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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名家谈文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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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完全看懂这个作品。但是我震撼式的感觉了一种美，这个美还不是剧中人的美。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让我可以终生投入的一个世界。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我也不太懂得这个世界，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是美不胜收，人完全是晕了一样的从电影院里走出来。这是我讲的半透明的双层结构，它给我看的是表层，表层我看不明白。但是我看明白的东西，其实完全没有看懂，但是它隐隐约约给我感到背后还有很多文章。就是那个背后的文章带领着我一步一步地走入了很深的殿堂，这一点非常重要。莎士比亚老做这个手脚，这个手脚是很奇妙的手脚，他在一个看上去很浅的作品当中，谁都懂得的作品当中。他埋一个井口，留下一个窗口，让你看到里边好像有很深的殿堂。我们看那个南方的园林的时候，有这种感觉。我们以为走完了，突然有个小窗口，看到里边还有，你推进去是这样的。这样的话，我大体上讲明白了未知结构和两难结构，这种深刻的东西放在一般的文学创作当中它的艺术谋略，它怎么放，它要放在比较后面。一般说在比较后面让了解这个东西的人震撼。莎士比亚好像前面讲得非常明白，到最后一个层次的时候，一个困惑的莎士比亚，一个思考的莎士比亚就出现了。
那么，现代派的文艺呢。觉得这个谋略太复杂，这我们对现代派文艺我们也讲几句好话，它觉得这个太复杂了，这个没有多少人会排那么多复杂的结构，所以他们就干脆在一个作品当中。既出现故事，又出现哲理，同时出现也有，这个作品成功的也有很多。其实我们艺术家老在这个问题上做思考，就是我和观众在接受程度之间的一个拉锯站，而这个拉锯站实际上是我们精神结构的拉锯站，而精神结构的最后这个部分呢，往往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把我的不知道交付给观众，观众当中有我的同道，有我的知心朋友，我们一起来共享这个不知道。大家说这个不知道有共享吗？对，共享不知道就是共享思考，如果这个你所安排的共享不知道的这个层面，极有魅力的话。那么这个作品就带有永恒性，这是在读解作品的时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也是一个大作品里的构架，我大体上是讲了未知结构的这几个部位，
我再反过来归纳一下，我三个例子说明未知结构和两难结构它是什么。比如我讲它特殊魅力在何处，它的几个性，特殊魅力在何处。然后我讲了它这种东西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以后第四，我讲了要实现这个结构的一种谋略，我主要以莎士比亚作为例子来解剖，大体说明今天的未知结构，或者说两难结构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正需要说明的在艺术创作学当中是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话题，我正是不需要所谓的学生写出作文都这样，那完全没有必要。我前面讲到，这是比较难的。但是作为艺术创造学，不研究这个好像是不太行。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界就是对于创作规律的研究太少，我看到的很多很多研究，做批评的人。完全做一些人格攻击，不是做这种真正的创作学的研究，这就不对了。真正的理论家，应该做些创作学的研究，这方面研究少了以后，直接地影响我们国家的创作水平和审美水平，这是很遗憾的。所以我只是提供这么一种思考的方式，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人们做过这种探索，有人经过这种实践，在学术问题上，可能有很多朋友有不同意见。有具体不同意见，这是可以的。这种不同意见就叫做学术意见的分歧了，有人说不，这个双层结构好像是三层。有人说，不，这个双层结构很可能是平铺的，这就叫学术争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太少太少看到类似于这样的学术争论，讲的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在讲述这个时候同时也表达出我的一个心意，就是希望我们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领域，更多的回到文学本位，和艺术本位。而不要离开这个对于你一个不认识的人，猜测他的人品，猜测他的恋爱，把这些东西叫做文学评论，那就搞错了。
