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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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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结果呢？却并不高明，我不说别人，只讲自己。我自己往往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边际，总觉得文章没有搔着痒处，写了犹如不写。比较文学真好像有无限的可比性。可比性而到了无限的程度，这就等于不比。这样一来，比较文学的论文一篇篇地出，而比较文学亡。
他指出：“比较文学的比较应该有一定的标准，也可以称为规范。”他说：“这个想法在将近六十年前就有人讲过了。”接着，他引了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1933年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中的一段话，告诫那些“乱比”、“瞎比”的学者。陈寅恪先生写道：
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文学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可言矣。
从陈先生的话中可以看出，“乱比”、“瞎比”的歪风，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就曾经出现过。8O年代这一次，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罢了。
当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出现表面上兴旺发达，实际上在一片繁荣的掩盖下，文章空泛肤浅、夸夸其谈，言不及意，难以深入下去的时候，季羡林又感到忧虑了。他及时写了《广通声气博釆众长》一文，指出：“救之之方，只有一条：广通声气，努力学习。所谓广通声气，指的是同国内外，省内外的同行学者加强联系，互通信息，互通有无，切莫坐井观天，闭关自守。要学人之长，避人之短。既接受，也给予。博釆众长，必有所得。所谓努力学习，首先指的是要学习文艺理论。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印度文艺理论，西方古今的文艺理论，是人类文艺理论的三大体系。我们都应该下功夫努力学习。‘釆得百花成蜜后’，必有所得。只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能真正有所突破，真正出现新气象，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比较文学之林，从而形成我们大家所期望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今天，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已经从婴儿阶段步入成人阶段。一批中青学者写出了许多卓有成就的比较文学著作。这些著作将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研究范畴之内，使西方学者感到耳目一新，从而受到世界比较文学界的极大关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正在逐渐形成。
2、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胡适是一个享有大名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史上、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文学史上甚至教育史上，胡适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矛盾重重的人物，一个物议沸沸扬扬的人物，一个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人物。解放后，胡适屡遭挞伐，成为一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他几乎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他那句本来是正确的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受到了批判。又说他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把他看得比中统和军统特务还危险，还要坏的人。
前文中曾经提到，季羡林在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中，曾同胡适共过事，当时胡适是北大校长，季羡林是东语系系主任，两人交往颇多。胡适的著作季羡林几乎都读过。可以说季羡林对胡适既有理性认识、又有感性认识，对胡适其人是比较了解的。在季羡林看来，胡适并不像报刋上宣传的那么坏，那么危险，“他仅仅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书生或书呆子”，而且“他对人和蔼可亲，保护学生，不遗余力”。
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政治形势相对宽松了一些，学术领域也开始活跃起来，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和议论频频出现在报刋上，但是还没有人敢涉足有关胡适评价这个“禁区”。季羡林觉得，由于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胡适，既不了解他的为人，也不了解他的学术（解放后基本没有出版过胡适的著作），而自己在这方面却是有发言权的，应该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而且，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牵涉到许多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为此写一篇文章。当时，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羡林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实事求是地写一篇有关胡适的文章。l987年l1月，他提笔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文中写道：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过去，在极左思想影响下，我们曾一度把他完全抹煞，把他说得一文不值，反动透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看问题比较实事求是了，因此对胡适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变。但是，最近我在一份报刊上一篇文章中读到，（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好像他是一个铁杆国民党员、蒋介石的崇拜者。根据我的了解，好像事情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因此禁不住要说几句话。
接着，文章就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事实，是谁也否认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是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他对国民党并非一味地顺从。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对国民党也不例外。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知难行亦不易》，是针对孙中山先生的著名学说“知难行易”的。我这里不想讨论“知难行易”的哲学奥义，也不想涉及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主张的政治目的。我只想说，胡适敢于对国民党的“国父”的重要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文章一出，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党棍一下子炸开了锅，认为胡适简直是大不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一群走狗一涌而上。但是，胡适却一笑置之，这一场风波不久也就平息下去了。……我个人觉得，这起码表明胡适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忠顺奴才。
