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 编辑部的精彩故事:十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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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讶，居然有这么多的问题。现在有许多在市场上覆盖很不错的，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但是三联是最早的，三联最早进入市场，并且历经坎坷。如果说老总很顽强，我绝对是有见解的。三联生活周刊成为中国期刊的世界品牌，其实它是有优秀的期刊运作的基础。一个好的媒体的标志就是一个好的内容、一个好的市场覆盖，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人才，要有好的团队。当时我跟陈钢一块儿做，包括在座的苗炜、王锋，在当时如何使一批年轻人用现代、专业的方式进入这个岗位，也做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十多年来，回过头，我觉得三联生活周刊能这么好，原因在于基因，根上有一个东西。但是我更想说的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一定有望成为中国期刊的世界品牌。当然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期刊市场竞争当中，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机构，一定会试图以某种方式进行与国际品牌嫁接合作，其实我们知道最好的是自由品牌。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在财经方面还是有一些书生气，再过十几年、二十几年，没准我们会看到一个三联的纪录片。

　朱伟：最重要的基因是三联生活周刊从最早的版本开始做起，可能是董总说的“理想主义之路”，如果说没有理想主义，大概也不会有三联生活周刊纪录片。

杨迎明：“十年”这本书只谈风月，不谈其它别的，我就按照这个写。我到三联书店主要是杨浪介绍我来的，杨浪和希林之所以推荐我到三联，主要是救助，我这个人离文化越来越远，希望我能够进入文化圈子。在三联一年的过程中，虽然本性时时暴露，但是多多少少沾到一点文化的东西。从三联书店出来以后，办了一个《放眼看世界》，仍然走的是老路子。

三联生活周刊最初的时候，董总的意思是打造“一条中国新闻周刊的航空母舰”，不用发动进攻，只要使用一些炮艇，被它的浪就给冲掉了，我觉得最早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因此他才能够集结北京的，包括一些外地的媒体、出版、新闻等所谓的大腕，是准备打一种综合性集团大兵团作战。三联生活周刊最开始的东西并不是应运而生，中国的形势发展到那一步需要出这么一本东西，而是想打破一层天窗。因此当陈钢到我家里谈办三联生活周刊，我第一种感觉是复辟，现在感觉并不是复辟，而是中国走到现在这一步应该有这么一本东西，这本东西是非常主观的。

三联生活周刊一直是比较低调的，我希望三联生活周刊是一种更高的姿态。因为现在三联生活周刊不能用格调和品味，而是要做更深的东西，做宗旨性的东西，或者说是三联传统的东西，一种不可更替、不可更改的东西，这种东西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我希望三联生活周刊确实能够做到大刊，而且它具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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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讲述“十年”编辑部故事（5）

黄集伟：去年闫琦约我写这本书的稿子的时候，我觉得到去年基本上三联生活周刊的事儿回顾了一下。为了写这个稿件，我又回去把93年、94年、95年的工作日记翻出来，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事儿，我又挑了七篇日记，稍微删了删，改了改。现任主编朱伟非常感谢前面的主编和记者。作为我，我倒是感谢后来的主编、后来的记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的个人履历表填这一条肯定是无效信息，很多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过的人也更感谢后来的记者、编辑，尤其是主编。

“十年”这本书我基本上翻完了，我感觉这本书里的观点都比较有意思。我谈谈印象比较深的。很多人为这本书写稿会有顾虑，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说，在这本书里朱先生写得最直率。朱伟先生这一篇最有历史感，记录了三联生活周刊第五期整个出版过程。再就是王锋，王锋这一篇充满激情。苗炜把他到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后的一次暗恋联系在一起，非常有意思。这本书已经在书店卖，周围的一些朋友都在看，我想它对很多刚刚走出学校、想要到媒体工作的人有一些参考意义。作为一份职业，尤其当这个职业跟自己的梦想有关的时候，我想会有很多的启发。

王锋：我十年前怕讲话，现在还是怕讲话。我感觉很焦灼，十年前我刚刚20几岁，杨浪他们40几岁，我特别希望成为他们。十年后，又看到新一拨的编辑，我又很渴望成为他们这样的人，总是不安定。这本书中说十年前的记者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不对，不管是知识储备、学识修养，现在这一代远远在我们之上。

