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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全集-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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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很不显眼，没有恶劣的表现，却也决不优秀，和她未必能谈出什么名堂，可她
们还是派人找来了这女孩。她长得并不出色，白净的圆脸，眼睛有些斜视。被我们
选中谈话，她显然是高兴的，打量我们的眼光友好而欢喜。说话的时候，她常常是
低着头，不愿意被我们打断，不注意我们的提问，她就好像是自己说给自己听似的
——到这里来的人，哪有什么改造好的？往往是有两种情况可以使人改变，一种是
想到等在外面的男朋友或丈夫，二种是为了父母，想到这些就算了，重新做人吧！
这里的人，真没意思，成天争争吵吵，乱哄哄的，其实有什么可争的，各人家里寄
来的东西就可证明一切了嘛！你说你上只角，档次高，可你家寄来的是些什么东西
呢？一看不就清楚了吗？现在，已经规定不可以寄东西，只可以寄钱，记在大账上，
需要什么到门口小卖部买，省得大家吵来吵去，小卖部还可做些生意，小卖部里只
有方便面什么的，在这里就是馋，世界上没有这么馋的，一进来就是馋，吃不饱似
的，什么东西部想吃。那时，被拘留时，在拘留所，我们几个差个多年纪的小姑娘
关在一起，听到了许多怪事情，世界上没有这么怪的。有个小姑娘，从型被她爸
爸强奸了。我们在一起，就是想吃东西。八月中秋那天，改善伙食，你知道我们吃
多少，八两饭，一斤半煮毛豆，肚子撑得站也站不起来，我们笑得不得了，有一个
年纪大的女人看了就哭，说被你们父母看到了不晓得要多么伤心呢Ｉ我们还是笑
个不停。后来，我妈妈来看我了，我是老来子，你看我二十岁吧，我爸爸已经六十
多岁了，我爸爸喜欢我，世界上没有这么喜欢的，我经常从背后把他扳倒在地，滚
在一起玩。我妈妈来看我，带了许多菜，我坐下就吃，我妈妈就在一边哭，她一哭，
我心里就烦，起身就走，被承办员推回去，一定要接见。于是，她在旁边哭，我在
一边吃排骨。我最喜欢吃肉，平时我试过，最多可以吃三块大排骨，第四块吃也是
可以吃的，就不舒服了。这天，你知道我吃了多少，七块，还吃了些酱鸭什么的，
回去了。后来到了这里，我妈妈第一次来看我时，她早一天到了这附近一个亲戚家，
在那里连夜烧了许多菜，然后到了这里。那天，我们就坐在这里，我妈妈又哭，我
没有哭，没有眼泪，可是一点也吃不下去，真的吃不下去。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
下，又说：我现在觉得许多事情没有意思，吃肉没有意思，穿衣服也没有意思。红
的绿的，一大堆衣服放在大橱里，都来不及穿，又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她说
完了，静默了下来，我们问她，去石狮赚来的钱，怎么花的呢？她说，糊里糊涂来
的钱，就糊里糊涂花掉了，有时我们出去玩，吃饭什么的，都是我付钱，不好意思
叫他们那些拿薪水的人付，他们挺可怜的。然后，她抬头问我们真是作家吗？我们
说是的。她说她如果写了东西，能寄给我们吗？她很喜欢写东西。我们说当然可以。
我们将她送回去后，对队长说，她很愿意写东西呢！队长很困惑，说没有想到，她
是很不引人注意的一个劳教。于是我们想到，当她一个人默不作声的时候，脑子里
却像开锅似的，想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已被她想得很透彻，自己对自己重复过多
遍了吧！假如我们没有找她。她所想的这些就不为人知了，我想，我们本应当多找
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平常的劳教谈谈，可是，时间已晚了。
太阳落下了，远处的丘陵好像用极细的墨笔描画似的，十分清晰，我们开始想
家。柏树在尘土弥漫的后窗外隐没，被夕阳映得通红，燃烧一般，又立即熄灭了。
最后一天到了。很多人来问我们对白茅岭的印象，因不忍使人失望，我们说了
又说，事后却想不起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
早上十点钟左右，去宣城的车开动了。那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黄的短裙，
去宣城精神病研究所做鉴定了。我看见队长整理她的材料时，还准备了一副锃亮的
手铐，队长很熟练地检查着手铐的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手铐发出嚓嚓的响
