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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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臣们一个人一个意见，自然惹得神宗不开心了。在神宗看来，正是要这帮子人干实事的时候，却“百计推诿，只图优游无事，捱日待时”，根本没有人愿意“视国如家，忠谋远虑”。但是，他这样说，也不是怪罪傅希挚，只是将怒火发泄到了河道的其他官员身上。傅希挚接到圣旨后也没有办法，只好停止了开通泇河的计划，专心去做治河的工作去了。而张居正也只好再次认栽：谁让自己不是水利专家呢？遇到水利问题就只好请教属臣，可是一直以来又没有真正遇到治水的人才。真是让人觉得无可奈何！在明神宗的那个圣旨中，流『露』出了愤恨和着急，其实那也是张居正的心理状况。

　　　　然而，无可奈何也罢，心急也罢，愤恨也罢，总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物资运输的问题呀！现在不能开泇河了，北京需要的四百万石粮食又不能依靠正在肆意泛滥的黄河，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张居正这次真是快愁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万历三年的九月，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和右侍郎徐栻上疏再次请求开通胶莱新河。主张开新河的两人都是和张居正同年考上进士的，因此关系一直不错。尤其是刘应节，这个人是山东潍县人，他对于胶莱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应该还记得，上次大臣们提议开胶莱新河的时候，张居正曾经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胶莱新河的水源难找。但是，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黄河到处决口，开通泇河的计划又落空，目前看来也只有走一下开凿胶莱新河的路子了！张居正为什么这次比较有把握呢？一方面，计划是刘应节提出来的，张居正对他非常信任；第二方面，从那次提议开凿新河到现在，经过几年的财政整治，国库变得充实起来，因此有财力应付工程所需。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毅然决然地对开凿新河的计划表示支持。他派了徐栻前往山东，会同山东巡抚李世达一起开凿新河。在他给刘应节的信中，大家可以看出张居正的决心：“胶河之可开，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独贵乡人以为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读大疏具见忘私徇国之忠，已奉旨允行。又承教，凤竹公肯身任之，尤为难得，今即以属之……故宜与之会同，且委用属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济也。至于一应疏凿事宜，及工费多寡，俱俟凤竹公亲履其地，次第条奏。”（《张文忠公全集·答刘百川言开胶河》）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批评了那些认为不能修胶河人，说他们其实是出于私心。接着，他对刘应节“忘私徇国”的忠诚表示欣赏。他同时还称赞了徐栻担当重任的精神，希望他们能倾力合作。

　　　　不仅张居正，明神宗也是大力支持，君臣上下似乎这次都下定了决心，神宗更是在上谕中严厉地说：“朝廷屡议开河，止为通漕，与治河事务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挠的，拿来重处。”

　　　　大家都对刘应节和徐栻抱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为国家开辟出一条新的水道，进而解决南方物资北调的老问题。

　　　　可是，就在上下齐心，准备打一场水利攻坚战时，问题又出现了！首先是山东民间的舆论对于开凿新河不利。在民间看来，一旦运河的河道改变，就会使原来沿河道的商业经济受到损害，对于山东西部的发展十分不利。这自然是一种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但是，撇开这一点不提，山东民间对于开凿运河还是不支持的声音占上风。为什么呢？原来，开凿新河不得不动用大量的劳役，很显然这些劳役就是从山东本地而来，因此就给百姓带来不小的麻烦。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山东的舆论大都反对开凿新河。这样一来，山东巡抚李世达坐不住了。随着事态的严重，就连徐栻也心生动摇和犹豫。对于这个情况，张居正很快也知道了，他立即给徐栻去信，以安定他的心：“仆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明主方励精图治，询事考成，岂宜以未定之议，尝试朝廷哉？神禹大智，犹必亲乘四载，遍历九土，至于手足胼胝，而后能成功。方其凿龙门之时，民皆拾瓦砾以击之。盖众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无事，而保身自便者，孰肯淹留辛苦于泥涂横潦之中，此众议之所以纷纷也。愿公主之以刚断，持之以必行，心乎为国，毕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滞顾忌，调停人情之说，一切勿怀之于中，又亲历工所，揆虑相度，分任责成。若惮劳不亲细事，徒寄耳目于人，则纷纷之议，将日闻于耳，虽勉强图之，亦具文而已，决不能济也，幸公熟图之。若果未能坚持初意，恐拂众心，则亦宜明告于上，以谢昔建议之为非，而后重负可释耳。此国之大事，不敢不尽其愚，幸惟鉴有。”（《张文忠公全集·答徐风竹》）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说，做事太过就不能把事情做好，他援引了大禹治水时期遭遇民间反对的典故，通过分析民间的心态，敦促徐栻“主之以刚断，持之以必行，心乎为国，毕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意思就是要徐栻能够做事果敢，不要轻易听信他人，不然勉强做事，必不能做好。但是，在这样说时，张居正同样也感觉到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因此他才说“若果未能坚持初意，恐拂众心，则亦宜明告于上，以谢昔建议之为非，而后重负可释耳。”这一方面是在为徐栻想办法开脱责任，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张居正自己心中已经出现了些许动摇！