文章又针对胡适对国民党闹独立性是”小骂大帮忙”的论点，进行了反驳：
但是，解放以后，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叫做“小骂大帮忙”。胡适同国民党闹点小别扭就归入这个范畴。什么叫“小骂大帮忙”呢？理论家们说，胡适同国民党蒋介石闹点小别扭，对他们说点比较难听的话，这就叫做“小骂”。通过这样的“小骂”，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这种保护色是有欺骗性的，是用来迷惑人民的。到了关键时刻，他又出来为国民党讲话。于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话，天下翕然从之，国民党就“万寿无疆”了。这样的“理论”未免低估了中国老百姓的觉悟水平。难道我们的老百姓真正这样糊涂、这样低能吗？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垮台的历史，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是解放以来第一篇实事求是评价胡适的文章，并且在文章里驳斥了长期以来扣在胡适头上的种种错误罪名。20世纪80年代中期，极“左”思潮尚有较大势力，胡适在一般人眼里还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追随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文人”；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在人们头脑中还记忆犹新。敢写这样的文章，是需要有大勇气的。季羡林当然知道当时写这样的文章是要冒风险的，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但是，他是一个是实事求是的人，讲真话的人，有话憋不住的人。他下决心要做的事，谁也劝不住。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来自各方面的关注。令许多人大吃一惊，也让季羡林的朋友们为他捏一把汗。但是，后来并没有出现争论，也没有批判，只是“圈内”的人在私下议论纷纷。这件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就过去了。季羡林在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映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季羡林后来又写过几篇有关胡适的文章，详尽地阐明了自己对胡适的看法，并且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其中一篇题为《还胡适以本来面目》。这篇长文是为安徽出版社出版二千万字的《胡适全集》写的序。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文章的立意就在拨开多年来罩在胡适身上的迷雾，或者说，涤去泼在胡适身上的污泥浊水，还胡适一个本来面目。由于篇幅限制，在这里略去有关“胡适在中国近百年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为学者的胡适”和“作为思想家的胡适”三节的内容，只介绍“作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胡适”和“作为人，作为‘朋友’的胡适”两节中的有关内容，以见季羡林心目中的胡适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读者如对全文有兴趣，可以找来原文阅读。（载《季羡林散文全编》第五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在季羡林看来，尽管胡适毕生喜欢政治，甚至迷恋政治，可胡适不是一位“政治家”。“在胡适所处的时代和地区，同中国历史上一样，一个不‘厚’不‘黑’的人，是不能成为政治家，享受高官厚禄的。而胡适所缺乏的正是这两个要害之点，他仅仅是热衷政治的书生或者‘书呆子’。在这方面，胡适是缺乏自知之明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季羡林举了一个亲眼所见的事例：
解放前夕，蒋介石出于政治需要，在南京导演了一幕选举国大代表和选举总统的喜剧。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忽然传来了一阵流言说，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对于这个流言，我们几个对政治最无经验、最不感兴趣的在适之先生身边工作的人，都觉得好笑，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法。蒋介石是什么人，他焉能把即使只是傀儡性的“总统”让别人干呢？然而，根据我的观察，胡适却信以为真。当年他虽是北大校长，但是在南京的时间却比在北平的时间多。后来，总统选出来了，当然是蒋介石。然而胡适先生至死未悟。他在美国有时还对唐德刚说，是com派反对他当总统。有时候忽然又说com派赞成他当总统。他让蒋介石玩于股掌之上而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称他是“书呆子”，难道还算过分吗？
季羡林还在另一篇文章《台游随笔·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又举了一个生动的小例子，来说明胡适的“书呆子”气：
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
季羡林在这篇文章中，还举两件亲身经历的事，来说明胡适的政治立场：
我讲两件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人所共知，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他那辆当时北平还很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论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却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在季羡林眼里，“作为人、作为朋友的胡适先生”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在《还胡适以本来面目》里写道：
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教授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疾言厉色，发脾气。同他在一起，不会有任何一点局促不安之感。
胡适还是一个非常懂得幽默的人。他决不是一个老气横秋，不苟言笑的道学先生，而是一个谈笑风生，活泼有趣的人。季羡林又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小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最让季羡林钦佩和感动的是，胡适平生奖掖后进，毫无保留地帮助青年学者成长，真正做到了“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又举了一个例子：
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了当时还年轻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加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季羡林把胡适视为自己的恩师之一，对胡适怀着钦敬之情，但是，季羡林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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