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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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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我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陆续读过一些美学的书,对美学我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外行。但是浅尝辄止,也说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内行,只能说是一个半瓶醋。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半瓶醋才能晃荡出声。我就是以这样的身份提出了一个主张:美学必须彻底转型,决不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而必须大破大立,另起炉灶。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文艺理论在国际上“失语”问题
  近七八十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文艺理论时有变化,新学说不时兴起。有的延续时间长一点,有的简直是“蟪蛄不知春秋”,就为更新的理论所取代。我套用赵瓯北的诗句,改为“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国际文艺论坛上的喧嚣闹嚷声中,独独缺少中国的声音,有人就形象地说,中国患了“失语症”。
  难道我们中国真正没有话可说吗?难道国际文艺理论的讲坛上这些时生时灭的“理论”就真正高不可攀吗?难道我们中国的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就真正蠢到鸦雀无声吗?非也,非也。我个人认为,其中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有一些学者过多地屈服于“贾桂思想”,总觉得自己不行;同时又没有勇气,或者毋宁说没有识见,去回顾我们自己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水平极高的旧的文艺理论宝库。我们传统的文艺理论,特别是所使用的”话语”,其基础是在我上面提到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与植根于分析的思维模式的西方文艺理论不同。我们面对艺术作品,包括绘画、书法、诗文等等,不像西方文艺理论家那样,把作品拿过来肌掰理分,割成小块块,然后用分析的“话语”把自己的意见表述出来。有的竟形成极端复杂的理论体系,看上去令人目眩神摇。
  我们中国则截然不同,我们面对一件艺术品,或耳听一段音乐,并不像西方学者那样,手执解剖刀,把艺术品或音乐分析解剖得支离破碎;然后写成连篇累牍的文章,使用不知多少抽象名词,使读者如坠入五里雾中,最终也得不到要领。我们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或一般读者,读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篇诗文,先反复玩味,含英咀华,把作品的真精神灿然烂然映照于我们心中,最后用鲜明、生动而又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读者读了以后得到的也不是干瘪枯燥的义理,而是生动活泼的综合的印象。比方说,庾信的诗被综合评论为“清新”二字,鲍照的诗则是“俊逸”二字,杜甫的诗是“沉郁顿挫”,李白的诗是“飘逸豪放”;其余的诗人以此类推。对于书法的评论,我们使用的也是同一个办法,比如对书圣王羲之的书法,论之者评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多么具体凝练,又是多么鲜明生动!在古代,月旦人物,用的也是同样的方式,不赘述。
  我闲常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除了《文心雕龙》、《诗品》等少数专门著作之外,竟没有像西方那样有成套成套的专门谈文艺理论的著作?中国的文艺理论实际上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又派别繁多,议论蜂起的。许多专家的理论往往见之于《诗话》(《词话》)中,不管什么“神韵说”、“性灵说”、“肌理说”、“境界说”等等,都见之于《诗话》中;往往是简简单单地几句话,而内容却包罗无穷。试拿中国——中国以外,只有韩国有《诗话》——《诗话》同西方文艺理论的皇皇巨著一比,其间的差别立即可见。我在这里不作价值评判,不说哪高哪低,让读者自己去评论吧。

  这话说远了,赶快收回,还是谈我们的“失语”。我们中国文艺理论并不是没有“语”,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还在作祟,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腰扳挺不直,被外国人那一些五花八门的“理论”弄昏了头脑。我个人觉得,我们有悠久雄厚的基础,只要我们多一点自信,少一点自卑,我们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决不会再“失语”下去的。但是兹事体大,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我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多思考,勤试验,在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思想指导下,才能为世界文艺理论开辟一个新天地。任何掉以轻心的做法都是绝对有害的。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季羡林关于文化、学术的新思考、新见解、新观点,还有一些,不具引。上面摘引的这些观点,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十分重要,又都是当前学界十分关注而又急待解决的大问题。季羡林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表态。对他这些观点的看法,必定是见仁见智的。季羡林既有勇气公开自己的看法,就不会惮于辩论或争论。如果真的形成一场大辩论,这肯定对推动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5、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二十余年中,季羡林一直是文化界、学术界的知名人物,甚至可以说,在许多领域中他是一位领军人物,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引领着学者们顺应新时期的文化潮流,勇往直前。季羡林在此时期内,参加和领导过多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的弘扬,中外文化的交流,都作出过重要贡献。在此,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l978年,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工作开始启动,这是新时期开始后的第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空前壮举。姜椿芳总编辑盛情邀请季羡林参加编撰工作,出任其中《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当时,季羡林在北大身兼数职,本身有教学科研任务,还在翻译巨著《罗摩衍那》,工作十分繁重。但是,季羡林认为此项工作意义重大,于是挺身而出为姜老分忧。季羡林与《外国文学》卷编委会主任委员冯至合作主编这卷书。他们二人本来就是挚友,现在两人配合默契,克服了重重困难,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编完了。1982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出版了,共三百六十多万字。在编写过程中,季羡林亲自策划、审稿、撰写辞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在《评介》一文中写道:“出版这样一部巨著,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称之为皇皇巨著,是当之无愧的。”“在本书的形成过程中,每一个工作步骤我都参加了。我同大百科全书的同志们,以及编辑与写作的同志们一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尝到了顺利的快乐,也尝过挫折的痛苦;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我知之悉而感之切。”1982年10月,季羡林又应邀与吕叔湘一起指导《语言文字》卷的筹备工作。1984年初任《语言文字》卷编委会主任委员。同年,又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语言文字》卷用了大约四年时间,终于出版。这两卷书在《全书》中都是进度比较快,质量比较好的,受到了读者的好评。