　　　　事情继续朝着坏的方向发展。到了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正月，徐栻上疏说凿开胶河与莱河之间的分水岭，然后引水进新河，再筑堤建闸，估计需要花去九十余万两银子的工钱。对于年财政收入只能维持在三百万两银子的明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数目。看到这个上疏，张居正气急败坏，他认定了这是徐栻“故设难词，欲以阻坏成事”，于是就将已经当上戎政尚书的刘应节调到了山东，会同徐栻一起开凿新河。

　　　　张居正的这个办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张居正又犯了一次用人不当的错误：刘应节到山东后，和徐栻在水源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刘应节主张利用海水，徐栻则主张引用山泉。他们相互攻击，都认为对方的主张不切实际。

　　　　在徐栻看来，刘应节利用海水的办法只会导致海沙进入新河，因此又要花费不少钱建闸挡沙。山东巡抚李世达也认为刘应节的办法会使得海沙和海水俱来。而且在他看来，除非海风很大，不然就不能将海水灌进新河。可是在刘应节的眼中，徐栻引用山泉做水源的办法也是行不通的，正如李世达所说，山泉到了“十月以后，日渐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细，适值粮运涌到之时，虽置柜设闸，以时启闭，终不能使之源源而来，滔滔不竭也。”引用山泉存在着水源不足的问题。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奉命勘察分水岭的山东巡按御史商为正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他说要想开凿分水岭，“虽二百余万金，不足以了此”。

　　　　这个结论让张居正差点儿没有吓晕过去。一时间，张居正真不知道是否还要继续这个费心的工程了。他的犹豫是有道理的：试想，如果花了二百余万金的钱开凿了分水岭，修好了新河，可要是海水进不了河道，或者山泉不充足，那这条河就等于没用。

　　　　如此一来，二百余万金不是等于白费了？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

　　　　让张居正头疼的事情还没有完！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审慎的考虑：之所以要开凿胶莱新河，本来是为了代替这一段的危险海运；然而，在进入胶莱新河以前，运输物资的船还是要走很长一段的内流河，也就是淮安以下的运河。要是这段运河也出问题，后面的路程再安全也是没用的。这个考虑不是不切实际，因为万历三年的时候，淮安以下的运河到了高邮就被黄河涨水冲得决口了。

　　　　张居正很快也知道了这种意见。他彻底没有办法了，只好让工部商议是否还要继续这个工程。经过讨论，工部尚书郭朝宾得出结论：“事体委多窒碍，相应停罢以省劳费。”于是，这个一度被炒得热火朝天的工程于万历四年的六月停工了！张居正面临着第二次的治水失败。

　　　　人才：治河第一方略人才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张居正治水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偶然地发现了治水人才之后，张居正大胆任用，最终扭转了治水屡遭失败的局面，极大地缓解了明王朝的水患问题。

　　　　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张居正不会没有思考过原因。他肯定会首先责怪自己不懂得治水的知识，要是自己懂的话，便能够形成自己的判断，再加上自己的政治力量，也就不会总失败了！可是，张居正可能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原因：自己一直没有找到得力的治水人才。虽然他既有政治力量，也有坚强的意志，但是治水毕竟不是搞政治，这是需要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一门科学。只有将科学和政治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成就治水伟业。然而，可惜的是，张居正并没有让一些人才充分地发挥其才能。

