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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判主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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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体现为努力对每个普通人作同情的理解，至于他对自己的反省和批判，同时也是对大众、对人性的缺点的反省和批判。
二、新批判主义解决“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的办法，是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重新加以诠释，超越世俗功利层面的理解，更冷静地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的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新批判主义正是这样做的，它认为，真正彻底的自我批判本身既是个人主义的，又是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首先是指个体人格独立，而与是否能借此宣泄自己的本能冲动、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个体人格的独立不经过反思是建立不了的，在这方面必须充分发挥五四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这往往并不能带来解脱，反而会带来痛苦，但只要人不回避、不退缩，而是勇敢地承担、冷静地思索，一种饱经锻炼的坚强人格是有可能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坚强人格必然是具有普遍人道主义情怀的，因为他通过痛苦的自我反思已经懂得了尊重他人的人格。真正的人道主义不是居高临下地悲天悯人或乐善好施，而是在人性的根基上与他人相通，是灵与灵的平等交往和对话，是通过互相协商来决定人与人相处的一般原则。它不需要牺牲任何一个个人，也不需要一部分人崇拜或服从另一部分人（哪怕是绝大多数人）。总之，个人主义不是当下即得的“自性”，而是需要艰难地去建立的一项个体工程，它是使自己更加合乎人道的工程。五四知识分子的这一根本矛盾在这里就被扬弃了。
三、新批判主义把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区分开来，把实用理性和价值理性区分开来，它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有、也必然会有世俗关怀，但这只能是第二位的；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于终极关怀，从这个高度来充当世俗生活（包括自己的生存）的永不妥协的批判者。由此观之，“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娜拉为什么出走、怎样出走”才是最重要的根本问题；前者只涉及到肉体上的生存，后者则有关个体人格的存在，决不能用第二位的问题掩盖、冲淡了第一位的问题。知识分子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幕僚，他应当充当人类的大脑，而不是肢体，他应当保持对世俗生活的一定的超越维度。当然这不是主张脱离现实，躲进象牙之塔，相反，知识分子应当从现实出发去思考超越现实层面的问题，从现实中发现超前的意义和永恒的意义。知识分子不搞运动，不拉帮结派，不操纵人，不炒作自己；他应该理解他人，给人以灵魂的震动，因为他致力于理解自己，他探究着自己的人性。知识分子的言论即便没有现实可见的效力，也自有其价值，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只要它真正切入了人类自身精神上的现实处境。
综上所述，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的继承，正是对五四批判精神、即批判自身传统的精神的继承；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对五四批判精神所受到的传统束缚的超越。新批判主义是五四精神的进一步彻底化，但却并不一定是更加极端化和过激化，而是排除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焦虑和浮躁情绪，更加冷静和理性化。这是需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共同来从事的一项艰巨的事业。
回顾与前瞻
孤独的鲁迅
博尔赫斯曾说过：一个民族精神的代表人物，往往是与这个民族大多数的精神状况背道而驰的。
鲁迅也正是以他独立的人格抗拒整个国民劣根性而成为了“民族魂”，而这也就注定了鲁迅的孤独，这不仅表现在没有多少人理解他，还表现在什么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大谈一通鲁迅。他自己历来认为：自己的书被后人高度评价并不是一件好事，这只说明国家、民族的不幸，也说明自己白费了力气。鲁迅是孤独的，大众无法和他打交道（于是冷落他），他也无法与大众打交道（于是抬高他），鲁迅只和孤独的清醒者打交道。
