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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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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头的一辆黄包车里，坐着杨明斋。对于他来说，上海比北京更为陌生。他平生头一回来到这中国第一大城市，那“阿拉、阿拉”的上海话，简直叫他难以听懂。不过，比较起同行的三位俄国人和一位朝鲜人来说，他毕竟该负起“向导”之责。
他在北京时，便听说上海大东旅社的大名，所以下了火车，用他那一口山东话吩咐黄包车夫拉往大东旅社。黄包车夫一听大东旅社，就知道该往什么方向拉。后头的几辆黄包车，也就跟着在雨中鱼贯而行。坐在这种人力车上，杨明斋心中真不是个滋味儿，然而他却必须装出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黄包车驶入繁华的南京路，在高悬着“统销环球百货”六个大字的永安公司附近拐弯，便歇了下来。杨明斋撩起车前的油布一看，迎面就是大东旅社的招牌。永安公司是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之一，大东旅社是永安公司附设的旅馆，就在永安百货商场的楼上。永安公司是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月开业，翌日则是大东旅社剪彩大典。在当年的上海滩上，大东旅社名列一流旅馆之中。
杨明斋一行下车之后，便见到大门两侧挂着金字对联：“天下之大，居亚之东。”那“大东”之名，便是从这副对联中各取末一个字组成的。进门之后，穿着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便领着他们上了电梯。五楼，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是一间间客房。客房里相当考究，打蜡地板，皮沙发，大铜床，既挂着蚊帐，又装着水汀。刚刚在沙发上坐定，茶房便送来滚烫的冒着蒸气的毛巾，给客人们擦脸。杨明斋安顿好俄国人、朝鲜人住下，便下了楼。在南京路如潮般的人群中，杨明斋打听着四马路在哪里。哦，原来跟南京路平行的、相隔不过数百公尺的马路，便是四马路。顺利地找到了亚东图书馆，从汪孟邹那里知道了陈独秀的地址，杨明斋便赶往环龙路渔阳里。
陈独秀平生头一回见到这位陌生的山东人，起初有点不悦，因为他那儿来来去去的都是熟人，怎么会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知道他的住处？当杨明斋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一看信封上李大钊那熟悉的笔迹，陈独秀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连声说：“请，请进！”陈独秀关切地问起李大钊的近况，问起北京大学的近况。看罢信，知道李大钊介绍苏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先生前来访问，陈独秀马上答应了。“我去看望吴先生。”陈独秀说。“不，不，在旅馆里谈话不方便。我陪他到你这儿来。”杨明斋说道。
依然春雨潇潇。两辆黄包车从喧闹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拐进了安静的环龙路，停在渔阳里弄口。杨明斋撑开雨伞，维经斯基穿着雨衣，压低了雨帽，消失在弄堂里。两位客人出现在渔阳里二号的客堂间，陈独秀关紧了大门。“久仰！久仰！”虽然维经斯基来华之后才听说陈独秀的名字，不过，他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的大名差不多每天都闯进他的耳朵。他已经非常清楚陈独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从北京专程赶往上海，“采访”这位“南陈”。说不上“久”，但“仰”却是确确实实的。
初次的会晤，只在三人中进行。维经斯基讲俄语，陈独秀讲汉语，杨明斋当翻译。双方的谈话，大都是彼此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陈独秀则向维经斯基介绍五四运动后的中国。
第一次谈话在客客气气中开始，客客气气中结束。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会面，似乎双方都在观察着对方。也许，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揣摩更多一些。雨渐渐住了。天气日益转暖。在杨明斋的陪同下，维经斯基一回又一回光临渔阳里。他和陈独秀的谈话，从客堂间转到楼上，声音慢慢压低。当陈独秀知道了这位“记者”的真实身份，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他们开始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一问题……维经斯基搬出了大东旅社，因为那个地方离环龙路远了一些，况且长期住在那里也不方便。维经斯基和他的代表团迁往法租界霞飞路七一六号这一地址几乎无人知晓或注意，但一九三三年三月出版的《陈独秀评论》一书中仿鲁的《清算陈独秀》一文，却偶然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住处，并说该址于三十年代已成了“道路协会”会址。住了下来。为了便于对外联系，他们在英租界爱华德路挂出了苏俄《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维经斯基在上海“安营扎寨”，开始认真执行他在海参崴接受的使命。在杨明斋的帮助下，维经斯基以《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公开在上海活动。他“采访”了很多人。据档案记载，他会见过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正、副评议长狄侃和程天放，会见过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大约是白居易的诗句“渔阳鼙鼓动地来”太动听的缘故，上海除了环龙路有个渔阳里，在霞飞路还有个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新渔阳里与渔阳里只有一箭之距。维经斯基常常往新渔阳里六号跑……
第三部分：酝酿张东荪和戴季陶拂袖而去
新渔阳里六号，最初原是李汉俊住的。一九一八年底，李汉俊从日本回来，租下此屋居住。后来，李汉俊迁往三益里，与哥哥李书城同住。他把新渔阳里六号转给戴季陶住。维经斯基访问了戴季陶之后，觉得这位国民党党员的家中更适合于召开一些座谈会。于是，除了在陈独秀家进行密谈，各种聚会便在戴季陶那里举行。最初参加那里聚会的是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有时来坐一会儿，又匆匆坐着他的黄包车走了。
