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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散文集之混乱年代的复杂人性-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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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炽即位后，任用贤良，友爱二弟，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确实是明朝历史上罕见的仁德皇帝。可惜天不假年，明仁宗当了一年皇帝就病死，时年四十八。
明仁宗长子皇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
见年青的侄子登基，一直觊觎皇位的汉王朱高煦“反谋日甚”，很想再把他爸爸朱棣篡夺其侄建文帝的“靖难”大戏再演一次。《广韵》曰：煦，温也，所谓“煦而为阳春，散而为霖雨”。偏偏人与名不符，朱高煦自少年时代就“性凶悍”，“言动轻佻”。
靖难之役，勇武善骑射的朱高煦不仅在白沟、东昌等战役中立有大功，江上之战，朱棣本来都要撤兵返走，多亏朱高煦亲率生力军赶到，喜得朱棣当时连骗带蒙又附有二、三的诚意对他说：“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婉言有立其为储贰之意。狂喜之下，朱高煦拼命死战，大败明兵，奠定了燕兵攻克南京的最后胜利基础。
虽说“君无戏言”，但朱棣的话也属高级而严肃的“逗你玩”。“吾病矣”——一活又活了二十二年；“世子多疾”—一活又活了二十三年，多疾不等于立马就死，只要活着，嫡长子就该是皇太子。
朱棣称帝后，封朱高煦为汉王，国云南；朱高燧为赵王，国彰德。朱高煦怏怏不肯之国，说：“我何罪，斥我万里。”朱棣不悦。皇太子朱高炽仁德，力劝之下，使这位二弟其能暂留宗师。封王后，朱高煦力求一支名为“天策卫”的御林军为护卫军，又乘朱棣高兴时增益两只卫军为护卫，由此，他常常自夸于人：“唐太宗曾为天策上将，我得之岂偶然呢。”
有一次，朱棣命皇太子朱高炽、汉王朱高煦以及皇太孙朱瞻基三人一起谒拜朱元璋孝陵。朱高炽一直体弱多病，是个素有足疾的大胖子。谒陵要步行，朱高炽要两个太监左右搀扶才能一瘸一拐慢慢挪步，就这样，还时不时一个大趔趄，样子着实狼狈。身强力健的朱高炽在背后讪笑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皇太孙朱瞻基倒自少年时就有英锐之风，在朱高煦身后接口说：“更有后人知警也。”朱高煦当时“回顾失色”，感觉这位侄子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善茬”。
汉王朱高煦身长七尺多，矫捷善骑射，“两肋如龙鳞者数片”，这种其实是牛皮癣的皮肤病更让他觉得自己是“真龙”下世，常以雄武自骄。洪武十三年，朝廷改封其封国为青州，朱高煦又不想去。他私募卫士三千人，也不隶籍于兵部，常常纵使这些人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审其部下，朱高煦大怒，冲入衙府以手中铁瓜当头把徐指挥活活砸死。
在外出征的朱棣回南京闻讯，大怒，把他囚禁在西华门内，准备废其为庶人。皇太子朱高炽又“力劝”，削其两支护卫，改封山东乐安州。朱高煦此次不得不行，到乐安后，“怨望益甚，异谋益急。”皇太子多次亲笔写信告诫这位老弟要遵令守法，朱高煦仍旧我行我素。
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后，朱高煦的儿子朱瞻圻日夜与其父互派信使通报京城的情况，潜伺变故，有时一昼夜就有六七趟来往谍报。“上固知之，顾益厚遇，倍加岁禄，赐赉万计。”后来，朱高煦因怒在封国的王宫杀掉朱瞻圻生母，怨恨之下，朱瞻圻就上书揭其父过恶。朱高煦也怒，狗咬狗反诉这位儿子常为自己“侦觇朝廷秘事”。明仁宗毕竟是个老好人，叹息说：“尔父子何忍也！”罚朱瞻圻去凤阳守皇陵。
明仁宗崩逝时，皇太子朱瞻基正在南京，奔丧回程时，朱高煦还想于半路伏兵谋杀这位嗣帝，因事发匆忙而未果。
明宣宗继位后没两个月，汉王朱高煦还假惺惺地“陈奏利国安民四事”。朱瞻基性格很像他父亲，也是个厚道人，对侍臣讲：“永乐年间，皇祖常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于是，明宣宗大张旗鼓诏命有司施行，并亲笔写信表示感谢。
转年（1426年，宣德元年）正月，朱高煦以献元宵灯为名，派人窥伺朝廷武备，“反谋未尝一日忘”。他向明宣宗索要骆驼，“与之四十”；索要马匹，“与之百二十”，索要袍服，“又与之”。见这位侄子皇帝很好说话，“高煦愈自肆。”他暗约驻守济南的山东都指挥靳荣到时献城为应，又授指挥王斌、朱煊等人为太师、都督等官职，命其世子朱瞻垣居守，另外，四个儿子各监一军，他自己率中军，准备举兵进攻北京。