那么余先生是治戏剧史的大学者，戏剧是讲究结构的。那么余先生今天的演讲也是非常讲究结构的，虽然他讲是艺术的两个未知结构所带给作品的伟大的艺术魅力。也就是说任何一部的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大作家之所以伟大，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的作品写出了人类所共同的终极的悲剧宿命。余先生的话就把它概括为是作品当中背后所应该具有的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同时我想余先生的演讲也告诉我们了作家和读者，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作家和好的读者。对于作家来说您要成为伟大的作家，使你的作品能够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注意你写作当中把握住你的作品，要有背后的，潜藏的未知结构、两难结构。那么作为一个读者，我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够格的艺术的欣赏者，一个读者呢？就是你要有本事读出潜隐在作品背后的那个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成为伟大的读者。那么我们的伟大读者多了，我想也有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家。最后咱们感谢余先生今天做的精彩演讲，并祝愿他，现在也是两难的心境，在这种两难情况下，不断地为我们奉献出非常好的散文作品。 谢谢。
余秋雨谈散文
余秋雨简介：
1946年出生与中国浙江省。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写作学会会长。现任上海市政府咨询策划顾问，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兼职教授。
因文化史和艺术学方面的大量著作，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1985年）、“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1986年）、上海市文学艺术大奖（1991年）、“上海十大高教精英”荣誉称号（1992年）、国家文化部部颁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1992年）等。
由于亲身越野历险考察世界各大文明遗址，被日本《朝日新闻》评为“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文化思想家”。不仅完整地考察了中国境内的几乎所有文化遗址和世界各国华文地区，而且还考察了作为西方文明基座的欧、美一百余座城市，更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了从埃及、中东、海湾、中亚、南亚的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河文明遗址，所写《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著作一直位居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是公认的当代华人世界影响最大的文化学者之一。
内容简介：
余秋雨说：把自己已明白的问题讲给学生，把不甚明白的问题交给学生讨论，把自己想不明白的写成散文交给读者共同探讨。今天余秋雨把他的散文创作的体会给了《百家讲坛》。
他说：我的《文化苦旅》那十多万字的书是散文不是论文。论文应有结论，而散文则可不必。评论家批评家攻击人不对，我只是提供评论的理论，提出未知结构，用文字来评论文学。《文化苦旅》写的是“人文山水”，余秋雨边走边写，把自己的经历感受写出来，在行走中守望文明。
《余秋雨谈散文》 （全文）
我想讲一讲我自己在写作过程当中和这个未知结构之间的一个体会。大家知道我这个人是比较多元的人，我曾经讲过这句话，我说：我把我已经想明白的问题交给课堂，因为我是个教授；我把有可能想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学术，因为我还写很多学术著作；我把我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散文，我有这个分工。我把已经想明白的问题交给课堂，课堂上你对学生主要还是讲你想明白的问题，这和我们今天的演讲还不太一样，我要告诉他们已经有结论的问题。
我们在座的大概也有很多是教师，想明白交给课堂。有可能想明白，但是现在还没有想明白，那我交给学术。学术，大家知道这个论据最后还有一段还叫结论，我通过我的努力以后，我想明白了，想明白不一定正确，大家可以争论，这是学术。对于有些想不明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它很重要，又觉得这些问题带动了我的感情，我还是想不明白，感情带进去了，我交给散文，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角落，才可能把散文写好，就是和艺术创作有关了。所以我的散文当中有一些散文不好看的原因，就是这个问题我其实已经想明白了，那这下散文就不好看了，有一点想不明白的东西，又牵动感情，这个散文就比较的好一点。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写第一篇散文的时候的感觉，我原来搞学术，出了好多学术著作，什么时候触动我写第一篇散文呢？大家看我的《文化苦旅》就知道，第一篇就是叫《道士塔》。就是敦煌，大家想想看，那么多敦煌的文物，被斯坦因他们都拿走了，出现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出现在法国的巴黎，甚至出现在东京的博物馆里。敦煌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没有了，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站在那儿，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年轻的学者，我觉得非常困惑，或者说非常两难。因为两个东西都在那儿，因为我知道我们国家兵荒马乱，如果他们不带走的话，这些东西可能也没有了，因为这些敦煌壁画的洞窟里边，可能看到了很多烧了烟，有很多逃亡者自己就住在那儿，在里边乱写。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拿走可能也没了，因为兵荒马乱，他们好多敦煌的经卷，敦煌的洞，发现以后那些经卷运到北京来，路上这个拿一把，那个拿一把，席子裹着。损失都很大，这个我们知道可能也就没了。所以拿到大英博物馆，当时得到保存了。
