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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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来，张居正之所以要救刘台，只是政治手腕的运用。什么意思？试想，如果因为别人告自己腐败，就把别人赶尽杀绝，那未免也有欲盖弥彰的感觉。因此，他的做法是：暂时放刘台一马，等到事态缓和了，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由户部尚书张学颜揭发刘台在辽东受贿，接着再由辽东巡按于应昌与江西巡抚王宗载严加调查，最终使刘台得到了流放浔州的下场。这就是政治家的作风：一切从大处着眼，却从来不会忘记细节！

　　　　张居正腐败吗？辽王的妃子王氏，也出来控告张居正腐败。她的控告牵扯出了张家和辽王府的几代恩怨，这更加增添了“张居正是否腐败”这个问题的神秘『性』。

　　　　讲完了张居正第一次被人检控腐败的故事，再来看另外一次。这次检控发生在张居正已经去世之后，告发的人是上文说过的辽王的妃子王氏。在刘台的弹劾里，曾经说辽王的家被抄了以后，辽王府的家产全部落在了张居正手里。这件事情是否属实呢？我们不得而知。由于刘台的失败，他的弹劾里提到的这件事情自然也就成了诬告之言，没有谁会相信！可是，就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王的妃子王氏就上疏申冤。在她的上疏里，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庶人金宝万计，尽入居正府矣。”辽王的冤魂重现人间了！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很想知道辽王是谁？张居正和他究竟有着怎样的恩怨？张居正怎么会因为辽王而两次坐上腐败分子的被告席？要知道，张居正死后之所以会遭受抄家的劫难，很大部分原因都要归结在辽王妃子王氏的这次上疏告状上。让我们把历史的眼光投『射』得更远，回到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去看看张居正和辽王之间恩怨的开始。

　　　　嘉靖十六年时，在张居正和辽王身上各发生了一件关系他们一生命运的大事：府学生张居正参加乡试，遇到了赏识他的才学却希望他晚些成才的湖广巡抚顾璘，这使他第一次乡试失败了；辽王在嘉靖十六年死了父亲庄王，正在服丧，也在准备着正式当上辽王。说起辽王，不得不讲讲他的身世：最早的辽王是明太祖的第十五个儿子，叫朱植，洪武二十六年被封为辽王。开始的时候，辽王府在辽宁省的北镇县，建文帝时改封到了荆州。在张居正出生的头一年，也就是嘉靖三年，第六代辽王接受了世袭，他就是庄王。第二年是嘉靖四年，也是张居正出生那年，庄王的妾生了与张居正瓜葛一生的辽王，叫做朱宪。说到张居正和辽王朱宪的恩怨，不得不说说庄王的王妃『毛』氏，这是一个才干出众的女人。由于庄王体弱多病，辽王府的管理大权就落在了『毛』氏手里。因此到嘉靖十六年庄王去世时，朱宪一是由于丧服，二是由于『毛』氏不是自己的亲母，所以并没有得到权力，一切大权都还在嫡母手里。

　　　　那么，张居正是怎样和辽王朱宪发生关系的呢？说起来也简单，只是因为张居正的祖父张镇在辽府当护卫。老人家经常把自己孙子的天才拿出来炫耀，加上张居正的才学很早就闻名荆州，因此『毛』氏就很想见上张居正一面。于是，一天『毛』氏就把已经考中秀才的张居正叫到辽王府，赐给他美食，并考查他的学问。一考查让『毛』氏大吃一惊：天下竟真有如此神童！她一面惊叹于张居正小小年纪就学思敏捷，另一方面也为当时仍然放『荡』不羁的辽王朱宪感到失望。在席间，这个女人对辽王说了一句让他和张居正结下冤仇的话：“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给张居正牵着鼻子走呀！”朱宪年纪虽小，却已有了羞愧和嫉恨之心，听到这话，一腔怒火差点儿没有发作。从这之后，张居正就和朱宪做了朋友，然而却是隐藏着仇恨的朋友。

　　　　起初，这种仇恨只是存在于辽王朱宪一个人身上。可是，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张居正也深深地陷入了这个仇恨的圈子之中。嘉靖十九年，朱宪三年丧服已满，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那时候，张居正也摆脱了落第的阴影考中举人，可谓是前途一片光明！张居正的成功，自然加剧了朱宪的嫉恨。可是，他的仇恨却不能发泄到张居正身上！他心想：“我整不了张居正，你的祖父不是我的下人吗？我就整你祖父！”就这样，辽王把仇恨都发泄到了张镇身上。一天，朱宪把张镇召进府，赐给老人酒喝。嗜酒的张镇看见有好酒喝，想着孙子中举，心里十分痛快，于是就开怀畅饮。可是，当他喝到实在喝不下去时，朱宪还要强迫他喝。没有多久，年迈的老人就被活活醉死了。对于祖父的死因，张居正是知道的。然而，在悲痛之余，张居正所能做的只能是忍耐。那个时候的张居正，还远没有一言九鼎的首辅所具有的权威。可是，在他的心底，应该是十分愤恨的。两人一生的恩怨，就这样开始了！

