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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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说过，张居正不仅从皇室的花销中减少开支，而且还从国防费用中节省。当时的明朝，面临的主要外敌就是鞑靼，国家的确需要花费大量钱财，用以抵御鞑靼的进犯和『骚』扰。然而，就在这样需要花钱的地方，张居正也在尽量想办法以节约开支。

　　　　一方面，在俺答的问题解决之后，他尽量减少给予的奖赏。据统计，隆庆五、六两年的奖赏总共才花去了不到一万两银子，比起以前与之打仗时所花费的已经节省了很多，大概有上百万两。可是，另一方面，张居正对于辽东方面的“属夷”加赏的请求，根本就是不愿多花一分钱。在一封书信中他如此写道：“今户、兵二部，已议为曲处。但此数一增，后来遂为岁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无穷，岁复增加，曷有纪极？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将不知其所终矣……幸仆今谬司国柄，俟边警少暇，望公与镇、巡诸君，虚心商量，思一长策，著实整顿一番，庶为经久之计。若但拆东补西，支持目前，费日增而无已，兵复弱而莫支，将来必有以为口实者，恐仆与诸公，皆不能逭其咎也。”（《张文忠公全集·答刘总督》）张居正担忧之情溢于言表：“但此数一增，后来遂为岁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无穷，岁复增加，曷有纪极？”给这些“属夷”的奖赏绝对不能再增加了，不然就会养成习惯，到时候又要来要求增加，简直没有终了的时候！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查出事情的缘起，进而加以解决，“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将不知其所终矣”！在张居正的严词拒绝之下，对于辽东“属夷”加赏的请求没有给予答应。这样，明朝『政府』又节约下来一大笔开支。

　　　　经过大力的“节流”，明朝的国库得到了充实，国家财政逐渐走上了收支平衡的轨道上，有的年份甚至还出现了收大于出的局面，这为明朝国运的延续奠定了很好的经济基础。

　　　　自然，这一切的成绩都要归功于张居正。如果没有他挖空心思地节约开支，即使通过“考成法”的实施，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收入，也只会因为过度的花费而白白流失的。可以说，在明朝已经积病积弱的年代，正是有了张居正近乎吝啬的管理财政措施，才使得明朝能够短期地出现国富的景况。现在想来，如果在张居正死后，明神宗能够继续遵守他的教诲，大力开源节流，明朝也不会衰落得那么快了！

　　　　整顿物流，防范资本流散为了实现明王朝富国强兵的目标，张居正可谓费尽心思。他的又一项改革措施就是驿递制度的改革。驿递制度虽然有着一定的存在合理『性』，但是其在张居正当政时期，已经是弊端百出，成为了一项劳民伤财的制度了。张居正重新制定了驿站的使用法度，并严加执行，使驿递制度的害处得以消减。

　　　　张居正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除了进行了制定考成法、整理国家税收制度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大力开源节流的改革之外，还进行了整顿驿递制度的改革。张居正为什么要改革这项制度？改革这项制度之后，对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有什么帮助？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需要了解明朝的驿递制度。

　　　　驿递制度其实就是管理各个驿站的制度。在中国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的传递非常不方便。因此，为了方便信息的传递，明朝『政府』就在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设立驿站，其作用就是为传递信息的人提供饮食、住宿及动物工具。

　　　　就是在这里，明朝的驿递制度存在着如此的一个弊端：无论是饮食、住宿，还是动物工具的食物等都是由交通干线附近的老百姓来提供的。具体说来，陆上驿站的马、驴、夫役，水驿的红船、水夫，全都来自民间；这些马夫和水夫不仅没有工钱，而且还要自备粮食，三年一轮换；除了马夫、水夫以外，驿站还有专为传递信息人做饭的馆户，他们也来自民间，也没有一点儿报酬。

　　　　对于这样劳民伤财的制度，张居正自然是知道其害处的！本来设立驿站是为了维持中央和各省的交通，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可是，到了张居正当政的时候，这个制度的运作已经『毛』病百出，确实到了改革的时候了！

　　　　其实，如果这个制度能够像明太祖时代规定的驿站使用制度那样运作，问题就没有那么大。那时的规定是这样的：非有军国大事，任何人没有使用的权利；即使是王公贵族出到此地，也只许带随从一名。所以，那时候驿递制度的弊端没有现在那么尖锐。