朱伟：我这儿有一张珍贵的照片，三联生活周刊当初在胡同的一张合影，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那时候刚办没有几年。刚才王锋已经说到怀旧的层面，回过头看三联生活周刊，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应该说还是欢乐的时候多。下面请胡泳发言，他最早从《中国日报》到三联生活周刊。

胡泳：这本书我拿到以后仔细看了，因为是一些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很亲切。而且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好处，生活周刊十年了，十年太长，中间的波折非常多，以至于没有人能够从前到后把事情说清。这本书把三联生活周刊的前前后后记录得比较全，这是最大的好处。与此同时，我个人觉得这本书还不够过瘾，当时编辑说不要宏大叙事，或者是个性化的写作，这样会使这本书出现断面的东西。因此对于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我想看到的有些东西，比如董总、方向明、杨浪的事情，比如社会资本当初怎么运营，中间我们曾经长久的在新闻报道和文化领域中打架，比如一些很关键的东西，这本书没有反映。如果作为案例研究的话，这本书的史料性是有问题的。由于有断面，造成这本书还有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它的女性气质过强，这本书的广告语是“一本杂志和他所倡导的生活”，这是朱伟的一大贡献，但是造成了这本书在性别上有点问题。

编者不想宏大叙事，但是我个人觉得十年总归是要总结一点东西。我个人简单的感觉，生活周刊十年可能不完全是一帮人的成功，最大的特点还是它是说了一个事，有事才能成功，这个事可能要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情况看。生活周刊的成功在于它完成了一个从文化的年代到媒体年代的转型，其实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朱伟，因为他本身是写小说、编小说，然后在80年代后期他写了“小说一撇”，小说在80年代是一个话题。苗炜写北京反思，当中有一句话“70年代的时候小说已经沦陷，媒体传媒会有视觉的影响，造成小说的沦陷”，文学在80年代的中心地位到90年代被完全摧垮。朱伟这个人造成三联生活周刊大的转型。原来我们在一个胡同，这个胡同给我们很多人回忆，他比喻成胎记，很有意思的比喻。三联走进禁锢很容易，但是走出禁锢很难，是一种脱胎换骨，是一种很大的成功，当然也在于董总的坚守。

我觉得再有十年，也许比前面十年还难，因为再上一个台阶，这个台阶上起来会更难，因为你遇到的东西跟十年前又不一样。十年前，生活周刊的起步遇到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电视，电视在93年以东方时空为代表，很厉害，另外一个是全国性的报纸，比如南方周末，但是再过十年，生活周刊面对的问题必须要有国际的考量，要有资本、品牌的考量。同时遇到一个新媒介的挑战，就是网络，可能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当初三联的领导层有一个远见，他们倡导做杂志，杂志的利润现在超过了三联书的利润，证明了领导的远见。我想再下面十年，我们的领导有没有未雨绸缪的新的远见，能够造成下一个新的增长点。

最后，走出禁锢以后遇到的是两个P，一个P是宣传，一个P是利润，宣传和利润的问题是现在中国所有媒体都遇到的一个严峻的矛盾。朱伟刚才说很多编辑要撤稿，这造成现在媒体在夹缝中生存，一个要说得好，同时还要会说，这就造成了现在媒体的怪招很多，这可能是生活周刊今后面对的更大的问题。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在变周刊之前文化性比较强，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性跟两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一个是高昱，另外一个是李鸿谷。高昱在李鸿谷之前为三联生活周刊在半月刊时期的新闻化做了很大的贡献。

高昱：我是三联培养的，胡游他们都是原来自己形成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系，我是毕业之后直接分到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所以说对于三联的变化，或者说从人文拓展，这方面接触比较多一些。

三联的过去多么艰苦，我写的文章也是算了一笔经济帐。以前三联的艰苦和现在三联的成功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对比，实际这也为后来三联生活周刊的组织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比我们当年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地现摸索要更难一些。双重空间化，面对商业和政治双重的压力，对于中国的传媒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中国的传媒，像三联生活周刊这样一个具有品牌榜样地位的刊物怎么样生存？以什么样的面貌继续发展壮大？这可能是我们在座其它媒体都在不断学习、观察、探索的。