鲁迅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他思想中那种深深的忏悔精神，那种极为敏锐的自我批判精神，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我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我知道，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明白，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狂人日记》。人类心灵永远有个待认识的谜，一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已带有“原罪”，只是尚未自知罢了，惟有通过深深的忏悔、反省和自我否定，才能走上救赎之路。《伤逝》中的忏悔精神则更加明显和强烈，而且是对自己原以为的“真诚”进行的忏悔。在《墓碣文》中，鲁迅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希望中得救”。国人中，从来没有人像鲁迅这样对自己作如此阴郁的反思，这样使自己“抉心而食”、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他发现了自身的矛盾，这就是鲁迅所谓“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矛盾，它导致鲁迅对人类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鲁迅的个性和人格就体现在他的不断自我蚕食、毁掉内心一切堂皇的人生支柱，而向更深处寻求生命的意义，但表现出来则是向人类的病根开刀，是不向任何庸众的“温情”妥协，这就形成了他的“摩罗”（即梵语“魔鬼”）性格。
鲁迅推崇魔性，是着眼于其独立个性及叛逆精神，要“张个性而排众性”，在这方面，尼采、拜伦、雪莱、弥尔顿等是其楷模。鲁迅向往“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淡淡的血痕中》，相信“绝望之为虚妄，正是希望相同”，认为只有这样，人类或许可以得救，当然也可能灭亡，但却保持着人的尊严。人心的火焰不应当成为供人玩赏的玲珑剔透的小摆设，与其不死不活地冻僵在那里，还不如尽其火焰的本性而“烧完”…………《死火》，这就譬如在一间封闭的铁屋子里，人们都睡得好好的，就是被闷死也是“安乐死”，你却要去唤醒他们，使他们经历“死亡”的痛苦…………见《呐喊·自序》，你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失败却几乎是必然的。但你偏要给这“太平世道”添上一点不平和烦恼，使那些安心享乐的人们不痛快，揭开他们坦然自得、问心无愧后面的虚伪和腐朽。这就是毛在坐稳江山后为什么会说：鲁迅如果活到现在，要么“识大体”闭嘴，要么蹲在大牢里继续写一类话的真正原由。但这却是鲁迅“爱人类”的一种方式，尼采拒绝同情和怜悯，而要教人类以“超人”，亦即对人类抽鞭子；耶稣“爱人类”则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各种“爱”和“善”的奇迹，对人们一片温情的开导和教诲，一是每进神庙前，都要拿起鞭子，对亵渎神灵的神庙门前的牛贩子、钱商和屠户们进行驱赶，即辟邪的方式。可见爱人类的方式，要看是怎样的对象而定。如果说苏格拉底是雅典以至古希腊的“马虻”（也称“牛虻”），那么鲁迅就是中国的“牛虻”。鲁迅似乎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决非泄私愤，而是要这些人站起来，进行自我反省，成为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人。他在对自己深深的忏悔中揭示了整个民族普遍的病根，见到那些不知忏悔的人，就忍不住要刺他一下，使他自觉，要他站起来打破自我感觉良好的自欺，这似乎成立鲁迅一项欲罢不能的使命。但无人能反省到鲁迅的这个层次，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对待《阿Q正传》的态度上，首先认为是在批判自己，即使认为是批判“国民性”也要怪鲁迅“以偏概全”。
中国唯一出现的一次机会，或许就是晚清到民国期间，如若真能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无论是建立君主立宪制还是其他民主制，只要能确立宪政体制，就应该发生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但历史的特殊性和文化传统的顽固性，使这宪政理想化为乌有。19世纪后期到整个20世纪，中国最激进、最锐利的武器莫过于以严复为代表的启蒙国人思想的进化论，即使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也掺进了强烈的自然和生物进化论色彩，反而选择性地丢弃了其原有的一点点人道主义，走上了批判和破坏一切社会之中。鲁迅与其他进化论者有一点不同，即他对现实的全盘否定态度，把进化的希望留给了未来。他早就看出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能遵守人类进化原则（与自然进化不同甚至相反），人类社会的优胜劣汰只不过是有待实现的理想。因此他寄希望于将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对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他毋宁抱有一种“原罪”观，而把进化原则作为一种理想推到了未来，使之成为一种类似宗教的信念。但现实最终教育了他，一代一代的青年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旧的轨道，一切都是老样子，甚至在邪恶和原罪的带领下，“进化”变成了优（文明、和平）汰劣（野蛮、暴力）胜。这样，鲁迅的思想就从进化论的藩篱超越出来，更多地带上了存在主义的色彩。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实在、最致命的，他把文化传统归结为“吃人”二字，并劝青年不要读太多的中国书、要多读外国书，要先接触外国人的眼光和方法，才具有抗拒传统毒素的免疫力，他认为他对青年建议，“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激愤之词” （写在《坟》后面）。
