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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36计-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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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澄继位后，照既定方针办，给慕容绍宗高官厚禄，人情自然是儿子的，慕容绍宗感谢的是高澄，顺理成章儿子唱的是红脸。没几年，高欢的另一个儿子、高澄的兄弟高洋倾顺当当登基成了北齐开国皇帝。这是父子连档，红白脸相契，成就大事之例。
2。左右开弓，软硬兼施近代革命家黄兴一生历经了千难万险，但每次在危难之中都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杰出的口才，化险为夷，安然脱险。一次，黄兴回长沙发动群众，约定某晚起义。不幸机密泄露，湖南巡抚下令捕捉黄兴，隐匿者同罪。黄兴无处藏身，正在万分焦急之时，忽见一出租花轿仪仗的商店。黄兴面见店主，直接承认自己是黄兴，请他掩护自己。店主怕惹是生非，怎么也不答应。黄兴无奈，便大喝一声：“今天巡抚下令关闭城门搜捕我，势必抓到我。我如果被捕，一定把你说成我的同党。愉想免祸的话，就用花轿抬着我，配上仪仗和鼓手，送我出城，只要我脱了险，加倍付工钱。”话一出口，店主只好乖乖地照办了。
很多人都是“软的欺，硬的怕”，对待他们要软硬兼施。一味地软无异于纵人欺侮，总是硬又会招致对立，处处树敌。如果能用硬压住对方嚣张气焰，用软取得同情，予人面子，便会让对方有顺水推舟的心理。和你敌对他没什么好果子吃，而你这“硬汉”又给他留足了余地，他何乐而不为你效力呢？
某同学的一段经历，作为“软硬兼施”战胜对手的例证，真是可圈可点，下面且听他细细道来：前些时候，我与一同学去北京游玩。晚上住宿，我俩被一中巴客车拉到A旅店，本以为这次花的钱最多，条件当是很好的，可事实却让人大失所望。大方面说，黑白电视没一台；小方面说，上床用的拖鞋也无处可觅。所谓的双人间里只有两张可怜的硬板床，真是比校寝还要糟糕十倍。躺在硬板床上，心里总觉着不是滋味，于是我想退房。“想退房？没门。”老板一开口就是大嗓门。
我见势真有点害怕，想退缩以息事宁人，但心里又不服，于是狠了狠心，决定拼出去了。我学着老板的腔调吼道：“你凶什么凶，你想怎的？这北京城，不说来过十次，至少也有七八次了，我一点也不生。你，别瞎叫；我，想退房，要退房，坚决退房！”听我威胁要给监督局打电话，老板拨弄了一下算盘说：“退房可以，但要交十元钱的手续费。”我一听可退房自然高兴，但平白无故地要扣十元所谓的手续费又不甘心，便说：“如不是你那接客员把我骗来，又怎么会这样？要怪只能怪你的接客员骗错人了。还有，我受你们的骗这笔账还没算呢！”但老板咬定了那十元钱怎么也不肯松口。如此一来又僵住了。
时光在慢慢地流逝，我有点焦躁不安，想就此罢休。正在这时，外面又来了几位不知情的受骗者，我及时送店老板一根软骨嚼，说：“老板，我看还是全退了吧，想你也是明白人，如果我一嚷，那几位还没登记的旅客必会自行告退，孰轻孰重，聪明的你不会不明白吧！”最后老板在无可奈何中把钱全部退还给我。
这次舌战，我之所以取胜，主要在于采取了如下策略：①以硬制硬。老板大嗓门，我也大嗓门；老板说，退房没先例，我说退房有先例；老板让我站一边去，我则以给监督局打电话威胁之，给他一个此人不好对付的印象，因之不得不改变策略。
③以软对软。老板软下来了，答应退房，但坚持要手续费，我来了个以利诱之的策略：如果吵嚷开来，尚未登记的旅客，必然自动离去。收了我一个人的手续费，丢了几个旅客的生意，太不合算了。他权衡利弊，为了留住更多的新旅客，只好把钱全部退给我。
③软硬兼施。对待这样的人，如果一开始就软，他必然认为你好欺负，而对你更加强硬；如果你硬到底，他下不来台，来个“死猪不怕热水烫”，你也没办法。有效的办法是：软硬兼施。关于先硬还是先软，则要因事、因时、因人而异。
3。黑脸开戏，红脸收场1963年，因父亲遗产问题，曾宪样在远在泰国的哥哥曾宪概的多次催促下，动身来到了泰国。曾宪样的叔父曾桃发闻之以为曾宪样定是与其哥哥联手来对付他。于是便有了这么一个场面：一天早上，三个笑容可掬的客家长辈来到了曾宪慨的小店铺里，执意要请曾宪样去“喝喝茶、吃吃饭”。曾宪样客气了一番后随他们来到了曾桃发的公司里。待所有人严肃就位以后，叔父们便一改初始亲切温和之相，对曾宪样纷纷大加指责：“你看你，像什么话，一点道理也不懂。来了泰国这么久，也不来拜见叔父、叔母。你这算什么？真没规矩！”
