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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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看出，明神宗一直不松口放张居正回家守制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确实是一步也不能离开张居正。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张居正舍不得丢开自己热爱的政权，甚至害怕由于回家守制而失去了自己热爱的政权。关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作如此的理解：无疑，张居正对于自己手中的政权是非常热爱的。

　　　　他获得这样重的权力、这样高的地位，虽然不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是经过了辛苦努力的。他走到今天这个份上，的确不容易。另外，对于政权的重要『性』，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张居正是深有体会的。没有权力，就实现不了他报国安邦的宏伟抱负。

　　　　假设明神宗不下旨“夺情”，也就是放张居正回家守制，大家来想一想张居正会不会走？我的意见是他同样不会走。因为，首先，前面说过，『政府』里没有好的人选顶替他将近三年离任时期的职务；其次，他担心一旦放开政权，就不可能再收回。

　　　　换句话说，如果只是舍不得政权，张居正不一定会留下来；可是由于担心丢掉政权，他就一定会留下来。

　　　　可是，张居正的这种担心是怎样产生的呢？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在考察明朝关于官员，尤其是内阁大学士“丁忧”的历史情况之后，我们认为，张居正的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般说来，明朝的内阁大学士遵循“丁忧”制度回家守孝，在二十七个月的时期满之前，大多能够得到起复，也就是官复原位。比如，明成祖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那年的十月就得到了起复；明宣宗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忧”，很快就得到了起复；明宣宗宣德四年八月，杨溥“丁忧”，也是随即就得到了起复；明景帝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忧”，当年的九月得到起复；明宪宗成化二年三月，当时任首辅的李贤“丁忧”，五月即官复原位了。

　　　　这些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况且还有制度上的规定，按理说来是不应该出现官员“丁忧”后，就把乌纱帽给丢了的。然而，制度和历史传统都是死的，实际政治却是活的。在政局里，别说是二十七个月，就算是两个月，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虽然说制度和历史上都有官员“丁忧”后起复的规定，但那只是理论上的，与实际还有一定的距离。看看那些已经离开北京政局的前任阁员们吧！徐阶、陈以勤、李春芳、殷士儋，有谁能够“王者归来”？

　　　　政权就是一个时机问题，你错失了时机，也就错失了政权。大家想一下，张居正从二十三岁考中进士以后，经过三十一年的奋斗，才取得了现在的政治地位，他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

　　　　事实说明张居正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就在张居正忙着上疏请求明神宗开恩准许自己回家守孝的时候，翰林院和内阁里面那些属下就已经开始到次辅吕调阳那里道喜去了。

　　　　根据明朝政坛的潜规则，当首辅离开职位三天以后，次辅就可以把自己的座位从内阁的右边迁到左边，实际上意味着逐步蚕食首辅的职权。一到这个时候，翰林院的那些后辈翰林以及内阁的僚属都穿着红袍到内阁去道喜。

　　　　前面说过，这个吕调阳是个老实人，他不愿意得罪谁，因此既没有把自己的座位从右边移到左边，可是却又接受了大众的道喜。这在他自己看来，或许已经做得四平八稳了。可是，他的接受众人朝贺毕竟还是一种带着挑衅意味的行为，这自然让张居正感到担忧和愤懑：自己现在还没有离开首辅的位置，就已经有这么多人开始『露』出真面目了，要是自己真的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如果还有机会回来，岂不是什么都变了？说不定，自己可能需要重头做起。

　　　　政治不比其他，哪是说重头来就能够重头来的呀？自己辛苦奋斗了三十年才得来的政权，只为了一个十九年不曾见面的父亲就丢掉，代价未免太大了。不行，不能走！

　　　　此时的张居正，心中一定充满了留恋和担忧，但同时也充满了矛盾。然而，他还是作出了选择：他舍不得自己热爱的政权，舍不得自己一手改革的『政府』。当他作出不回家的决定时，他的脑海中一定回响着同事李幼孜劝自己的话：“皇帝冲龄，天下不可一日无相公，相公怎样忍得回去守制呀！”

　　　　以上就是造成张居正不能回家守孝的主要原因。从这些原因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个处于政治权力中心的政治家，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孝顺之心已经被各种制度和现实中的问题无情地扭曲了。然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人只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上面说到的两个原因其实是一个：那就是张居正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造成他不能回家做个孝子的根源。

