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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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经筵呢？就是有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和翰林学士等官员到场，由翰林院春坊及国子监祭酒来讲解经书和史书，每个月逢二的日期举行一次，分为“春讲”和“秋讲”，在盛夏和严冬的时候就停止讲解。这个讲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皇帝，上面说到的其他官员只是陪听者。

　　　　经筵是很严肃隆重的事情，拿神宗初年来说，自从万历元年定下规矩以后，每年的春讲就从二月十二日起到五月初二日止，秋讲则从八月十二日起到十月初二日止，也就是上学期九讲，下学期九讲。对于这些经筵，神宗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那么“日讲”又是什么呢？日讲其实就是在文华殿举行的一种小型讲座，上课的人只需要讲读官和内阁学士，其他官员不用参加，受教育者自然也是皇帝。

　　　　以上就是明朝皇帝接受教育的办法。具体到神宗，他接受教育的最初时间其实是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八月。从那时起，张居正就开始给他日讲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课程表，这可是花费了张居正不少心思才弄出来的：“一、伏睹皇上在东宫讲读，《大学》至传之五章，《尚书》至《尧典》之终篇。今各于每日接续讲读，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讲官各随即进讲毕，各退。

　　　　一、讲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憇，司礼监将备衙门章奏，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皇上若有所谘问，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皇上睿明日开，国家政务，久之自然练熟。

　　　　二、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字官恭侍皇上，进字毕。若皇上不欲再进，暖阁少憇，臣等仍退至西厢房伺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

　　　　三、近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

　　　　四、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心于书义有疑，乞即下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

　　　　五、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间断。

　　　　六、每日定以日出时，请皇上早膳毕，出御讲读；午膳毕，还宫。

　　　　七、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张文忠公全集·拟日讲仪注疏》）看完这个课程表，大家肯定会觉得明神宗的功课太繁重了。一个十岁的小孩，每天不仅要背诵那么多篇古文，听那么多的经书讲解，读那么多的史书，而且还要阅览奏章，练习书法，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是，要做一个圣明贤能的好皇帝，就得每天重复这些无聊枯燥的学习任务。就算是不满意，神宗估计也是憋在心里，没有吱声。因为他对于张居正的良苦用心还是有所知晓的，所以他一边接受着繁重的学业，一边还对张居正表现出亲近和尊崇。看到神宗如此用功，张居正自然也觉得欣慰。他在给属僚的信中如此描述自己的心情：“所幸主上年虽幼冲，聪睿异常，又纯心见任，既专且笃，即成王之于周公，恐亦未能如是也。”（《张文忠公全集·答两广殷石汀》）这封信表达了张居正对神宗的称赞，夸他“聪睿异常”，加上学习努力，因此就算是成王也不如他。

　　　　“幸主上虽在冲年，已具大有为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讲读，因而商榷政事，从容造膝，动息必咨，仆亦得以罄竭忠悃，知无不言，言无不信。”（《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言虏王贡市》）这封信也表达了张居正对神宗的称赞，称赞他主动学习的精神，敢于下问。

　　　　这些书信表达了张居正的欣慰之情，他肯定觉得自己比较幸运：虽然给皇帝当老师风险极大，但是现在看来一切都还顺利。然而，他并没有察觉到神宗这个十岁小孩内心深处的翻天覆地。

　　　　一切都按照张居正的计划在进行着。为了进一步形象生动地向神宗讲解古代帝王的治『乱』之道，张居正于隆庆六年的十二月，向神宗上《历代帝鉴图说》疏：“谨自尧舜以来，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一事前，各绘为一图，后录传记本文，而为之直解，附于其后，分为二册，以辨淑慝。”（《张文忠公全集·进帝鉴图说疏》）《历代帝鉴图说》是什么东西？说白了，就是描写古代政治兴亡的漫画书。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张居正为了真正教育好神宗，的确花费了很大的心思。不仅将古帝王的故事编成书，而且还配以『插』图，起到了形象教育的作用。或许，张居正正是看见神宗是个小孩，所以才想到了这个有趣又有效的教育办法。