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②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见《“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年版。《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陈独秀、李大钊，《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是张东荪——维经斯基最早的建党蓝图里，包括了这些“笔杆”。开了几回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提了出来。“这样一来，首先就吓倒了张东荪，他立即退出了这个运动。”②张东荪为什么一听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就要打“退堂鼓”呢？“据说张东荪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一七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所谓“研究系”，原是梁启超、汤化龙等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后来演变为“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系”，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张东荪作为《时事新报》主编，是“研究系”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他不愿介入政治——参加共产党。这位叶公好龙式的“社会主义者”，告退了。从此，他不再参与新渔阳里的座谈。维经斯基所设想的“三刊同盟”一下子少了一家。张东荪虽然退出，而出席座谈会的人仍不断增加。当年曾出席座谈会的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袁振英，在一九六四年曾作如下回忆：“一九二○年五月，陈独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风、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引者注：袁振英此处所回忆的名单有误，有些人是在五月后才参加座谈会的，如李达、刘少奇等），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渔阳里六号，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由张继和柏文蔚出头，由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原注：这一点是听说的，纲领是交给陈独秀，由陈拿给大家讨论）……”《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一讨论起提纲来，意想不到，一个重要的角色又打起了“退堂鼓”。
此人便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的起草者、会场寓主、《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
戴季陶为什么要退出呢？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当时从日本回国省亲，路过上海而出席会议的周佛海如此说：“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引者注：即沈雁冰，笔名茅盾）是赞成的。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一九四二年版。
邵力子说得很婉转：“戴季陶退出时，说因有不方便处。”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茅盾则说：“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一七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李达道出了背后的情形：“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胚胎期”，尚未正式成立起来，便有这么两员“大将”拂袖而去。戴季陶甚至从新渔阳里六号搬走了，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戴季陶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新渔阳里六号，搬了进来。于是，这里更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人们并没有因张东荪、戴季陶的离去而动摇，反而更加坚定地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戴季陶走了，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李达记得，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有七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叫“中国社会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又引起一番争论。连陈独秀也定不下来，于是，写信跟李大钊、张申府商量。张申府又名张崧年，北京大学讲师，与李大钊关系甚为密切。据张申府回忆：“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我们的观点一致。他办《新青年》，我们经常写稿。民国七年（引者注：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办《每周评论》，我们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门外一个报馆里，我曾与李大钊同志去校对，彼此很了解，所以陈独秀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不是偶然的。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这样，党的名称定了下来。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一九二○年五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小组的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等。稍后加入的是施存统。
第三部分：酝酿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1
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
就在酝酿、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日子里，一本薄薄的小书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场及时雨。
这本书比如今的小三十二开本还要小。封面上印着一位络腮胡子的人物的半身水红色人坐像（再版本改用蓝色），一望而知是马克思。在马克思坐像上端，赫然印着五个大字：共党产宣言。
这初版本在一九二○年四月出版时，印颠倒了书名。连书名印颠倒了，都没有发觉，这表明当时人们对于共产党极度陌生，从未听说。这一印错书名的书，迄今只存两本，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最早版本。这一版本现存于浙江温州图书馆。这一珍本上盖着“荫良藏印”。荫良，即戴树棠的字。戴树棠在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温州发现国内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温州日报》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初版本的另一本，一九七五年还曾在山东广饶县刘集村发现，书名同样印错为《共党产宣言》。这个村子在一九二五年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书上盖着“葆苣”印章，表明此书是山东早期中共党员张筱田（又名张葆苣）的。这一珍本现藏于山东广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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