但是我又不甘心，好不容易发现了一百年前，发现了这些东西，都拿走了，拿走了我们祖先了给我们的东西，我又感到非常的不甘心，不甘心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敦煌发现的同时，我们又发现了甲骨文，甲骨文并没有让外国人来研究，就靠我们的学者凭着甲骨文我们研究出了一个很清楚的商代。也就是说中国人还是有研究水平的。我们还有能力保存它的，但是兵荒马乱太严重，在那么遥远的敦煌，保存可能又很小，所以我一下子站在沙漠里面困惑了，大家理解我这个困惑吗？我不知道该不该拿走，我是个世界公民，我不认为当一个强盗，我如果他是帝国主义强盗，我这篇就写不好了，因为这很简单，帝国主义强盗拿走了我们的文物，我们一定要把它拿回来，这个文章就写不好了，因为我这里面有未知结构，没有两难结构了，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吧，没有两难。如果说我另外一个结论，应该拿走，这个财富是全人类的财富，拿走做全人类的保存多好，我这篇文章也写不好了，因为我心里没有两难，拿走就好了。现在好多青年学者说应该拿走，但是我的心中不是这样，我既不认为他们简单是强盗，他们也是学者，他们不是强盗，但是我同时又不认为他们应该拿走，当我两难的时候，我当时突然出现一个图像，如果我早一百年出生的话，我如果知道这个事情的话，我在沙漠上会拦住他们的车队，我会和他们辩论，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你们如果好是心的话，有没有可能帮帮忙运到北京，我们那儿有好多学者，和他们辩论。
但是当时也有好多东西运过来了，路上丢失那么多，北京也没有很好的保存机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又矛盾，如果真把这个车拦下来了，他真交给我了，这是当时幻想了，我把它拉到哪里去？我拉不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把他们放在哪里，拦下来的车队我让他放在沙漠里，我一个人只能蹲在沙漠里，大哭一场。我产生这个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一篇好的散文出来了，因为两难出现了，大家理解我这个写出的感觉吗？我觉得我只能在沙漠里大哭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篇散文，我散文写作的开端，就是这样来的，而不是一般的写作。所以我一看到中学生的好多写作简单就是这样，他们是帝国主义强盗，中国水深火热，他们还趁火打劫，这个不是一篇好散文，文章也可以，不是一篇好散文，倒过来应该拿走，人类共同财富，我们为什么要保存它？好，这也可以，但是不算一篇好文章，因为它不牵动人的感情，它没法出现两难所造成的一种均势，就是均势。现在世界越来越开放了，觉得我们现在能够把巴黎和伦敦保存的敦煌的文物。我们都拍过来，我们的学者研究得很好，心理很平衡了吧，是心理可能平衡一点，因为我们可以读解它，也可以拥有它。
但是我这次到了希腊以后，心理又不平衡了，希腊的文化部长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的一封公开信，应该是这么说，他们的教授委员会写给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一封信里引了他们已故的一个文化部长的一段话，这段话，而且它们的逻辑讲得很严，就是说你那儿保存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这个文物的名称叫巴特农文物，就像我们这个文物叫敦煌文物一样，巴特农在希腊不在伦敦，任何文物只有在它一个环境当中，它才有活力，它在前后左右的对比当中，才有它的位置。那我马上想到敦煌，你们保存的不错，它的这个文物的名称叫敦煌文物，敦煌不在你们这儿，敦煌现在活生生还在中国，它只有放在那儿，在前后左右的对比关系中，它才有生命力。我被希腊的人说服了，而且他们说你们可以看不起我们希腊人，但是它是人民的遗产，你们一定要让它回到自己原生地，你才可能是最好的保存方法。这种话让我当时看了以后眼泪汪汪，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敦煌也是一样，就是这样的感觉，又产生了一种非常大的情感冲撞，因为好多年轻的学者跟我讲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是西方立场，但是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人都没有这么看。所以在我看起来又对我的心头有一种冲撞，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散文情绪还是保持了。我想大家能够理解我这个意思了，就是散文情绪能够保持，而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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