　　　　可是，张居正当政的时代距离明太祖已经久远，就算是同样的制度，也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的变化，最主要的就是新增的许多条例，相当于现在的法律补充规定。比如，到了嘉靖三十七年，能够申请到驿站使用权的有五十一种情况，可明太祖时候只有六种。凡是符合这五十一种情况的，都可以向当地『政府』（北京的勘合由兵部发出，各省的勘合由巡抚和巡按发出）申请所谓的“勘合”，也就是护照。

　　　　虽然在制度上规定了勘合的核发机关，可实际核发起来，就不是那么严格了：勘合成了礼物，各地『政府』都可以发出来送人。不仅如此，这些勘合根本没有缴还期限，实际上成了终身护照，而且还可以转赠他人使用。这样一来，交通干线附近的老百姓可就惨了，可谓是民不聊生。张居正上台的时候，在这个制度保护下的拥有勘合的人，简直跟强盗没有区别。

　　　　对于驿递制度的弊病，张居正自然是需要大力整改的。可是，改革驿递制度的理由是什么呢？有人会说，这还要问？不就是因为这个制度对于老百姓就是暴政吗？的确如此！然而，张居正的考虑要更深一层：改革的目标不是要首先实现富国吗？

　　　　真正的富国其实最重要的是富民，只有民用殷实，国家才是真正的富强。然而，现在的驿递制度正在妨碍着人民的生活，别说让老百姓富裕，就是让他们过几天安稳日子都没法做到。因次，必须大力整改这个制度。这就是张居正的心思，他的一切作为都旨在实现他富国强兵的目标。

　　　　万历三年，张居正提出了他心中酝酿已久的整顿驿递计划：“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

　　　　抚、按、司、府各衙门所属官员，不许托故远行参谒，经扰驿递；违者抚、按参究。

　　　　有驿州、县，过往使客，该驿供送应得廪粮蔬莱，州、县止送油烛柴炭，不许重送下程纸札，如有借此科敛者，听抚、按官参究。

　　　　凡经过官员有勘合者，夫马中火，止令驿递应付，有司不许擅派里甲。其州、县、司、府官朝觐，给由入京，除本官额编门皂，量行带用外，不许分外又在里甲派取长行夫、马，及因而计路远近，折干入己。

　　　　凡官员经由地方，系京职方面以上者，虽无勘合，亦令巡路兵快防护出境，仍许住宿公馆，量给薪水烛炭，不许办送下程心红纸札，及折席折币礼物。

　　　　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张居正上面的这些改革措施，其主要意思如下：一、官员不是办理公事的，不许开给勘合；不是办理军务的，不许使用金鼓旗号；就算是官员办理公务，抬轿的人太多，不管官职高低都不予接待；二、抚、按、司、府的官员，不许借口要走远路，而使用驿站；三、设有驿站的州、县，只需要供应油烛柴炭；四、前到北京朝觐的官员，除了带上自己随身需要的人员外，不许又向驿站附近索取车马等；五、所有的官员只要是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都不许给予勘合，也不许使用驿站。

　　　　除了上面这些详细的限制『性』规定，后来还补充了另外一些严格限制的规定，包括：自京往外省者，由兵部给内勘合；其中仍须回京者，回京之日缴还勘合；无须回京者，即将该项勘合，缴所到省分抚、按衙门，年终一并缴回兵部。自外省入京者，由抚、按衙门给外勘合，至京以后，一并缴部，其中有须回省者，另由兵部于回省之日换给内勘合。

　　　　这些规定对于积弊深重的驿递制度，无疑是一记重拳。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在张居正看来还是不够完善，可是没有办法，时代不同了，不可能回到过去那么简单的几条规定。最重要的是执行，这也是张居正一直重视的问题。如果没有真实效果，制度规定得再好又怎么样呢？

　　　　这里，张居正再次使出了他的法宝——考成法。用六科控制抚、按，用内阁控制六科，各种制定好的规章制度都要严格执行。为了敦促新法的执行，张居正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儿子回江陵考试，叫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让仆人骑驴回家祝寿。首辅的带头严格执行，使得各级官员都开始严格要求起自己来。