　　　　看到这样的漫画书，不满十岁的小皇帝自然高兴得很，立刻满有兴致地捧读起来。从那之后，张居正就专门负责讲解这本书，从小故事着手，向神宗揭示其中蕴涵的政治智慧。比如，有一次张居正讲到汉文帝劳军细柳的故事时就劝诫神宗说：“皇上应当留意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如今承平日久，武备日弛，不可不及早讲求。”神宗听懂道理后，一个劲地点头称是。就这样，张居正通过讲解《历代帝鉴图说》，向神宗传达了自己的许多治国方略。

　　　　除了进献《历代帝鉴图说》之外，为了帮助神宗理解古代的一些书籍，张居正还亲自作注。比如，在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二月初，十四岁的神宗正在研读明太祖的《大宝箴》，张居正看见后就进献了《大宝箴注解》。到了二月二十九日，神宗就在文华殿召见张居正，然后自己高举起《大宝箴》交给张居正，请他检查自己是否背诵详熟。

　　　　张居正接过《大宝箴》之后，神宗便把全文背诵了一遍。张居正一面恭维皇帝背得好，一面再仔细讲解《大宝箴》，要神宗领会其中的意思。师徒两人于是又开始一问一答起来，显得默契异常！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神宗，对于张居正，就像一个知学好进的小学生尊敬自己的启蒙老师一样，内心更多的是充满了对张居正学识渊博、才高八斗的仰慕和崇拜。而张居正也是觉得自己碰到了一个好学生，看着学生一天天长大，知识也在一天天增加，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喜悦。他可能有时还会想：“我终于能够完成先帝的临终嘱托了，把神宗培养成一个有道明君！”

　　　　然而，他还是没有认识到神宗『性』格中的另外一面，那就是对自己的嫉恨和不满。他不知道这个乖巧听话的学生，内心深处同样有着像他祖父一样的傲气，怎能长久居于人下，听人教训？眼前的听话，一方面确实是在真心向学，可是另一方面却暗含着报复的因素！此时的张居正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表面听话的小学生已经开始有了反抗和发泄了！

　　　　一次，神宗在朗诵论语的时候，竟然不顾体面地把“『色』勃如也”读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立即严肃地加以纠正：“应当读做‘勃’字。”这一刻，张居正没有注意到神宗脸上的表情，那可真是有些“勃如”，简直就要勃然大怒了。可是，神宗毕竟还只是一个小孩，气魄还不够，他没有足够的胆量反过来教训张居正。于是，一口恶气就这样硬生生地吞了下去。

　　　　神宗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对付张居正的，即使他是皇帝，张居正是他的大臣。他的心里很清楚，就连母亲慈圣太后和司礼太监冯保都要尊敬张居正，自己哪敢不恭敬呢？神宗只要一想起冯保叮嘱自己的话，就觉得害怕：“‘先生’是先帝托孤的忠臣，‘先生’说的话，皇上得要仔细听啊！”于是，神宗只好听话了，他甚至只敢称呼张居正为“先生”。在张居正面前，除了感到恭顺之外，就只有觉得敬畏了！

　　　　可是，神宗毕竟是世宗的后代，他血『液』里流着的傲气不可能允许他长久地害怕和屈尊。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会发泄自己的怨气“帝师”与“天下师”：哪个更难做之所以说张居正这个帝王之师难做，不仅因为他需要处理许多复杂的政治关系，还因为真正的帝王之师，也应该是天下之师。这就意味着张居正需要处理好明朝的学政问题，纠正当时乖戾的学风。

　　　　如此看来，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当起来可真不容易。后来，张居正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感到神宗之所以会因小事而大发雷霆，其实就是因为长久居于自己之下的缘故，因而越发觉得自己肩上这副帝王之师的担子太重了。然而，他却没有办法卸下担子，因为一方面自己是先帝的托孤重臣，本身就负有辅佐和教育神宗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因为自己身为首辅，自然也要对皇上的教育负责。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只好明知山有虎，却偏要向虎山行了！