  6、投身“中国书院”建设
  1985年,在全国上下一片“文化热”的潮流中,中国文化书院应运而生了。书院最初是由北大哲学系几位年轻教师发起的。他们的倡议得到了该系教授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楼宇烈、许杭生等人的支持,并邀请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周一良、阴法鲁、任继愈、吴晓铃、虞愚、戴逸、侯仁之、白寿彝、吴良镛、金克木、庞朴、李泽厚、乐黛云、丁守和、牙含章等参与其事。1985年1月中国文化书院正式成立,第一届院务委员会选举通过汤一介任院长,梁漱溟为院务委员会主席。
  在中国历史上,书院是学者讲学之所,与官办的学府有一定区别。宋元明清时代,每一个书院都是某一学派传授生徒的据点。例如白鹿洞书院是朱熹讲学之处;岳麓书院是张栻讲学之处。每一个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中国文化书院是自1949年后第一个纯民间的文化团体。它集合了一批有志于发展中国文化的老中青学者,为发展中国文化事业而共同奋斗。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团体,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研究国故”,“融汇新知”。书院先后聘请了七十名人文社会科学专家教授为导师,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台湾的著名学者。书院成立后,先后举办了四次讲习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总人数超过三千人,还开办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二年制函授),招收一万二千余名学员,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书院开创了1949年之后大型民间讲学的先河。由于它的开放性、兼容性、主体性特点,给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文坛吹进了一股强劲的新风,对当时的“文化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书院这个新事物,使许多文化人感到惊诧和振奋,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关注。当然,也招来不少的非议,这是预料中事,不足为奇。

  季羡林在书院开办之初被聘为导师,一直是书院的名导师之一,为书院的学术活动讲演、谈治学经验。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季羡林接任院务委员会主席一职,遂参加书院的领导工作,并主编书院的大型丛书《神州文化集成》,还亲自撰写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一书收入其中。
  1989年,中国的“文化热”在高潮中结束,“曲终人散”。中国文化书院也暂时停止了活动。在经历过一个低潮以后,90年代初,在季羡林等同仁的艰苦努力下,书院又重新活跃起来,继续从事促进中国文化繁荣的各项工作。
  季羡林在l994年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时,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颇有感慨地写道:
  回想整整十年前,北京大学哲学系几个年轻教员,在系内外,校内外的几个老教授的支持下,赤手空拳,毅然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他们不靠天,不信邪,有远见,有卓识,敢于“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山林终于被他们开辟了。到了今天,在并不算是太长时间的十年内,他们团结了不少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还有台湾省的学者,美国的华侨和华裔学者,还有一些从事国学者。举办和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已经有点名声,借用一句古老的俗语,中国文化书院,已经“够瞧的”了。
  ……中国文化的遭遇是这个样子,中国文化书院的遭遇也几乎完全一样。在人世间,任何个人,任何事业,在任何地区,在任何时代,总都不会一帆风顺的。前进的路上,决不会时时处处都铺满了芬芳扑鼻的玫瑰花。总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既有朗日当空,也有阴霾蔽天。这是正常现象,“无复独多虑”。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团体,一定会承认这个人世间的普遍现象的。在承认的基础上,处变不惊,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借用宋人的诗句就是“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再借用陆放翁的一句诗:“柳暗花明又一春”。
  季羡林这段既富哲理又含义颇深的话,道出了中国文化书院走过的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同时也道出了他投身中国文化书院建设过程中的艰辛历程,十分耐人寻味。
  7、主编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
  90年代初,季羡林开始筹备和主编一套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
  《东方文化集成》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的大型丛书。它包括东方文化综合研究、中华文化、日本文化、朝鲜韩国和蒙古文化、东南亚文化、南亚文化、伊朗阿富汗文化、西亚北非文化、中亚文化及古代东方文化等十编,共五百种书,涵盖了东方各国的语言、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军事、宗教、医药、建筑、绘画、音乐、书法、民俗等诸方面内容。《集成》既集中展示了我国从古至今,特别是近五十年来东方文化研究的成果,又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东方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让世界了解东方,让东方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便是这套丛书的宗旨。
  季羡林为编撰这套丛书费尽心机,四处奔波,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从策划,搭班子,定选题,到筹款、出版,每件事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处理,其中的艰辛和曲折实在难以诉说。不管怎样,经过一番艰苦努力,1997年10月,终于推出了首批专著十种十二册。季羡林亲自为丛书写了一篇八千字的长序,并将自己的新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和编著《东西文化议论集》收入《集成》之中。后来,《集成》又陆续出版了一批著作,至今已有三十余种面世。
  《东方文化集成》部分著作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瞩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日本共同社专稿《亚洲》第二章《大国文化走向》称:“《东方文化集成》是一项在文化方面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认为:“这是一套具有战略眼光的丛书。”首批十部专著出版以后不久,就有六部脱销,需要再版。
  季羡林曾主编过多套大型文化丛书,这套书虽然困难最多,但是他却情有独钟,他说:“我在外面挂了许多名,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有些仅仅是个挂名而已,不干事,也不过问,惟独对《集成》有一种特殊感情,花的时间最多,下的功夫也最大。”
  8、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在主编《东方文化集成》差不多同时,季羡林又承担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纂的任务。1994年5月,成立了由季羡林担任总编纂,胡绳、任继愈、周一良、张岱年、杨向奎、胡道静、程千帆、饶宗颐等担任顾问,并由刘文俊具体负责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全国五十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台湾、日本、美国等地近百位文史专家和古籍学者都参加了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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