　　　　在整顿驿递的过程中，自然也有敢『摸』老虎屁股的，不过他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到驿站，被人给弹劾了。虽然侯东莱是张居正的得力手下，镇守边疆有功，但是张居正仍然不徇私情，把侯东莱的儿子应得的官荫革去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应该做的事情。的确，不能因为一个巡抚和朋友，就破坏新法。

　　　　整顿驿递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让人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关于衍圣公使用驿站的问题。衍圣公其实就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子孔尚贤。这个家伙毫无圣人后代的作风，不仅一点不知道体恤百姓，反而在每年从曲阜入京朝贡时，肆意『骚』扰沿途驿站，搞得怨声载道。实在忍不下去了，山东布政只好报告了张居正，张居正坚决地回答说：“今内官、勋臣小有违犯，动被绳治，而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有司亦莫之谁何，以其为先圣之后也。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今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藩伯徐中台》）张居正在这封信里，表达了如此的意思：就算是圣人的后代，也不能超越国家的法律！不能因为是圣人的后代就放宽不究，反而应该“一体参究”。

　　　　在他看来，现在大小官员违反法律，都要绳之以法，可是孔尚贤却逍遥法外，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就算是孔子活到现在，也要严格遵守法律，何况他的后代？因此，以后只要孔尚贤再『骚』扰驿站，就依法处治。

　　　　到了万历九年，孔家出了一件大事：孔尚贤的庶母郭氏把孔尚贤告了，这件家事最后竟然闹到了需要朝廷派员查勘的地步。于是，张居正和山东巡抚何起鸣就乘机重新商定了衍圣公入朝进贡的办法，张居正的意见如下：“……中间处分孔氏朝贡一节，极为得中……窃以为宜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入贺，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张文忠公全集·答山东巡抚何莱山》）张居正的意思就是说，衍圣公不要每年都来进贡了，而是三年进贡一次。这样一来，这个“沿途生事百端”的衍圣公就会少给百姓添些惊扰了！

　　　　关于张居正的改革弊政，我们就讲这些。其实，他的改革措施不止以上所述，比较重要的还包括改革学政、改革水政等。可以说，他的这些改革几乎都取得了暂时的成效，因而使得明朝在他当政时期出现短暂的中兴。

　　　　然而，张居正毕竟只是一代名相，他能够在生前改变明朝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却不能在死后继续保持他和他的改革措施的力量，因此明朝也仅仅延续了七十二年的国运。这不能不说是这位治世之能臣的悲哀！

　　　　

张居正十讲　第五讲　治河：明王朝的政治顽症

　　　　历史上的各个王朝都面临着治水的难题。在张居正当政时期的明朝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明朝治水不仅有着兴修水利以发展农业的考虑，而且还有着特殊的政治、军事考虑，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考虑，使得张居正这个并非水利专家的政治家煞费苦心！

　　　　积重难返的水利难题

　　　　治水的问题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面临的大事，明代也不例外，张居正身处的时代，南北的粮食运输主要依赖运河，而运河又经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官员提出了修筑新河的想法，最终却因为不切实际，被张居正否定了。在否定这个提议的过程中，张居正同样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智慧。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政治中心是北京，可是北方并不是当时的产粮地区，其他经济也不发达。

　　　　明朝真正的经济中心在南方，尤其是在苏杭二州，这里是当时的产粮大区，有着“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由于这个原因，北京『政府』所需的各种物资，包括每年所需的四百万石粮食，都是从南方调济过来的。要调济物资，自然就需要做好交通运输工作。然而，当时从南方到北方的物资运输路线，就只有一条大运河。

　　　　有人会觉得，有了这条南北贯通的大运河，还需要为运输物资发愁吗？这样的想法其实是缺乏对大运河情况的仔细了解的，大运河实际上并不像书本上或者传说中说的那样便利和畅通无阻。为什么这样说呢？

　　　　当运河到洪泽湖时，就会遇到从安徽流来的淮河，这条河会在运河的清口与黄河交汇。这里是第一道难关，因为一旦遇到黄河涨水，就会堵塞河道，运河就无法运输；再接着往上走，当运河到达徐州的茶城时，接替运河工作的就是黄河，也就是黄河的这一段便是运河，这里是第二道难关，也是最危险的关口。因为黄河做运河，遇到涨水时水量太大，会使南方的粮船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