　　　　作为皇帝的老师，张居正的难处还不止是要用心处理好与李太后、冯保的关系，处理好与明神宗的关系，还要解决明朝教育制度上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两个：首先，张居正这个皇帝老师必须负责好对明神宗的教育，以期培养出一个有道的明君，因而他需要一面用心教神宗学问，另一面要改善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为自己当皇帝老师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其次，张居正身为首辅自然要关心天下的教育状况，而他作为帝王之师自然就是天下之师，因此也需要注重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

　　　　换句话说，对明朝当时在教育制度上的问题进行整治，就应该是张居正作为帝王之师的本分。那么，明朝的教育制度又有着哪些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让身为帝王之师的张居正觉得为难呢？

　　　　明朝的公立教育还是比较发达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各级学校制度。在中央、北京和南京都设有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它们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国立大学。往下走，到了府就有府学，到了州就有州学，到了县就有县学，到了乡村之中还有社学，这就是明朝的学校建制。然而，将府学、州学及县学与社学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府学、州学及县学中的学生数量有一定的限额，这些数量额由各省的提学官统一管辖，而社学则允许老百姓的孩子自由进入学习，并不受学生数量定额的限制。正是在这里，出现了明朝教育制度上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学政”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就出在这个学生数额的限制上。对府学、州学及县学中的学生数量进行限额的规定，是从明太祖洪武年间开始的。

　　　　当时的规定是：府学中的学生限额是四十人，州学的学生限额是三十人，县学的学生限额是二十人。为什么会作这个规定呢？原因一方面在于可以挑选优秀的学生入学，另一方面在于这些入学的人每天都可以享受廪（音同“凛”）膳，也就是可以免费供应饮食，因而这些学生也被称为“廪膳生员”。对于“廪膳生员”的饮食供应，洪武十五年的规定是：“廪膳生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取一石米，其他的鱼肉盐等物品也由官方供给。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制度规定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可是，到了明宣宗宣德三年的时候，就有了新的规定：在府学、州学和县学各设“增广生员”，他们的学额与“廪膳生员”相同；对于这些人，国家并不供给米，但是他们和“廪膳生员”一样，可以享受免去其家里三个人的差役。也就是说，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进入这三级学校，就可以使三人免役。这样一来，社会上又少了履行差役的人，而这些差役就要转移到那些没有入学的人身上。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地方『政府』在添设了“增广生员”后，接着又添设了“附学生员”，他们享有的权利跟“增广生员”是一样的，同样不需要服差役。大家想一下，这样的教育制度，不养出许多游手好闲之人才怪！

　　　　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简称廪生、增生、附生，民间叫做秀才）如果继续努力考中举人或者进士，自然就脱离了地方，也给地方少了负担。可是，一旦这些人再没有进取的可能，他们在乡里就形成了一股白吃白喝、整日东游西逛的寄生虫势力。

　　　　这些人事实上也是地方上的特权阶级，他们勾连在一起，成为所谓的“学霸”。他们不仅鱼肉百姓，甚至还压迫到地方上任的官员，危害深重！无疑，这帮人已经是明朝的一股地方恶势力，迟早需要铲除。这便是明朝的“学政”问题。

　　　　其实，在张居正下决心整治明朝的“学政”问题之前，明朝『政府』已经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也已着手整顿过。嘉靖十年的时候，明世宗曾经下旨说：“生员内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非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察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明会典》卷七十八）这个问题积弊已久，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虽然有『政府』出面的大力整顿，到张居正当政时，学政问题依然很严重，学霸依然非常嚣张。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学政问题的症结在于各省的提学官，因为新增设的生员，就是他们干出来的好事。因此，在改革的开始，张居正认定只有管理好各省的提学官，才能够控制生员。他在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就说服神宗特敕吏部要“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可是，改革到了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仍然没有见到问题的好转。于是，他上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近年以来，视此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幸门，明招请托；又惮于巡历，苦于校阅，高座会城，计日待转。以故士习日敝，民伪日滋，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