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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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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时就感到十分烦腻。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腻味就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误。
后来我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办法来一一仔细核对。一个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他们是以集体的力量,来保证不出错误。这个法子看起来极笨,然而除此以外,还能有“聪明的”办法吗?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有不同。在这里有几种情况。中国学者博闻强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领更令人吃惊。过去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据说还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不着去查书,顺手写出,即成文章。但是记忆力会时不时出点问题的。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作,若加以细致核对,也往往有引书出错的情况。这是出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去核对,于是写出的文章经不起核对。这是责任心不强,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现。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出,哪管它什么读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顾。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远跟不上。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得罪人,一声不吭。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这种情况能说是稀少吗?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
我上了9年大学,在德国学习时,我自己认为收获最大的就是以上两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卑之无甚高论。我不去争辩。我现在年届耄耋,如果年轻的学人不弃老朽,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就讲这两点。
1991年5月5月写于北京大学
开卷有益
这是一句老生常谈。如果要追溯起源的话,那就要追到一位皇帝身上。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
(宋)太宗日阅《(太平)御览》三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这一段话说不定也是“颂圣”之辞,不尽可信。然而我宁愿信其有,因为它真说到点子上了。
鲁迅先生有时候说:“随便翻翻”,我看意思也一样。他之所以能博闻强记,博古通今,与“随便翻翻”是有密切联系的。
“卷”指的是书,“随便翻翻”也指的是书。书为什么能有这样大的威力呢?自从人类创造了语言,发明了文字,抄成或印成了书,书就成了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要生存下去,文化就必须传承下去,因而书也就必须读下去。特别是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中,我们必须及时得到信息。只有这样,人才能潇洒地生活下去,否则将适得其反。信息怎样得到呢?看能得到信息,听也能得到信息,而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源,所以非读书不可。
什么人需要读书呢?在将来人类共同进入大同之域时,人人都一定要而且肯读书的,以此为乐,而不以此为苦。在眼前,我们还做不到这一步。“四人帮”说:读书越多越反动。此“四人帮”之所以为“四人帮”也。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如今有个别的“大款”,也同刘邦和项羽一样,是不读书的。不读书照样能够发大财。然而,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相信不久就会改变。传承文化不能寄希望于这些人身上,而只能寄托在已毕业或尚未毕业的大学生身上。他们是我们的希望,他们代表着我们的未来。大学生们肩上的担子重啊!他们是任重而道远。为了人类的继续生存,为了前对得起祖先,后对得起子孙,大学生们(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必须读书。这已是天经地义,无须争辩。
根据我同北京大学学生的接触和我对他们的观察,绝大多数的学生还是肯读书的。他们有的说,自己感到迷惘,不知所从。他们成立了一些社团,共同探讨问题,研究人生,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感兴趣。他们甚至想探究宇宙的奥秘。他们是肯思索的一代人,是可以信赖的极为可爱的一代年轻人。同他们在一起,我这个望九之年的老人也仿佛返老还童,心里溢满了青春活力。说这些青年不肯读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读什么样的书呢?自己专业的书当然要读,这不在话下。自己专业以外的书也应该“随便翻翻”。知识面越广越好,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变成鼠目寸光的人。鼠目寸光不但不利于自己专业的探讨,也不利于生存竞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最终为大时代所抛弃。
因此,我奉献给今天的大学生们一句话:开卷有益。
1994年4月5日
我最喜爱的书
我在下面介绍的只限于中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不在其中。我的专业书籍也不包括在里面,因为太冷僻。
一 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这一部书,很多人都认为它既是一部伟大的史籍,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个人同意这个看法。平常所称的《二十四史》中,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哪一部也不能望《史记》之项背。
《史记》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水平,司马迁的天才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他的遭遇起的作用似乎更大。他无端受了宫刑,以致郁闷激愤之情溢满胸中,发而为文,句句皆带悲愤。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已有充分的表露。
二 《世说新语》
这不是一部史书,也不是某一个文学家和诗人的总集,而只是一部由许多颇短的小故事编纂而成的奇书。有些篇只有短短几句话,连小故事也算不上。每一篇几乎都有几句或一句隽语,表面简单淳朴,内容却深奥异常,令人回味无穷。六朝和稍前的一个时期内,社会动乱,出了许多看来脾气相当古怪的人物,外似放诞,内实怀忧。他们的举动与常人不同。此书记录了他们的言行,短短几句话,而栩栩如生,令人难忘。
三 陶渊明的诗
有人称陶渊明为“田园诗人”。笼统言之,这个称号是恰当的。他的诗确实与田园有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名句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从思想内容上来看,陶渊明颇近道家,中心是纯任自然。从文体上来看,他的诗简易淳朴,毫无雕饰,与当时流行的镂金错彩的骈文,迥异其趣。因此,在当时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诗的评价并不高,在《诗品》中,仅列为中品。但是,时间越后,评价越高,最终成为中国伟大诗人之一。
