起名的地步。至于战斗队的人数，则极为参差不齐，大的几十人、几百人；小的十几人，四五人；据说还有一个人组成的战斗队。成立手续异常简单，只要贴出一张大字报，写上几句：“东风吹，战鼓擂，看看究竟谁战胜谁”，再喊上几句“万岁”，就算是成立了。不用登记，不用批准，决没有人来挑剔法律程序。当时究竟成立了多少战斗队，谁也不清楚。即使起有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于九原，恐怕他也只能认输了。
这时学校里大字报的数目有增无减。原来有的墙壁和搭的席棚早已不敷应用。于是又有一大批席棚被搭了起来，专供贴大字报之用。大字报的内容，除了宣布某某战斗队成立之外，还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只有四五张，五六张；有的则扩大到九、十张，甚至百张，大有越来越长之势。附近的居民有的靠捡揭下来的大字报卖钱为生。据说有的学生则靠写大字报练习书法。据我个人的观察，大字报的书法水平确是越来越高，日新月异。这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恐怕很多人会想不到吧。
用大字报来亮相的战斗队，五花八门，五光十色。最初各占山头，后来又逐渐合并。从由少变多，变为由多变少。终于汇成了两大流派：一个是正宗的、老牌的、掌权的新北大公社，一个是汇集众流、反抗新北大公社的井冈山。可以说是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有如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两派当然要互相斗争，这斗争也多半利用大字报表现出来。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怎样斗争，我不大清楚。据说他们是颇为讲究“费厄泼赖”的。在中国，则不大管那一套洋玩意儿。只管目的，不择手段；造谣诬蔑，人身攻击；平平常常，司空见惯。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物质”，叫做“派性”。这种新东西，一经产生，便表现出来了无比强大的力量。谁要是中了它的毒，则朋友割席，夫妻反目。一个和好美满的家庭，会因此搞得分崩离析。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对抗外敌时都没有这么大的劲头，而在两派之间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对抗力量？有人贴出大字报：“老子铁了心，誓死保聂孙！”这是何等地惊人的决心！如果在建设四化中有这个劲头，我们中国早就成了亚洲第一条大龙，后来的四小龙瞠乎后矣。
现在时过境迁，怎样来评价这两大派呢？在当时，在派性猖狂的时候，客观评价根本上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可以了。两派基本上都由年轻的教员和学生组成。由于种种原因，老头参加的是不多的。两派当然都有各自的政纲。但是，具体的内容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论路线，两派执行的都是一条极左的路线，打、砸、抢、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难定高下。有时候，一个被诬蔑成有问题的教员或干部，两派都抓去批斗。批斗的方式也一模一样。两派都有点患迫害狂的样子，以打人为乐事。被打者头破血流，打人者则嘻嘻哈哈。打人的武器颇具匠心。自行车链条，外面包上胶皮，打得再重，也不会把皮肉打破，不给人留下口实。那一位“老佛爷”经常打出江青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藉以吓唬别人。对立面井冈山也不示弱，他们照样打出江青的招牌。究竟谁是江青的最忠实的信徒，更是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是，两派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区别：新北大公社掌握北大的大权，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井冈山则始终处在被压迫的地位。这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同情。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两派的政纲既然是半斤八两，斗争的焦点只能是争夺领导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是两派共同的信条。为了争权，为了独霸天下，就必须搞垮对方。两派都努力拉拢教员和干部，特别是那一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教员和干部，以壮大自己的声势。这时两派都各自占领了一些地盘。当权派的新北大公社占有整个北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井冈山只在学生宿舍区占领了几座楼。每一座楼房都逐渐成为一个堡垒，守卫森严。两派逐渐自己制造一些土武器。掌权的新北大公社财大气粗，把昂贵钢管锯断，把一头磨尖，变成长矛。这种原始的武器虽“土”，但对付手无寸铁的井冈山，还是绰有余裕。井冈山当然不肯示弱，也拼凑了一些武器。据说两边都有研究炸药的人。在这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两派交过几次手，械斗过几次。一名外边来的中学生就无缘无故地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之下。
这真正是你死我活的搏斗，但中间也不缺少令人解颐的插曲。主斗者都是青年学生，他们还没有完全脱离孩子气。他们的一些举动迹近儿戏。比如有一次，两派正在大饭厅里召开大会进行辩论。唇枪舌剑，充满了火药气味。两派群众高呼助威，气氛十分紧张、严肃。正当辩论到紧急关头，忽然从大饭厅支撑住屋顶的大木梁上，嘭地一声，掉下来了一串破鞋。“破鞋”是什么意思，我国人民，至少是北方人民，都明白的。那一位“老佛爷”就有这样一个绰号。事实真伪，我们不去追究。然而正在这样一个十分严重的关键时刻，两派群众都瞪红了眼睛，恨不能喷出火焰焚毁对方。然而从天上降下来这样一个插曲来，群众先是惊愕，立刻转为哈哈大笑。这一场激烈无比的辩论还能继续下去吗？同样成串的破鞋，还出现在井冈山占领的学生宿舍的窗子外面。其用意完全相同。这些小小的插曲难道不能令人解颐吗？
我还在大饭厅参加了另一场两派的大辩论。两派的主要领导人坐在台上，群众坐在台下。领导人的官衔也全都改变了，不叫什么长，什么主任，而叫（也许只有井冈山这样叫）“勤务员”。真正让人感到一股革命的气氛，就好像法国大革命的那样，领导人的头衔也都平民化了。坐在台上的井冈山领导人中居然有一位老人。他是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相对论专家，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在群众中有相当高的威信，是党中央明令要保护的少数几个人中之一。他是怎样参加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井冈山的，我不十分清楚。只是从别人嘴中断断续续地听说，他不满那位“老佛爷”的所作所为，逐渐流露出偏袒井冈山的情绪。于是新北大公社就组织群众，向他围攻；有的找上门去，有的打电话谩骂、恫吓。弄得这一位老先生心烦意乱。原来他并没有参加井冈山的意思。但是，到了此时，实逼处此，他于是横下了一条心，干脆下海。立即被井冈山群众选为总勤务员之一。现在他也到大饭厅来，坐在台上，参加这一场大辩论，成为坐在主席台上年龄最大的人。这时大饭厅里挤得水泄不通，两派群众都有。辩论的题目很多，无非是自以为是，而对方为非。这让我立即想到美国总统选举的两派候选人在电视上面对面辩论的情况。辩论精彩时，台下的群众鼓掌欢呼。一时大饭厅中剑拔弩张而又逸趣横生，热闹非凡。
当时整个学校的情况就是这样闹嚷嚷，乱哄哄（全国的情况也是这样）。那一句“乱了敌人”的名言，在这里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谁能知道谁是敌人呢？当时全北京，全国的群众组织在分分合合了一阵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在北京这叫做天派与地派。每一派都认为对方是敌人，唯我独革，军队被派出来支“左”，也搞不清楚谁是“左”。结果有的地方连军队也分了派。这实际上是乱了自己。如果真有敌人的话，他们会站在旁边，站在暗中，拍手称快。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己怎样呢？
我滥竽人民之中，深知这实在是来之不易。所以我最初下定决心，不参加任何一派，做一个逍遥派是我惟一可选择的道路，这也是一条阳关大道。在全校乱糟糟的情况下，走这样一条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动，简直是乱世的桃花源。反正学校里已经“停课闹革命”，我不用教书，不用写文章，有兴趣就看一看大字报，听一听辩论会，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简直像一个活神仙。想到快意处，不禁一个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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