起兵前，朱高煦自作聪明，派遣其属下枚青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是朱棣“靖难”第一功臣张玉的儿子，闻言连夜就把枚青绑起送入宫内。即使事已至此，明宣宗仍派中官侯太带自己亲笔信至乐安“晓谕”这位皇叔。
侯太到乐安后，朱高煦陈兵相见，南面高坐，也不拜领皇敕，令皇使侯太跪于阶下，大言道：“我何负朝廷哉！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也。太宗（朱棣）信谗，削我护卫，徒我乐安；仁宗（朱高炽）徒以金帛铒我。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语气语态，与当初朱棣反建文帝时几乎同出一辙。
太监侯太是个胆小鬼，怕汉王杀掉自己，伏地惟惟。回京后，明宣宗问他汉王说些什么，他回答说：“汉王无所言”。随行护卫的锦衣卫“俱陈所见”，明宣宗大怒，对侯太说：“事定必治汝！”
为了给自己造反制造论据和做铺垫，汉王朱高煦派人上疏朝廷众官，指斥明宣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以及南巡诸事，“斥朝廷罪过”。同时，他又斥责夏原吉等几个大臣擅权为奸，“并索诛之”，同时，私下写信给诸位公侯重臣，“骄言巧诋”，污蔑明宣宗违祖制等事。至此，明宣宗才叹道：“高煦果反！”
明宣宗集朝臣集议。本来要派阳武侯薛禄率兵讨伐，大学士杨荣以建文帝时李景隆为戒，劝帝亲征。大臣夏原吉也表示：“臣见高煦命将而色变，退语臣等而泣，知其无能为也。且兵贵神速，宜一鼓而平之，所谓先声有夺人之心也。”英国公张辅自告奋勇，想自请两万兵前往平定朱高煦。明宣宗表示：“爱卿您确实能击败叛贼。但朕新即帝位，保不准有小人怀有二心，亲征之事就这样决定了吧。”
明宣宗虽年纪轻轻，却属少年老成英明果决之主。1426年（宣德元年）秋八月，经过周密布置，祭过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之后，他亲率大营五军将士出征。
行至杨村，明宣宗在马上询问左右群臣：“众卿认为高煦计将安出？”有人说“乐安城小，贼军必先取济南为大本营”；又有人说朱高煦先前一直逗留南京，此次造反一定会引兵南去。明宣宗听毕摇头，说出自己的看法：“不然。济南虽近，未易攻取；闻朕大军将至，亦无暇攻取。高煦护卫军多家在乐安，不会弃家往南京方向征战。高煦外似诡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辗转无断。今其敢反，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又以为朕不能亲征。今闻朕亲行，已经胆裂，其敢出战乎！至即擒矣。”
如此名正言顺，加上皇帝亲征，明宣宗仍在路上遣使向朱高煦传达诏旨，谕以逆顺祸福。“上英畅神武，词旨明壮。六军气盛，龙旗钲鼓，千里不绝”。设想，当初建文帝有此远识和胜略，能够御驾亲征，估计走到一半，北平城内就会有人擒燕王朱棣来献。
大军一路鼓行，径直来到乐安城北，把乐安城围个水泄不通。惊惶之余，城内守军“乘城举炮”，想弄出些大动静来吓唬城外明军，同时给自己壮壮胆。“大军发神枪铳箭，声震如雷。”（明朝火器相当先进，排放轰响，估计和“卡秋莎”火箭炮的威势差不多。）“城中人皆股栗”，叛军个个发抖。
“诸将请即攻城，上不许。敕谕高煦，不报。复遣敕谕之曰：‘前敕谕尔备矣。朕言不再，尔其审图之。”下了最后通牒后，明宣宗又派人以箭缚“招降归正”敕书于城内，告以福祸逆顺，“于是城中人多欲执高煦以献。”
牛逼这么久，侄子皇帝真正提兵前来，朱高煦反倒狼狈失据。在内殿徘徊思虑大半天，朱高煦只得秘密派人哀求明宣宗宽假一天，“今夕与妻子别，明旦出归罪。”明宣宗答应。
当夜，朱高煦把多年私造的兵器和与众人往来密谋造反的文书信札，全部付之一炬，销毁罪状，“城中通夕火光烛天。”
转天，朱高煦要出城投降，其将王斌很有血性，劝他说：“宁一战而死！就擒，辱矣！”朱高煦以城小为辞，从地道偷偷溜出城，穿白衣跪伏于侄子面前，顿首自陈：“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
明宣宗仁德，没有依刑法对他“明正典型”，而是把他一家人送至京师，在西安门内新筑宫室，虽属软禁，但“其饮食衣服之奉，悉仍旧无改。”班师之后，仅仅诛杀逆党王斌等六百余人，胁从者皆不问。
明宣宗本来想一鼓作气挥军趋彰德，把另一个叔叔赵王朱高燧也一并擒来，大臣杨士奇苦劝，认为赵王谋反无实，又属至亲，攻之没有正当理由。明宣宗很听谏劝，回京后派人送亲笔信晓谕，忐忑不安的朱高燧见信，大喜曰：“吾生矣”，忙上表谢恩，上献自己所有护卫军队。明宣宗收其所还护卫，保留其仪卫司（仪仗队），赵王朱高燧得以善终。
朱高煦虽为囚徒，大宫殿大酒大肉仍旧享受，诸子妃妾也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按理说装装孙子哀乞苟活也能善终。有一天，明宣宗处理朝政后心情不错，亲自去逍遥城（宫殿名）去看往这位被拘禁的叔王。