　　　　张居正和辽王的再次相遇是在他回家休假的三年时间里，因为这之前张居正都一直在北京翰林院里任闲职。由于官场上的不得意，张居正回到了家乡。那三年，他并不是闭门不出，而是时常外出走动。很自然，当朱宪知道这位昔日让自己很难堪的才子回来了，也就时常邀请张居正前往府上聚会。这时的辽王朱宪，仍然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也难怪他这样，他那样好的家境，又没有什么职务，全是国家包养着的，不整天寻欢作乐又拿什么来打发日子呢？于是，他整日除了花酒女人，就是修行道教。当时的皇帝是明世宗，也是一个信道教的皇帝。朱宪见修道好玩，也做了起来，还被封为了“清微忠教真人”。可是，每日这些玩意，久了也会生厌。正好张居正回家了，朱宪找到了另外一种乐趣：邀请张居正饮酒作诗！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可以趁机『逼』迫张居正作诗，发泄心中久已有之的怨气！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心情就不怎么好的张居正只好强忍着自己因家仇生出的怒火，一面抽出空闲陪辽王作诗，一面还要“赞美”辽王的才华：“盖天禀超轶，有兼人之资，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虽不效文士踵蹑陈迹，自不外于矩矱（音同“约”）。每酒酣赋诗，辄令坐客拈韵限句，依次比律，纵发忽吐，靡不奇出。或险韵奇声，人皆燥吻敛袂，莫能出一语；王援豪落纸，累数百言，而稳贴新丽，越在意表，倾囊泻珠，累累不匮。”（《张文忠公全集·种莲子戊午稿序》）“种莲子”是辽王的别号，这几句话是张居正为辽王的诗集所作的序。从表面看来，张居正似乎在夸赞辽王的诗才。其实，他的语言暗含讽刺：说辽王的诗“越在意表”、“靡不奇出”，实际就是说他只知标新立异，并不懂得作诗的真正意境。并且这个辽王还喜欢让很多人陪着他作诗，让人依次按韵律作。至于张居正的后面几句话，就完全是一种明褒实贬的态度了。

　　　　尽管如此，张居正有他自己作为政治家的城府，他还是在耐心地陪着辽王应酬唱和，这种屈辱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隆庆二年才得以结束！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是辽王的大灾之年。这年的十二月，他被废除了辽王的袭号。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的时候，御史陈省就曾经弹劾过朱宪，这次他就被诏令削去了“清微忠教真人”的道号；到了隆庆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再次弹劾朱宪，弹劾中一共列举了他的十三项罪名，明穆宗于是派了刑部侍郎洪朝选进行查处。可是，这个朱宪非常有意思，他没有等到洪侍郎前来调查，就上演了一出闹剧：他找来一面大白旗，上面写着“讼冤之纛”四个大字。这就是说，自己是被冤枉的，而且是个冤大头！本来，明穆宗是想派人来调查之后再作处决的。可是被他这样一整，一件可以大事化小的事情，结果变得更大了：正在他竖起大旗申冤时，恰好被在江陵巡查的按察副使施笃臣发现了，这个按察副使由此认定辽王是要造反，立刻就派了五百个兵士把辽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一直等到刑部侍郎到来才解禁。

　　　　洪朝选来了之后，经过仔细地调查，并没有发现辽王有造反的准备和可能。因此，洪朝选在上奏里，将辽王竖起大旗申冤的事情说成是“『淫』酗暴虐”，另外还奏明了辽王的一些违法行为。上疏到了北京，经过穆宗和内阁的研究，最后决定将朱宪废为庶人，同时也废除了辽王的袭号，所有辽府的宗族一概改属楚王管辖，由广元王管理辽府。