　　　　可以说，不让张居正离开政局，已经是整个明朝『政府』的呼声。然而，最早喊出这个声音的却是张居正自己。

　　　　守孝北京：折衷的孝道张居正最终选择了留下，然而他却不可能一如往常一样了，毕竟他是一位正处于服丧期的孝子。张居正开始在北京为父亲守孝，然而身为大明朝顶梁柱的他，即便是在守孝，也仍然摆脱不了政治事务的烦扰。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采取一种折衷的孝道。

　　　　张居正选择留了下来，没有回家守制。但是，这样的守制毕竟跟礼俗的要求差得太远，于是张居正就想出了另外一种“补救”的办法。为什么说是“补救”呢？原因在于，张居正虽然基于太多因素不能回家守孝，但是却仍然需要做些事情来表示他的孝心。他的这个补救办法就是辞俸守制。这个办法是在万历八年他的一个奏疏中提到的，内容如下：“臣又查得前代典礼与本朝律令，凡夺情起复者，皆居官食禄，与见任不殊。故先年大学士杨博、李贤等，皆从服中升官考满，以事同见任故也。今臣乃辞俸守制，皇上原未夺臣之情，臣亦未尝于制中起复，比之诸臣，事体原自不同。”（《张文忠公全集·辞考满加恩疏》）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提出了辞俸守制的办法，因为在他看来，神宗并没有将他“夺情”，而自己也没有在守制的时候得到起复，因此相当于自己现在没有工作，所以不应该要工资。

　　　　如此看来，所谓的辞俸守制意思就是在守制期间，官员的禄俸全部都要免除。而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由于张居正没有遵循原有的守制制度。然而，他虽然有这样的心思，明神宗却不可能让这位老臣饿着肚子。于是，明神宗下旨吩咐道：“元辅张先生，俸薪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满日止。”（《张文忠公全集·谢内府供给疏》）皇上实际上是给没有工资的张居正发了额外的补贴，而且补贴得还不少。他对张居正的照顾，由此可见一斑了。其实，这何尝又不是一种交易？你张居正可以为了我明神宗的江山，连给父亲守孝都推去了，我怎么还能不表示一下？搞政治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总要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和人之常情之间寻找和谐与平衡，但是却往往因此变得非常虚假，让人觉得少了应有的温暖！然而，这毕竟是皇上的一番美意，作为臣子来说，即便这番美意很虚假，却仍然能让他感恩戴德：“但孤暂留在此，实守制以备顾问耳，与夺情起复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禄，下不通四方交遗，惟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理国家之务，终顾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张文忠公全集·答蓟镇巡抚陈我度言辞俸守制》）在张居正看来，自己在北京守制，与“起复”不同，因此不能享受国家俸禄，只有用心处理国家大事，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私心。

　　　　就这样，张居正开始在北京的家中给父亲“七七”守孝了。在守孝期间，他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主要就是一些大臣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的上疏弹劾张居正，其弹劾内容大多是针对他的不遵守古制，大逆不道之类的，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这些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毕竟张居正的背后是明神宗，他的“破坏”传统也是基于明神宗的夺情，因此针对张居正的攻击事实上指向了皇上。至于这些事的结果就很自然了，古老的廷杖制度再次派上了用场。最终，以神宗亲下谕旨，讲明自己的态度和对百官的要求而结束！

　　　　七七四十九天的守制看起来时间也不长，可是在明神宗眼里，那可就长了。为什么这样说？很显然，没有了张居正，明神宗可以说是六神无主：有那么多政事需要和张居正商量，可这位首辅却不能在内阁里面办事，因为要守制，内阁的重要公文，一律都送到张居正家中批阅，十分不方便。明神宗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数着日子过完了这四十九天。终于到了十一月初，七七日子满了，明神宗兴奋地宣召张居正进宫面圣。

　　　　君臣见面，双方都很激动，这在明神宗尤为明显。张居正先开口，来了一段感激肺腑的话：“臣父不幸，仰荷圣恩，赐吊赐赙，又遣官治葬，恤典殊常。臣于国家，未有尺寸之功，叨此隆思，感洞心膂。”

　　　　“先生孝情已尽了，”神宗答道，“朕为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只想父皇付托的意思，成全始终，才是大忠大孝。”

　　　　明神宗始终不忘重新解释何谓真正的忠孝。

　　　　听见这句话，不知是什么感情激动了张居正，他的眼角流落了一颗泪珠：“伏奉皇上前后谕旨，委曲恳切，臣愚敢不仰体？又昔承先帝执手顾托，誓当以死图报，今日岂敢背违？但臣赋『性』愚直，凡事止知一心为国，不能曲徇人情，以致丛集怨仇，久妨贤路。今日若得早赐放归，不惟得尽父于微情，亦可保全晚节。”