声。那女孩是背对着我走向汽车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没有被铐上，望了那车一溜
烟地开上土路，卷起一尾尘土，心里沉甸甸的，不知该希望她是精神病好，还是不
是精神病好。各中队的院落里传来整齐的歌声，下午要举行歌咏比赛了。队长和劳
教都非常认真，这情景唤回了我们对集体和荣誉的记忆，好像时光倒流，我们已经
将这些淡忘了多久了？它曾经那样强烈地激动过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们从歌
声中走过大院，来到黑板报前。
各中队都辟以专栏，有一些诗歌，一些感想式的散文。这一期的文章大都是谈
不久前，组织一部分表现突出的劳教去场部观看一个外地歌舞团演出的情景。其中
有一小则散文诗，写的是一盆花在一个雨天里被遗忘在窗台上凋谢的事，文字流畅
优美。同伴对我说：像你的风格，于是我们就非常渴望见一见这个作者。
人们说她在生病，刚从场部医院回来，队长派人去叫她，不一会儿，人就到了。
她使我们都大吃了一惊，她是那样粗壮威武的一个人，剪了一个男式的头发，我甚
至怀疑她也是一个“A角”，可是人们说不是。她说话的声音极低，暗哑，口气也很
硬，脸上倒是和颜悦色，很好奇地打量我们，我们问那篇散文是不是她的作品，她
说她只是从某本书上抄来的，这里的黑板报是允许抄的，我们先是扫兴，后又想：
抄也需要才能的，第一，她必须读书，第二，她选择抄哪一篇也须有思想，就好了
些，问她是不是很爱读书。她说是的，她养病，不能干别的，就看书，在她床头堆
了有许多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的。我们又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她说
是一种“副伤寒”，很严重，住院一个多月，现在出院了，依然不能劳动，不能吃
稍硬的食物，需要营养，可是她没有钱，家里不肯给她寄钱，她的哥哥是一家街道
厂的厂长，非常要强，有她这样的妹妹实在是丢了脸，也与她断绝了来往，她给他
写信却从来收不到回信，她母亲是听她哥哥的。提起她丈夫，她则咬牙切齿。她丈
夫是摆西瓜摊的，那一年夏天，她发现他有了一个相好，有一日，她遇见了这个女
人，就与她打将起来。一路厮打到西瓜摊前，她操起西瓜刀就要杀她丈夫，幸好被
人拦下。从此，她便也去找相好的，她想：你能找，我也能找，而且找的比他多，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后来，回到上海后，我们找到她的婆家，希望他们能说服儿子
寄给她一点钱。她的公公是一个老工人的模样，很善说话，与我们谈了很多，表示
不会不负责任。这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家庭，三代在铁路上做事，儿子却辞职做了买
卖。房子是那种较早些年造的工房，面积不小，却很零乱，家人都显出一副长年劳
作辛苦的模样。大床上却翻腾着一个特别白胖的男孩，与这家中的一切都十分不协
调的，有一种贵族气息，我们说，这是你的孙子还是外孙，他回答说为人带养的孩
子。老夫妇将我们送出来时，很恼火又很委屈他说：人家做那事（指卖淫）都是往
家里拿迸东西，只有我们家的这人，是往外拿东西，把孩子的童车卖了，缝纫机也
卖了，你说世上有这种买卖吗？我们哑然。
我们采访的最后一名劳教是被人们认为最无可救药的一个，我们看了她的一些
材料。劳教大队所拥有的材料不多，只一份简历表和本人写的认识、检查，案卷全
存档于原公安局，她的材料较多，都是检查，所犯的错误只有一种：同性恋，她扮
演的是“B角”。夜深人静时，钻到“A角”的床上，然后被急于立功的劳教举报。
她写检查己是家常便饭，并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无赖腔调，她写道：像我们这种人，
到了春天，就要发毛病，是没有办法的事。然后便兴味盎然地描绘其过程，无一细
节遗漏。队长们对她没有信心。她永远不会洗手不干，她只能吃这碗肮脏的饭，区
别只在于，事情不要泄漏，一旦失足，她就再到白茅岭来。唯一的一线希望是：结
婚，可是又会有哪个男人要这样的女人？反过来说，又有哪一个男人能够使这样的
女人满足？她是那样地贪得无厌，欲望无边。她已经是个“烂货”啦，人们说。事
情是怎样开的头呢？在她和姐姐幼年时，父母就离了婚，她跟父亲，姐姐跟继父，
父亲奸污了她，她逃到母亲处，不久又被继父奸污，姐姐的遭遇也是同样的。后来，
她们长大了，她在上海进了厂。她姐姐在外地有了工作，结了婚，丈夫虐待她，感
情极坏，姐姐便有了一个相好，两人谋害了她的丈夫，双双入狱，她先是判处死缓，
因表现优异，连连减刑。在此同时，妹妹已成了一名暗娼，几经劳教，每一回解教，
第一件事就是去南京探望姐姐。不久前，她们的母亲去世了，这世界上就只剩下她
