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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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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我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蔡和森的这封长信,由萧瑜带回中国,毛泽东直至一九二○年底才收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复函蔡和森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为‘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陈仲甫所为)。”    
    


第五部分:响应“何胡子是一条牛”

    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末,总有一句“叔衡、惇元、殷柏、启民、章甫,均此”。列在第一名的“叔衡”,亦即何叔衡。他留着八字胡,人称“何胡子”。“何胡子”年长毛泽东十七岁,在新民学会之中岁数最大。他,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清光绪二年五月初五)生于湖南宁乡。家境贫寒,据说因为他的生辰中有两个“五”,在堂兄弟之中又排行第五,湖南流传“男子要五不得五(午)”,仿佛命中注定这个孩子前途无量,于是家中挤出一点钱,无论如何要供他上学。    
    何叔衡在二十六岁那年,考中秀才。不过,他不愿在衙门中做事,便在家乡当私塾教师。何叔衡是一位思想解放的秀才。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十一月四日,他还专程回到家里。动员父亲、兄弟和邻居剪掉辫子。一九一三年他到长沙后,又曾连续三次写信回家,要全家女人放脚。这一年暑假,他回到家里,看到都未放脚,便风趣地说:看来只动嘴动笔不行,还得要动手动刀才能解决问题。接着,他搜拢一石灰篓子的裹脚布和尖脚鞋,拿了菜刀,搬出木凳,在地坪里当场砍烂,终于迫使全家裹脚的女人都放了脚。”《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四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何叔衡又是一位上进心极强的秀才。自知四书五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已经三十七岁的人,居然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跟那些十几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坐在一条板凳上,当学生,听新学。不久,他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在那里与毛泽东相识。友谊超越了年龄。共同的思想,使“何胡子”跟毛泽东相知日深。    
    本来,照年龄,何叔衡比毛泽东大了一辈(他甚至比陈独秀还大三岁),而做起事情来,何叔衡往往是毛泽东的助手。何叔衡称道毛泽东“后生可畏”。    
    何叔衡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    
    一九一七年暑假,“何胡子”回到宁乡县杓子冲家中度假。毛泽东和萧瑜扮作“乞丐”,从长沙出发,徒步旅行,曾到“何胡子”家做不速之客。萧瑜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中,详细描述此事。那天,毛泽东和他从宁乡县城步行了一百四十里,走到“何胡子”家已是半夜了。他们兴奋地敲打大门,高喊:“何胡子!何胡子!赶快起来,让我们进去!”这一喊,惊动了“何胡子”全家。他的父亲、夫人、弟弟、弟媳、侄子,全都起床了。知道毛泽东和萧瑜化装成“乞丐”漫游湖南,何叔衡道:“你们真是两个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虽然毛、萧已吃过晚饭,何叔衡仍以酒招待。经过这半夜惊扰,翌日何家仍破晓早起,如同往常一般。毛、萧参观了何家的猪厩,见到三百多斤重的浑身雪白的肥猪,大为惊讶。“开阔的大菜园里长满了鲜美的蔬菜;园中整齐清洁,一根杂草也没有,这尤其使我们惊叹。当我向何老先生提到这点时,他很是高兴,并用书呆子口吻摇头晃脑地说:‘杂草有如人品低劣,心术不正之徒,一定要铲除之,其对秀美之菜蔬危害也,大矣乎,君子乎,圣人乎!’“何胡子由衷地笑起来了:‘你们看我父亲的古文怎么样?不错吧?有其父必有其子!’”何叔衡之家,是“耕读之家”。他的父亲、兄弟、妻子务农,他在省城当教书匠。    
    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彼此相互影响着。当毛泽东、蔡和森转向马克思主义,何叔衡亦转向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年底,毛泽东收到萧瑜转来的蔡和森在法国所写的长信。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聚会。尽管大雪迷漫,会员们十多人仍到席。主席为何叔衡,由毛泽东宣读蔡和森的长信。当时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十分逼真地勾画出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和新民学会的关系:    
    讨论方法问题:    
    “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首由毛润之(引者注:毛泽东字润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议。并云: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于是依次发言(此时陈启民到会):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润之: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由以上记录可见毛、蔡、何见解的统一。在他们三人影响下,新民学会十二人“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未决定者”及赞成其他主义的六人。    
    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陈独秀曾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把新民学会中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会员,组织成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最初六人,后来发展到十人。内中骨干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此外,据回忆,还有贺民荡、萧铮、陈子博、夏曦、彭平之等。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如此回忆道:“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不多。”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在代表证的入党时间一栏内,写上“一九二○年”。这清楚表明,毛泽东把加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认定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时。何叔衡确实成了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毛泽东不在长沙时,小组领导事务委托何叔衡主持。毛泽东对何叔衡作过如下评语:“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据何叔衡自己说,则有一句如此之言:“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是道着了。”谢觉哉:《忆叔衡同志》,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另外,毛泽东还说过:“叔翁办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不屈的共产党人》,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毛泽东以上三句评语,大体上描画出何叔衡的特色。    
    