其实，曾宪样来泰国的当天便执晚辈之礼拜见了叔父叔母。因此，叔公们的劈面训斥令曾宪样一头雾水。叔公们见曾宪样无言以对，认为其真的是那么大逆不道，毫不留情地把曾宪锋写个“狗血喷头”。原本便极富自尊之心且血气方刚的曾宪样终于忍耐不住，作了黑脸的莽汉，大发雷霆：“你们简直是太不像话了！我本来应该尊重你们，因为你们是叔公，但是从你们这番上口喷人的话里，从你们玩弄的这些骗人的把戏里，你们就再也不配得到我的尊重。”曾宪样指着刚好从他们面前走过的一个小孩说道，“我这个人，对于讲道理的人从来都是尊重的。就是这样的小孩子，知道做人应该讲道理，应该明白事理，我也会很尊重他。但对于像你们这样的老前辈，一点道理都不懂，只会嫌贫爱富，昧着良心拍有钱人的马屁，你们这样做，令我更加瞧不起你们，我也有理由不尊重你们！”
人际交往中，最忌生气发火，动怒泄愤。尤其是在长辈面前，小辈们更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语，切切不可失晚辈之礼。但有时会遇到某些或有恃无恐或刁蛮耍横的传者卖老之人，一味地回避退让忍辱负重，反而会使对方以为你软弱可欺而得寸进尺。曾宪掉一番理正辞严的刚言相向，令原本气势汹汹的叔公们顿时气萎势缩，百口莫辩。但，倘任其怒火信马由缰，刚言怒语如决堤洪水一泻不收，便有可能使原本已有的胜势转瞬即逝。于是，曾宪摔又有一番有理有据的摆事实，讲道理，扮起了红脸好人，不失时机地给叔公找台阶，进入了收场的好戏。“叔父只有凭着自己的劳动，凭着自己的智慧，才能一点一滴地建立了像今天这样庞大的事业。现在叔父有钱有势，那不过是叔父的能耐，叔父的本事，我只会从心里感到佩服。叔父现在大可不必为了这些财产的事情绞尽脑汁，你是我叔父，你有话跟我说，喊一个小孩把我叫来就可以了。”
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的适度赞美，可使对方产生亲和心理，为交往沟通提供前提。曾宪样的叔父只身一人于异国他乡艰辛奋斗而拥有今天的财富和名望，足以证明其不凡之处。曾宪样这番赞美，既充分肯定了叔父于商场中之本事，又由衷地表明了自己对叔父的佩服之意。言不巧语不媚，不坏刚直不阿之节，不涉阿谀奉承之嫌，从而拉近了两代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令叔父叔母激动得喃喃而语：“好侄子，好侄子！”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已化为乌有。
曾宪样在人际交往、家庭纠纷中所表现的人情操纵自如，红黑脸相间恰当的深厚功夫，表明了他在商场中的出色作为绝非等闲得来，而是名副其实。
4。既要打棒子，又要送萝卜不久前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专文介绍奇异公司执行总载杰克。韦尔奇，文中引用密歇根大学管理学院一位教授的话：“20世纪有两个伟大的企业领导人，一个是‘通用’的斯隆，另一个则是韦尔奇。但俩人比起来，韦尔奇又略胜一筹。因为韦尔奇为对世纪的经理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韦尔奇重视底线和结果是有名的。当年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开宣称凡是不能在市场维持前两名的实业，都会面临被卖或被裁撤的命运。很多奇异的员工抱怨韦尔奇的要求太严。无论在生产上打破多少纪录，韦尔奇总嫌不够。员工就像柠檬，被韦尔奇把汁都挤干了。
很多年前，有一位奇异的中层主管在韦尔奇面前第一次主持简报，由于太紧张，两腿发起抖来。这位经理也坦白地告诉韦尔奇：“我太太跟我说，如果这次简报砸了锅，你就不要回来算了。”在回程的飞机上，韦尔奇叫人送一瓶最高级的香槟和一打红玫瑰给这位经理的太太。韦尔奇的便条写道：“你先生的简报非常成功，我们非常抱歉害得他在最近几星期忙得一塌糊涂。”任何一个好的领导人，都应该懂得用“棒子和胡萝卜”原理去获得一个好的结果。在这方面，韦尔奇是其中高手。
“棒子和胡萝卜原理便是恩威并重，又打又拉。这一招术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经典例子。
朱元璋史称“雄猜之主”，既野心勃勃又疑心重重，心地险恶。他当上皇帝后，打天下时那种虚心纳贤、任人唯贤的作风全抛在脑后，朝思暮想的是维护他的绝对尊严和家天下。为此，他以各种卑劣手段，排除异己，残杀功臣。
李善长在随朱元璋征战中，以多谋善断著称。开国初，组织制定法规制度、宗庙礼仪，与朱元璋关系如鱼水一般，朱元璋将李比之为汉初萧何，称他为“功臣之首”，命他为开国后的首任丞相。朱元璋一旦功成名就，贵为天子，对李的态度大变。李善长过去被朱称赞为“处事果断”，现在则说他“独断专行”。过去朱特许李对疑难大事先处理后奏，称赞他为“为朕分忧”，现在则说他“目无皇上”。朱元璋对李善长功高权大，产生了疑忌之心。但考虑到李善长功高望重，轻举妄动恐生不测之变，就采用又打又拉，伺机清除伎俩。