们姐妹俩。与她谈话的过程中，她总是在哭，眼泪流了满脸，她的皮肤有一种石灰
似的苍白，身体看上去很瘦弱。她提到母亲哭，提到姐姐也哭，后又提到了父亲，
她说她从没有过父亲，她从来不叫她父亲为父亲，她两个父亲全是不是人的父亲，
我们问道：为什么那样恨父亲？她说，他们总是打我和姐姐，那年我才十一岁，他
用煤球炉出灰的铁钩打我，把我脑袋打出一个洞，他每次都要把我打得出血……我
们不禁不寒而栗，无法去想象日日毒打女儿的父亲在黑夜里摸到女儿床上去的情景，
望了她蜷在一角，扶着床架恸哭的样子，我们难免又要去想象在漆黑的夜里，她是
怎样钻进同性的床上去……她很孱弱的身体，究竟经历了多少个残酷与肮脏的黑夜
啊！最后的采访使我们心情沉重，我们送她回中队，安慰她说，出去之后，好好地
找一个人过日子。她说，她曾有过一个男人，对她很好，可是那是个苏北人，她就
拒绝了他。我说，苏北人有什么不好？你不应该考虑是不是苏北人的问题。她笑了
起来，在她二十多岁的脸庞上，已经有了粗糙的皱纹。明知道我们这一段对话全是
在说谎，全是假话，这话安慰不了她，那个苏北人的事迹无疑也是编造的，可是这
样说了彼此心里都好过了一些似的。在这个女人的生涯中，再不会有真实的长久的
快乐了。她使我们感到那样地无望，一个人的快乐是怎样失去的呢？失去之后还能
再来吗？
歌咏比赛是最后一个故事了。
各中队列队进场，干警们穿了全套警服。两首规定歌曲，两首自选歌曲，由干
警们打分，如同电视里的歌赛规则一样：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得分
为——各中队依次上场，穿了各中队自己规定的衣装，个个精神饱满，态度严肃，
歌声很整齐，使人们想起少先队员的队日。表现尤其出色的是三中队，平时使队长
们最头痛的“二进宫”中队，穿了一色白衣白裙，在一位红衣红裙的女孩指挥下，
齐声歌唱，情绪十分激越。她们的分数遥遥领先，得了第一名。宣布的时刻，三中
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红衣女孩上台领奖时，竟流下了眼泪。而其余的中队都十
分沮丧，脸上流露着不屑的神情。会后，就有最末一名的二中队队长跑到大队部查
分，说评得不公，并且，有一种流言开始流传，那就是三中队评为第一名，是因为
队长们鼓励她们，让她们早日改造完毕。而这一切，却都使人们变得天真和纯洁了，
无论是干部还是劳教。
歌咏比赛结束了，劳教们进了工场继续做活。干部们下班回家了，汽车在路上
颠簸，落日在后窗上冉冉下沉，女孩们长久地快乐地议论着歌咏比赛的事情，这给
队长们带来的快乐是和带给劳教们同样多的。我感动地想道：在这里尚保留着一片
圣洁的土地，一九五三年，那一批负了十字架的革命者从热闹的上海，来到了偏僻
荒芜的丘陵，披荆斩棘，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以他们那虽然受挫却依然虔诚
的信念牢牢卫护着一支朗朗的行进着的队列歌曲。他们三十年来，几乎一直过着类
似供给制的生活，一个五岁的孩子第一次进上海，望着沿街的商店，惊异他说道：
上海有那么多的供应站啊！甚至三十年来，们还能完好地保留着上海的口音，而没
有被四下包围着的皖南口音异化，再甚至还稍稍地、隐隐地保存了一些上海人对外
地人的小偏见。它给人与世隔绝的感觉，而这些女人们却带着上海最阴暗的角落里
的故事，来到这土地上。她们来了两年或三年，就走了，再回到上海去创造新的故
事，又有一批女人带了最近的奇异而丑陋的故事来到这里。这些故事好像水从河床
里流淌似的绵绵不断，从这里流去，留下了永远的河床。
在那初次来到的暴热的晚上，有一位队长对我说：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这
一些，有没有意义。她的脸隐在幽暗的灯影里，看上去有些软弱。我鼓励她道：
“我觉得很有意义，你们的劳动使一些人变好了。”她微笑着看着我们：“你们相
信吗？”“我想，我是相信的。”因为那是初来的日子，我这样回答。“有时候送
了一个人走，很快又接了她进来，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了。”她忧伤地转过脸，
沉默了很久。她的父亲是最早来到白茅岭的公安干部，那都是一些带了错误，怀了
赎罪心情来到此地的开垦者。她又想说她父亲的事情，张张嘴又打消了念头，算了。
过了一会儿，她转回眼睛，说：在这里，有一点好处。什么好处？我问，在这里，
面对了劳教和犯人，你会觉得你比他们都强，都胜利，你的心里就平衡了。我心里
奇异地感动了一下，我想，她是将我当成了朋友，才对我说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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