四 李白的诗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这一点是谁都承认的。杜甫对他的诗给予了最高的评价:“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的诗风飘逸豪放。根据我个人的感受,读他的诗,只要一开始,你就很难停住,必须读下去。原因我认为是,李白的诗一气流转,这一股“气”不可抗御,让你非把诗读完不行。这在别的诗人作品中,是很难遇到的现象。在唐代,以及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对李白的诗几乎只有赞誉,而无批评。
五 杜甫的诗
杜甫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千余年来,李杜并称。但是,二人的创作风格却迥乎不同:李是飘逸豪放,而杜则是沉郁顿挫。从使用的格律上,也可以看出二人的不同。七律在李白集中比较少见,而在杜集中则颇多。摆脱七律的束缚,李白是没有枷锁跳舞;杜甫善于使用七律,则是带着枷锁跳舞,二人的舞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在文学批评史上,杜甫颇受到一些人的指摘,而对李白则是绝无仅有。
六 南唐后主李煜的词
后主词传留下来的仅有三十多首,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仍在江南当小皇帝,后期则已降宋。后期词不多,但是篇篇都是杰作,纯用白描,不作雕饰,一个典故也不用,话几乎都是平常的白话,老妪能解;然而意境却哀婉凄凉,千百年来打动了千百万人的心。在词史上蔚然成一大家,受到了文艺批评家的赞赏。但是,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赞美后主有佛祖的胸怀,我却至今尚不能解。
七 苏轼的诗文词
中国古代赞誉文人有三绝之说。三绝者,诗、书、画三个方面皆能达到极高水平之谓也。苏轼至少可以说已达到了五绝:诗、书、画、文、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最全面的伟大天才。论诗,他为宋代一大家。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笔墨凝重,大气磅礴。论书,他是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论词,他摆脱了婉约派的传统,创豪放派,与辛弃疾并称。
八 纳兰性德的词
宋代以后,中国词的创作到了清代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名家辈出,风格不同,又都能各极其妙,实属难能可贵。在这群灿若明星的词家中,我独独喜爱纳兰性德。他是大学士明珠的儿子,生长于荣华富贵中,然而却胸怀愁思,流溢于楮墨之间。这一点我至今还难以得到满意的解释。从艺术性方面来看,他的词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九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胡适之先生给予《儒林外史》极高的评价。诗人冯至也酷爱此书。我自己也是极为喜爱《儒林外史》的。
此书的思想内容是反科举制度,昭然可见,用不着细说。它的特点在艺术性上。吴敬梓惜墨如金,从不作冗长的描述。书中人物众多,各有特性,作者只讲一个小故事,或用短短几句话,活脱脱一个人就仿佛站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这种特技极为罕见。
十 曹雪芹的《红楼梦》
在古今中外众多的长篇小说中,《红楼梦》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状元。中国其他长篇小说都没能成为“学”,而“红学”则是显学。内容描述的是一个大家族的衰微的过程。本书特异之处也在它的艺术性上。书中人物众多,男女老幼、主子奴才、五行八作,应有尽有。作者有时只用寥寥数语而人物就活灵活现,让读者永远难忘。读这样一部书,主要是欣赏它的高超的艺术手法。那些把它政治化的无稽之谈,都是不可取的。
2001年3月21日
广通声气 博采众长
比较文学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显学。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很自然的事情。
最近十几年以来,我国和我们山东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日益重视,并且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顺乎世界潮流、合乎学术发展规律之举,值得我们欣慰。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有没有不足之处呢?实事求是、心平气和论之,应该说还是有的。我并没有把所有的比较文学的文章全部读遍。仅就我阅览所及,我觉得,有些学者把比较文学看得过于简单,写出来的文章不够深入,缺少新的见解。表面上看起来,文章数目不少,似乎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气象。仔细品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我个人肤浅的看法,中国的比较文学,在表面繁荣的掩盖下,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空泛无涯涘,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十分不同的文章,统统装入比较文学这个筐子里。这不利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在欣慰之余,我又有点忧虑了。
救之之方,只有一条:广通声气,努力学习。所谓广通声气,指的是同国内外、省内外的同行学者加强联系,互通信息,互通有无,切莫坐井观天,闭关自守。要学人之长,避人之短。既接受,也给予。博采众长,必有所得。所谓努力学习,首先指的是要学习文艺理论。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印度古代文艺理论,西方古今的文艺理论,是人类文艺理论的三大体系。我们都应该下工夫努力学习。“采得百花成蜜后”,必有所得。只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能真正有所突破,真正出现新气象,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比较文学之林,从而形成我们大家所期望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没有成就的老兵,一个忠诚的比较文学的拉拉队员,作为山东比较文学界的一员,我愧无建树,幸有赤诚,野叟献曝,老生常谈。愿与我省同仁们共勉之。是为序。
1990年1月17日
(此文为《走向世界文学的桥梁》一书序言)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我的人生感悟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个学人往往集中一段时间,钻研一个问题,搜集极勤,写作极苦。但是,文章一旦写成,就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个题目,已经写成和发表的文章就不再注意,甚至逐渐遗忘了。我自己这个毛病比较少,我往往抓住一个题目,得出了结论,写成了文章;但我并不把它置诸脑后,而是念念不忘。我举几个例子。
我于1947年写过一篇论文《浮屠与佛》,用汉文和英文发表。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其中包括外国研究水平和资料,文中有几个问题勉强得到解决,自己并不满意,耿耿于怀者垂四十余年。一直到1989年,我得到了新材料,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解决了那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心中极喜。最令我欣慰的是,原来看似极大胆的假设竟然得到了证实,心中颇沾沾自喜,对自己的研究更增强了信心。觉得自己的“假设”确够“大胆”,而“求证”则极为“小心”。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佛典梵语中-am>o和u的几篇文章。1944年我在德国哥廷根写过一篇论文,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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