第五部分:响应湖北出了个董必武

    洞庭湖之南的湖南在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洞庭湖之北的湖北也在筹建之中——他们称作“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湖北的共产党领袖人物是董必武。他是中国共产党“四老”之一。这“四老”是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不过,董必武比何叔衡小十岁,只是何叔衡去世早,不然当称中国共产党“五老”。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畬,号璧伍。必武是他后来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的化名,他竟以此名传世。董必武出生在中国一个不平凡的县——湖北黄安县。那儿本是大别山东段的穷地方。然而,“穷则思变”,那里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本营”:不仅出了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而且出了二百三十三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这样,黄安县后来也就改名为“红安县”。董必武十七岁那年,中了秀才。二十八岁时,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那里,他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曾回忆见到孙中山时的情景:“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气短,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是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董必武:《回忆第一次谒见孙中山先生》,《新华日报》(武汉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    
    董必武从孙中山麾下转到马克思麾下,那最初是受了李汉俊的影响。    
    董、李本不相识。那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董必武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参与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夜,蔡济民突遭靖国军唐克明部队枪杀。董必武赶往上海,向正在上海的孙中山报告事件经过。董必武在上海住了下来。正巧,湖北省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租了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路南的一处房子作为会址,并请董必武和张国恩主持会务。这样,董必武便在霞飞路渔阳里住了下来。    
    张国恩也是湖北黄安人,跟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学,一起加入中华革命党,是董必武的好友。他们一起住在善后公会。斜对面路北住的也是一位湖北人,名叫詹大悲。詹大悲与董必武早就相熟。他曾在一九一二年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后来亡命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结识了詹家的邻居。那位邻居也是湖北人,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归来,跟董必武一见如故。此人便是李汉俊。    
    李汉俊跟董必武谈苏俄,谈列宁,谈马克思主义,借给他日本版的《资本论入门》以及考茨基的著作。李汉俊使董必武从三民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诚如董必武自己所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六九至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董必武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回到武汉,他和张国恩等人商议办学,培养人才。他们设法筹集资金。董必武还把身上的皮袍脱下典当,以作办学经费。经过四方奔走,终于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涵三宫街南面小巷里,办起了私立武汉中学校。这所中学后来成为湖北的红色据点。该校英语教员,名唤陈潭秋,成了董必武的密友。    
    


第五部分:响应陈潭秋 包惠僧加入武汉小组

    董必武如此回忆他跟陈潭秋的交往:“我第一次见到潭秋是一九一九年夏天。……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的潭秋来上海参观,经他同班同学倪则天的介绍,我们见了面,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在上海期间,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董老忆潭秋》,《楚晖》第一期,六至七页,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陈潭秋的原名叫陈澄,据云是“要澄清这混浊世界”之意。潭秋是他的字。不过,如今人们都习惯于称他陈潭秋。陈潭秋比董必武整整小十岁,湖北黄冈县陈宅楼人。他的祖父曾是清朝举人,但他的父亲是个农民。他兄弟姐妹十个,他排行第七。陈潭秋起初在黄冈上小学。十六岁时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来到武昌。二十岁时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介绍他和董必武认识的倪则天,便是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而倪则天是湖北黄安人,跟董必武同乡。    
    陈潭秋是一九一九年夏天去的上海,那是因为在五四运动中,他是武汉的活跃分子。当武汉派出学生参观团前往上海时,他是参观团的成员之一。回到武汉后,董必武筹办武汉中学,陈潭秋跟他志同道合,而且刚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就参加了筹办工作,并担任英语教师,兼任第一届乙班班主任。一九二○年夏,董必武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一看那熟悉的笔迹,就知道是李汉俊写来的。李汉俊告诉他,上海已经成立了“小组”,希望武汉也建立起“小组”来。董必武看罢信,便找陈潭秋商议。陈潭秋当即赞成,愿与董必武一起着手建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两个人建立一个小组,当然太小。董必武建议把张国恩吸收进来,陈潭秋则提及了包惠僧。张国恩跟董必武同乡、同学,同去日本、同入中华革命党,在上海也同与李汉俊谈过,理所当然,他是很合适的可供考虑的对象。当时,张国恩担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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