　　　　张居正的意思是说，自己深受先帝和神宗的大恩，自然应该以死相报，不肯违背。但是现在自己由于不循人情，所以得罪了不少人，妨碍了贤才的升迁。因此，他请求神宗让他告老回家，一面可以补上对父亲的孝心，一面也可以保全晚节。

　　　　“先生精忠为国的心，”见到张居正哭，神宗也挺动感情地说，“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心知道。那群『奸』小人乘机排挤，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他们，先生不必介怀。”

　　　　神宗接着转到了正题：“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阁办事。”（《张文忠公全集·谢召见疏》）另外，明神宗还赐给张居正很多财物。对于这些恩赐，张居正一边谢恩，一边准备着重整精神，入内阁处理政务。

　　　　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明白，张居正这时候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情呢？从表面上看来，他好像已经从先前的悲哀和遗憾情绪之中走出来了。然而，大家不要忘了，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还没有入土为安呢！有着这样的大事在心中，张居正肯定是很难安心工作的。只不过，自己跟明神宗已经约好，七七日期一满，就要回去“为主子服务”。因此，即使自己心中还在牵念父亲的葬礼，也只好暂时搁置一旁，等处理好眼前的一件大事再说。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呢？它便是前面说到过的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明神宗的大婚。在万历六年的正月里，司礼监文书官邱得口传了皇太后的慈谕：“这大礼，还著元辅一行，以重其事。”意思就是让张居正全权『操』办儿子的婚礼。

　　　　她想到了张居正还在服孝的事情，因此专门叮嘱道：“忠孝难以两尽，先生一向青衣角带办事，固是尽孝；但如今吉期已近，先生还宜暂易吉服，在阁办事，以应吉典，出到私宅，任从其便。”为了她儿子的婚礼，别人就不能尽孝心了！这便是统治者的照顾！

　　　　张居正对于这样的要求自然也是无可奈何，只好与英国公张溶一起当上了婚礼大使，张溶为正使，张居正是副使，而且从正月十九日起，就开始穿上了所谓吉利的服装。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婚礼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就等着吉日的到来了。看着这样的情况，一向住在乾清宫的慈圣皇太后，就决定退居慈宁宫了。她这样做，一方面是遵循古制，一方面是为了将监护明神宗的责任交给张居正。她在走之前，分别给明神宗和张居正下了一道慈谕。给神宗的慈谕内容如下：“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尔一身为天地神人之主，所系非轻。尔务要万分涵养，节饮食，慎起居，依从老成人谏劝，不可溺爱衽席，任用匪人，以贻我忧。这个便可以祈天永命，虽虞舜大孝，不过如此。尔敬承之，勿违。”（《张文忠公全集·乞遵守慈谕疏》）她的意思是，神宗结婚后，自己就要搬回原来的住处了，不再跟神宗住在一起，因此希望神宗要好好照顾自己。她劝戒道，神宗一人身系诸多大事，因而在饮食起居方面都要注意，多听劝谏。

　　　　在给张居正下慈谕的时候，慈圣太后还赐给了张居正坐蟒、蟒衣各一袭、彩段八表里、银二百两。给张居正的慈谕内容如下：“皇帝大婚礼在迩，我当还本宫，不得如前时常常守著照管，恐皇帝不似前向学勤政，有累盛德，为此深虑。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有师保之责，比别不同。今特申谕交与先生，务要朝夕纳诲，以辅其德，用终先帝付托重义，庶社稷苍生，永有赖焉。先生其敬承之，故谕。”（《张文忠公全集·谢皇太后慈谕疏》）她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自己现在不在皇帝身边了，担心皇帝不用心学问和政事，因此嘱咐张居正要早晚教诲，不要辜负了先帝的托孤信义，这样天下苍生才会有所依赖。

　　　　可以说，从此以后，张居正的责任更加重大了。这或许也是由于慈圣太后知道张居正面临着为家还是为皇上的矛盾，不知如何选择，因此干脆把监护皇上的责任和权力完全交给了张居正，好以此来使之尽心辅佐明神宗。

　　　　这是皇太后的心愿，那么张居正的态度呢？无疑，此时的张居正已经权倾朝野，即便皇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