一打。深知朱元璋为人的李善长察觉到皇上对他的猜忌，一连几天，李善长因患病没有上朝，于是就借机给朱元璋上了个奏章，一来对不能上朝议政表歉意。二来提出致仕（退休），察看朱元璋对自己的态度。按惯例朱元璋应下旨慰问、挽留。但是，他来个顺手推舟，随即批准了李善长退休，毫不费力地把李善长赶出了相位。
二拉。削夺了李善长的相权，免除了对他的威胁。但不少人心中暗骂朱元璋寡情毒辣。为了笼络人心，安抚李善长，朱元璋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本棋为妻，朱李两家又成了国戚。
清朝乾隆皇帝对知识分子实用的“棒子和胡萝卜”堪称空前绝后。乾隆在位期间，大兴文字狱，有案可查的竟有七十余次，远远超过他的先辈们，乾隆这一手也够厉害的了，只搞得文人仕士人人自危，几篇游戏之章，几句赏花吟月之词，也往往弄出个莫须有的罪名，乾隆就是使用这样无情的樟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他并没忘了“送胡萝卜”的重要，对知识分子采用怀柔政策。他规定见了大学土，皇族的老老少少们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果这位大学土还兼着“师傅”，就称之为“老师”，自称“先生”‘域“晚生”。同时，一方面大搞正规的科举活动，不断罗致文人仕士加入为朝廷服务的队伍；另一方面特开博学鸿词科，把那些自命遗老或高才、标榜孤忠或写些诗文发泄牢骚的文人、或不屑参加科举考试而隐居山林又有些大臣威望的隐士，由地方官或巡游大臣推荐上来，皇帝直接面试。乾隆搞了三次，录用24人。录用者自己春风得意，自然也感激皇恩浩荡；落榜的百余人，也无面目自命遗老孤忠去讽刺朝政。乾隆对被自己亲自面试的录用者关心倍至，如其中有个叫顾栋高的人，录用时，年岁就不小了，当时授予国子监司业之职；到年老辞官时，乾隆亲自书写了两首七言诗加以褒美；后来，乾隆下江南，又亲赐御书，跃级封他为国子监的祭酒。
乾隆之所以如此做，全是出于维护他们的皇权至上、族权至上、朝廷至上的目的，是要保持“大清”永不“变色”。谁要是在这方面稍有越轨，红脸马上转换成白脸，满脸堆笑换成杀气腾腾。管你是有意无意，或是或非，都立即被逮捕入狱，轻者“重企‘、”革职“、重者”立轨“、”立绞“，甚至处死后要”弃市“”寸碟“，已死的也得开棺戮尸，连朋友、族人也统统跟着倒霉。
就此而论，如果不幸沦为下属或臣民的人，对于大棒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被棒子打疼了是免不了的，而一旦收到“胡萝卜”却并非是什么“护身符”，也算不上什么好兆头，感恩戴德因此可以省掉。明智的上司和明智的下属都应明白：这毕竟是策略和手段，是谁都可以使用的，究竟谁更高明那得看谁更会“演得真切”，一切都是一出戏而已。
5。提防小人的“变脸术”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他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慈德太后控制着朝政。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格太后势力。作为慈格太后，她当然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所以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于是，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掉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用人权和兵权均掌握在慈模的手中。为此光绪帝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明确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所以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能把他拉过来，荣禄——慈格太后的主要助手——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待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也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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