　　　　比如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时，工科给事中徐贞明曾经上疏建议在河北和山东一带都可以兴修水利，这样就可以灌溉北方的农田，以产出更多的粮食供给军用。如此，还可以减少每年南方物资北调的成本和风险。如果采取了他的这个主意，实际上是变相地解决了运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当所有人，包括张居正在内都在运河问题上钻牛角尖时，只有徐贞明跳出来想，不愧是真正的水利专家。可是，就是这样的人才，也没有引起张居正太多的关注。结果，徐贞明的建议在交给工部尚书郭朝宾审查后，得到了“水田劳民，请俟异日”的回复，真是让人为他觉得委屈！倘若当初张居正能够重用徐贞明，全力支持他在北方搞水利建设，那么说不定就不用为运河的问题费尽心思了！

　　　　然而，张居正就是张居正，他很快意识到治水要有专门人才的重要『性』，并且大力支持这些人才的工作，终于取得了治水的一次胜利！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他慧眼识珠看中了漕运总督吴桂芳。正是在使用了这个治水人才之后，张居正才成功地解决了黄河下游淮、扬地区的水患问题。

　　　　有人会问：张居正是怎样发现这个人才的呢？原来，就在万历四年的二月，吴桂芳上了一个奏疏。在这个奏疏里，他提出了多开黄河入海口的建议：“淮、扬二郡，洪潦奔冲，灾民号泣，所在凄然，盖滨海汊港，岁久道湮，入海止恃云梯一径，致海拥横沙，河流泛溢，而盐、安、高、宝，不复可收拾矣。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请另设水利佥事一员，专疏海道，而以淮安管河通判，改为水利同知，令其审度地宜，讲求捷径，如草湾及老黄河皆可趋海，何必专事云梯？”（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很显然，吴桂芳的用意是要解决黄河下游的水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的确是个为民的好官。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有治水经验的官员。因为在他看来，之所以黄河总是在下游造成水患，原因就在于黄河的入海口只有云梯关一个地方。入海口少了，就会导致肆意的黄河水不能及时得到排泄，最终造成冲垮堤岸，形成洪水蔓延的结果。鉴于此，吴桂芳主张多开几个黄河的入海口。只要黄河水一走，淮水也会随同出海，这样高邮、宝应的水患就会减轻。

　　　　张居正看到这个上疏后，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虽然他知道这只是一个解决黄河水患的暂时之计，但是在当时能想出这个办法，足以说明吴桂芳是个治水人才。于是，张居正采用了吴桂芳的建议，给予了他政治上的支持。在一封写给吴桂芳的信中，张居正如此说道：“淮、扬之民，岁苦昏垫，朝廷未尝一日忘，顾莫有任其事者。兹读大疏，明白洞彻，底绩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来但讲治水，不求治海，虽费何益？但海口之淤，当必有因，似宜视水必趋之路，决其淤，疏其窒，虽弃地勿惜，碍众勿顾，庶几有成也。设官及留饷诸事，一一如教，属所司复允，惟公坚定而力图之。”（《张文忠公全集·答吴自湖》）张居正的意思是：以前朝廷不是不顾及淮、扬一带的百姓生死，而是苦于找不到优秀的治水人才。现在看见你的上疏，觉得问题一下就解决了。的确，要解决水患问题，必须疏导下泄，因此就需要治海口。海口只要通了，水就可以流走了。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

　　　　大家可能也想到了，让黄河水都流走，运河岂不是又要没水了，那运输物资又应该怎么办？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张居正管不了那么多了，救水如救人呐！情势已经刻不容缓了，张居正顶住压力，再次给了吴桂芳支持：“淮、扬之民，方苦昏垫，被发缨冠而救之，犹恐不及，岂能豫忧运道之难处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从容讲求平江遗迹，为国家经久之图。今内外储积，幸已渐裕，法纪渐张，根本渐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贤者任之，公毋虑也。”（《张文忠公全集·答吴公桂芳》）张居正的意思很明显，现在顾不得运河的问题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百姓的『性』命。因此现在只能先救一方百姓。

　　　　在张居正的支持之下，吴桂芳大胆地开始了疏浚草湾的工作。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七月，草湾疏浚成功。八月，工部向明神宗复奏。神宗大喜，赏赐了吴桂芳银币。张居正也非常开心，在给吴桂芳的信中，愉悦之情跃然纸上：“海口疏通，淮、扬之间，欢声雷动，从此人得平土而居，翳谁之力与？以此知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人存政举’，非虚语也。比者暂行薄赉，侯元圭既告之日，仍当有殊锡焉。”（《张文忠公全集·答吴自湖言蠲积逋疏海口》）张居正自然是高兴的，他甚至觉得从此以后，百姓就可以平地而安居，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