朱高煦不知哪根筋又搭错，倨傲不拜，横坐于地，冷眼观瞧明宣宗。宣宗围着这位皇叔转了几圈，本想好言安慰几句，说说亲情叙叙旧，不料想朱高煦忽然伸出一腿使个大绊子，把明宣宗绊倒在地。“上大怒”，命力士从殿外抬口大铜缸进来（就是故官里常见那种）把朱高煦扣闷在里面。铜缸重300斤，这位汉王身板特好，孔武有力，用脖子还能把缸顶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朝宣宗逼近。盛怒之下，明宣宗派人“积炭于缸上如山”，点火燃之，不久，炭烧铜熔，把朱高煦烧成一顿灰烬。余怒未消，朱高煦诸子也被下令处死。
纵观朱高煦所为，比其亲爹朱棣相差远矣，判若云泥。他既无深谋远虑，又无能将谋臣，更无坚城广地。苍猝起兵，困守孤城，一俟宣宗亲征，即刻束身就缚。败则败矣，认命拉倒，又伸出臭脚，绊龙一跤，由此，也可知朱高煦毕竟只是一介赳赳武夫，实无大计。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相似，有时是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笑剧。不幸的是，朱高煦拨个未筹。虎父犬子，十分不肖。
不做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文 / 梅毅
“……他们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怀表，边走边思虑，就连吃饭的时候眼睛也一刻不停地看着商业新闻，没有任何闲暇。”——这是当今商品时代中国大都市人的真实写照吗？不是，这是疯掉的天才哲学家弗思德里希·尼采在一百多年前对美国人刻板、紧张、乏味生活的抨击——可以想见，虽然科技呈几何级极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的智能生活竟长达百余年没有任何称得值道的本质进步。“我看见，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头脑为疯狂所毁坏，饥渴困顿、浑身赤裸、歇斯底里！”由此，艾伦·金斯堡才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以“垮掉的一代”名义发出如此哀痛狂野之声。
在浮躁、喧嚣的时代，在处处皆是“宏大叙事”充斥语境之中，既无“兼济天下”的进取心，又乏“独善其身”的保己术，只能模仿袁枚大才子的楹联来进行自我安慰：“不作公府，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读诗书又恋花。”因此，读书、鉴史、写作确实让人往往从中得到某种莫名的愉悦。
萨特曾不无嘲讽地讲过，“世界上只有四件事情是‘高尚’的，第一是爱情，因为这是一种无用的激情；其次是旅行，因为旅行者蜻蜓点水地从一个社会走入另一个社会，最完美地体现着寄生现象；第三就是文学艺术，恰恰因为这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消费品；有时战争也算，因为战争无限地消耗人和财富。”真正的大知识分子如此解构，生出醍醐灌顶的苦涩之余，顿感“人生忧患识字始”，但面壁十年又非福，心中水火，真不知如何从根本消融得。至此，再悟“生之大患，在吾有身。及吾无身，夫复何患！”一拍脑袋，不知不觉又陷入虚而又玄的哲学深井。翻来覆去，我终于明白，作为没有任何逻辑必然性的偶然性的个人，太深入自己的内心绝非一件好事。因此，我才会怀着一种飞蛾扑火的恶意把自己掉入故纸堆中，在浩瀚无尽的史海中畅游，以此无聊之事，遣此有涯之生。
人生蹭蹬之余，当然出世、读史、写作都可称是诸件快事。殊不知，写作有时也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和麻烦。数年之前，我一篇名为《赫尔辛基的逃亡》的小说在北京一家大刊物登出，而且由当时印数三十多万份的《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一时间读者反应热烈，好评如潮，笔者也有洋洋自得之感。未曾想，总会有人伺伏暗中，对号入座，这篇当时影响甚大的小说竟于不经意间得罪了当时地方一位上升势头正猛的行业内“官人”，他一句“此人绝不可重用”的叮嘱，果真“掷地有声”，让我数年间都可领略到波谲云诡的时世里青年人是多么容易在有意的“关照”中沉沦其间。近年以来，此位“官人”运势急退，已经逐渐淡出行业，我有形无形中感到的压力也日趋减轻。虽如此，间或一年半载，我还会听说此位已经半退隐的、在香港作“富家翁”的官人在酒席宴间仍旧会以我为谈资，大讲当初他如何义薄云天“救我”的奇异经历，确实也让我打过不少次“喷嚏”。恰如白头老妇于一帮盛华佳丽面前炫耀其寡居旧贞，只能在往昔荣光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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