现在的三联有非常大的压力，之前我们最早一批创办三联的给现在三联的压力，另外一个是社会形态给三联的压力。现在我们虽然不在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三联能够给所有的人做出表率，给所有其它媒体做出一个榜样。三联书店主要在于对知识和思想的传承，最根本的是一种责任感，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三联生活周刊怎么样实施？怎么样看待社会现实，以及从社会现实中寻找一些具有趋势性、时代性的方向？这个工作早期我们做得比较多，因为一开始是比较文化性的，从走出禁锢之后，大家更多的是怎么样承载商业成功？一本杂志要办成功，吸引更多的读者，产生更大的市场效益，只有这样才能影响更多人的感官。

我作为一个离开三联生活周刊的人，还是希望十年之后能够更多增加一些本身它给整个传媒界提供的榜样作用，就是在获得商业成功的同时要告诉大家向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知识的传承和价值观的影响。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读者大部分是中产阶级群落，但是现在杂志甚至包括传媒价值观的分化比较激烈，当然本身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都比较厉害，生活周刊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这可能跟我们当年强调中立性或者是孤岛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报纸可以强调中立，杂志很难说是中立，更多应该代表价值观的取向。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一定要代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又分哪些种？怎么样从一个具有知识分子传承的本质上寻找到符合自己角色的价值观传递方法？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当前比较重要的需要讨论的。中产阶级很多时候比较容易陷入个人主义，这可能是小资产阶级本身的一个弱点。三联生活周刊不仅仅应该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更多的应该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拓展，把自己的地位、角色提升得更高一些、更开阔一些。当然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双重空间和的问题，但是不应该害怕这些问题。像当年我们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中国大概是什么形态一样，是不是应该在某些方面多做一些开放性的工作，或者多做一些开放性的实验、尝试？现在三联生活周刊本身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认可度，我们的文章，科技类的文章、社会类的文章、文化类的文章都形成很大的影响，应该跟社会主要的问题、主要的矛盾更接近一些。

董秀玉：刚才讲世界品牌的问题，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走？我自己有一个想法，虽然我们现在条件比较困难，或者说我们现在还会有很多敏感问题，但是一些大的题材、一些大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关注，千万不要把杂志做得轻、薄，做得轻飘飘。作为一个大刊的基本价值非常重要。当时我们采访李铮的问题给告上去了，告到中央，新闻出版署来调查我们，我就问这个事跟谁采访的，事实对不对？采访的对象对，事实对，别怕，我顶着。作为一个世界品牌，作为一个大刊，有一定的价值观，有社会的正义，这方面我们的东西不能丢掉，我们不能变得轻飘飘，当然现在不是这样。刚才大家说的我很有体会，当然我们领导要担一点责任，有些东西实在不能发我们也不能顶着干。但是好多东西，包括改革开放，包括生物周刊，其实就是顶着走过来的，如果当时不顶着风险，我们就没有今天。当时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根本没钱，我们怎么做一个周刊？当时这种经营方式本身就顶着雷子，那时候天天挨批评，也不理他，反正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们没有一分钱进腰包，大家做一个正义的事情。有的事情就要顶一下。当然朱伟会很难，但是我觉得像李铮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该顶的也就顶过去了。如果一个大刊没有这种大的新闻，没有这种大的事情，我们会很难。我这个人是不大守规矩，大原则的东西我也知道，实在不让做我也不做。但是记者的视点应该很清楚，我们关注什么问题应该很清楚。甚至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做，我们档案还要留下来，我们做过这些东西，这不会让记者从一些重大问题上走到一些细小问题，迎合一些中产阶级的小趣味，不能这么走。

朱伟：李铮那一期，我们董总作为社领导帮我们顶住很大的压力。李铮之后我们做过一次河北贪官网，上面也关注，我记得当时专门打一个电话，叫我们到河北去，我们和潘总、李鸿谷一起去了河北。生活周刊历史上确实充满了磕磕碰碰，我们会尽力做，只能这样说。生活周刊做到今天，无论是我们的前辈，还是我们这一代，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应该做的和自己的使命。这个杂志做的过程就是这样磕磕碰碰过来的，今后还是要这样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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