　　　　辽王就这样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可是，在辽王败后，有人就开始指摘张居正，说辽王的倒台是张居正报复的结果，是为了给自己的祖父张镇报仇。这些人的谣言越传越神乎，甚至有人说张居正因为责怪洪朝选没有将辽王的行为定为造反，因而将他害死在狱中。种种谣言，不一而足！到了最后，严重的事情出现了：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死了，朱宪的次妃王氏见御史羊可立正在追究张居正的罪责，于是就出来讼冤，明确地说张居正公报私仇，将昔日辽王府的万贯家产全部归在了自己的名下，实属严重的腐败行为！这一次，由于世上已经没有了张居正，他再也不能像刘台攻击他那次一样为自己辩护，进而取胜了。他输得很惨，而且无力反攻！这样一来，张居正就留给了后人无尽的遗憾和怀疑：他清廉吗？

　　　　难以规避的腐败一个身居要位的高官要保持清廉是很困难的，而要让他的家人洁身自好，不沾他的光就更不容易了。评价张居正，就要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家人的品行出发，而不能仅仅将腐败的责任完全归在张居正一人身上。

　　　　正如在本讲的开头说的一样，很难绝对地说张居正是清廉还是腐败！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如果一位官员的行为说不上绝对的腐败，那么，他的行为肯定就具有某种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正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他的行为才不会被看成是腐败的。然而，一旦离开了那个条件，站在另外一些角度看的话，又会让人觉得这位官员确实腐败得很！关键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其次，如果某些腐败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是这位官员很难控制的，甚至都发现不了的，也很难去责怪他在腐败。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讲述。

　　　　先来看官员很难控制，甚至都无法发现腐败行为的情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这里的意思是说，官员本身能够做到清廉，但是却很难控制住，甚至都不能发现自己的家人出现腐败行为。这样的情况的确出现在了张居正身上。我们从张居正当政之后的一些书信，可以看出他的洁身自好。比如，他在一封信中说：“仆近来用人处事，一秉公心，谬持愚见，旁人无所关其说，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即有一、二亲故，间一过从，不过相与道旧故，遣客怀而已，无一语及于时政。”（《张文忠公全集·答工部郎中刘公伯燮言用人毁誉》）这种私人生活，几乎已经到了“闭关自守”的地步了。另外，作为一个热衷政权而且抱负宏远的政治家，张居正应该是一个不贪财的官员。可是，他可以对自己的私生活打保票，却不一定敢对自己的家人打保票。因为腐败势力一旦见到在张居正身上找不到突破口，就会寻找其他出路，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极为腐化，就算是张居正家教再严，也难免会出现他意想不到、难以控制的事情。大家不要忘了，张居正自从当上首辅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一直住在北京的寓所里。他可以在北京的寓所里“闭关锁国”，可是他在江陵的家却不是这样的，那个家里的仆役、同族、儿子、弟弟以及父亲张文明，却不一定能像他那样洁身自好。尤其是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大家应该还记得，他可是个放『荡』不羁、充满浪漫气质的文人，张居正管得了自己，却不一定能够管得了父亲张文明。原因不仅在于张文明的『性』格，更在于那时的通讯设施不完善，这样的条件之下，让张居正怎样来管好自己的家人，尤其是父亲张文明？这里，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官员很难控制，甚至都无法发现腐败行为的情况。

　　　　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行为具有某种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这个意思很明显，上文已经说过，在张居正当政的时代，明朝的政治已经充满了无数腐化的因素。在我们现在看来绝对是腐败的行为，在那时根本就不被认为是腐败，而只是一种习惯。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理解难以说张居正是清廉还是腐败的原因了，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即使有被现在看成是腐败的成分，也是习惯使然。只不过，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的行为最终被人指摘了，进而习惯就成了腐败。人就是这样，大家其实都在犯罪，虽然心里明白这是犯罪，却由于习惯而默许；可是，只要一人东窗事发，另外的人就会跳出来指责这人的罪过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些可以反映上面两个方面意思的史实吧！第一件事情发生在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这一年，湖广的巡抚和巡按都提议为张居正建立牌坊。先不说能不能给内阁学士建立牌坊，首先来考虑一下需要花费的钱从哪里来。毫无疑问，这些钱自然要从湖广的民众身上来。对于这件事情，张居正听说后，极力劝戒湖广巡抚和巡按不要建牌坊，因为在他看来：“敝郡连年水旱，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万姓睊睊，口诅祝而心咨怨，将使仆为荣乎？辱乎？”这样的话出自一个首辅之口，的确让老百姓觉得开心，也反映了张居正的官场作风！

　　　　可是，事情却没有因为张居正的劝诫而结束，腐败势力想要瓦解一个官员，很少有人能够躲得过。湖广巡抚和巡按看张居正不答应建牌坊，就想出了另外一个贿赂办法：将准备修建牌坊的工钱全数送给张家。然而，听到这个消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