鲁迅把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概括为两个交替循环的时代：一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灯下漫笔》。他对传统文人的评价是：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论睁了眼看》，他的原则是：“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针对今天的国学热和保守主义思潮，鲁迅所批驳的当时“爱国论”五大论点至今还流行着，他们是：一、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二、外国物质文明，中国精神文明；三、外国的好东西，中国古已有之；四、外国也有叫花子和臭虫等；五、中国就是原始的和野蛮的好。鲁迅指出，前面几条都不值得一驳，惟有最后一条最令人“寒心”，因为它说得更“实在”，承认事实的同时却仍然说“好”，这是《水浒》中牛二的态度。国人至今仍无是非心，于今尤甚。
看来，鲁迅是注定还要孤独下去了。
鲁迅精神与新批判主义
谈人文精神和价值重建，绕不开一个。”五四”，一个鲁迅。当前许多人对“五四”很反感，说鲁迅太偏激，以为可以用两三句话就把这段历史打发掉。回到传统去吃那些发霉的‘。资粮”，这未免太天真，也是中国文化人“没出息”的表现。不过，对‘。五四。’和鲁迅也确实应该重新作一番考察，尤其在今天，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究竟什么是鲁迅思想的精髓，是一个重新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大问题。
一般认为，“五四”精神的主题是科学和民主，其现实目标是启蒙和救亡。这些都并不错，但都是表层次的，都未超出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例如，它们都可以转化为中国士大夫经世济民、富国强兵的理想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偏离开自己本身的哲学和人道主义根基。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那些急先锋们（陈独秀、胡适、郭沫若等等）没有自觉到的潜意识结构，他们几乎人人都是那么慷慨陈辞，对传统弊端痛下针贬，同时感到自己内心的光明磊落、优国优民和道德上的高尚境界。这里面唯一的一个例外是鲁迅。鲁迅早年也是医学救亡（后来是文学救亡）的信徒，曾像传统士大夫一样宣称“我以我血荐轩辕”。自《狂人日记》出，思想大变，从救国落实到救人，从救人更落实到了救未来之人（“救救孩子”），而对当世之人，其中也包括自己，则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甚至有一种类似于西方的“原罪意识”（“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
其后，《阿Q正传》、《伤逝》、《风筝》等等，无不渗透着一种深深的忏悔意识和原罪意识，表明鲁迅和其他那些“五四”精英分子不同，他的内心不是一片光明，而是一片黑暗。然而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到鲁迅的这一层。例如，没有人把阿Q理解为鲁迅对自己沉痛的自我解剖，总以为他在影射某某论敌，或是悲叹某个“贫下中农”的命运。我以为，鲁迅的真精神不是别的，而是这种以自身为标本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抉心自食”）。鲁迅晚年对周围几乎一切人的揭露和攻击，固然有其性格上的原因，但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恰好在于，这些人全都没有忏悔意识，全部自我感觉良好，鲁迅的忏悔则被误解为一种怪癖和阴暗心理。我们今天对“五四”精神的理解若还停留在“反传统”上，则仍是一种肤浅的理解。有置身事外的反传统，也有鲁迅式的自我批判反传统，后者涉及反传统这一立场本身的根基，前者则仍立足于‘治国平天一”的政治实用主义传统。由这一立足点出发，文人们当然可以一会儿。喊出一些激进的口号，一会儿看看不行了，又主张回归传统。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是这么回事，他们对“五四”的批评纯粹是技术上和策略上的，他们的方向没有任何“创造性”，不过体现了传统本身固有的惰性。这种惰性我称之为“文化恋母情结”，即总是要到文化母体中去寻求现实生活的“资粮”，好比一个孩子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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