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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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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顶顶大名的人口学者。‘马尔格斯学说’，是研究人口论，与政治无关，与‘过激主义’无关！”图书馆主任如此这般解释道。
这时，另几位教授也大谈起“马尔格斯人口论”是怎么回事。密探弄不清楚什么“马尔格斯”、“马尔萨斯”，只得悻悻而去。
那位八字胡先生，姓李，名大钊，字守常，乃中国第一个举起传播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那时，他在文章中称马克思为“马客士”，但是，在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却称“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为的是令人误以为是“马尔萨斯学说研究会”，避开警方的注意。
李大钊非等闲之辈。他是河北乐亭县人氏，曾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六年，又东渡扶桑，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深造三年，既懂日文，又懂英文。在日本，他研读过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的许多著作，从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九二○年七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外人以为他大约是位精熟图书管理的人物，其实，他一连九年学习法政，他的专长是政治学。也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迅即着手深入研究“马尔格斯学说”——他的理解要比别人深刻得多！他广泛阅读日文版、英文版的马克思著作。他成为中国最早、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的日子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李大钊登上讲坛，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紧接着，他又奋笔写下了《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亦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五号同时推出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两文，对苏联十月革命进行了深刻的评价：“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起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毁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地下。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Ｗｉｌｓｏｎ）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Ｌｅｎｉｎ）的功业；是列卜涅西（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的功业，是马客士（Ｍａｒｘ）的功业。“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这里提及的威尔逊，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列卜涅西”即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之一；“马客士”即马克思。
李大钊力透纸背的这番宏论，表明东方睡狮正在被十月革命的炮声所震醒。中国人已经在开始研究“马客士”和“里林”了！
第二部分：前奏《新青年》“一枝独秀”
李大钊的论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新青年》，是沉寂的中国的声声鼙鼓，是低回乌云下的一面艳丽红旗。《新青年》在千千万万读者之中，撒下革命的种子。它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当时也是《新青年》的热心的读者之一。
一九三六年，当那位勇敢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闯进延安，抓住夜晚的空隙访问毛泽东。“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纸烟”，曾如此回忆道：“《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二五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就连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位柯庆施，当时自称“在这社会上，已经鬼混十八九年”，曾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写了一封信：
独秀先生：
我在《新青年》杂志里，看见你的文章，并且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张和精神。我对于你的主张和精神，非常赞成。因为我深信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利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未除，将来受他的虐待，正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咳！可怜！可痛！……《柯庆施致陈独秀》（一九二○年），《陈独秀书信集》，水如编，二九一页，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那位高擎《新青年》大旗的陈独秀，与李大钊并驾齐驱，人称“北李南陈”。当时青年中流传这样的小诗：
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漫漫长夜，
吾辈仰承。
陈独秀年长李大钊十岁，一八七九年出生于安徽安庆。安庆曾是安徽省省会。陈独秀，名庆同，字仲甫，常用的笔名为实庵。独秀原本也是他的笔名。
安庆有独秀山。据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坐船沿长江驶过安庆，问左右道：“先有陈独秀，才有独秀山，还是先有独秀山，才有陈独秀？”左右一时竟答不上来。
其实，答案是明摆着的：独秀山之名由来已久。此山在安庆城西南六十里，山并不险峻，只是平地而起，一枝独秀，故名“独秀山”。出生在那里的陈庆同，最初曾以“独秀山民”为笔名，首次用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一四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本书作者在写作中，曾得到任建树先生的帮助。，意即“独秀山之民”。不过，“独秀山民”毕竟显得啰唆，一望而知是笔名。
他舍去“山民”两字，用“独秀”为笔名。这“独秀”用多了，有时加上姓，就演变成“陈独秀”。当然，这么一来，不知内情者，以为他颇为自命不凡——自诩“一枝独秀”。其实，他借“独秀”之名表示对故乡的怀念。后来，以“陈独秀”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多，以至世人把他的笔名当作姓名，而他的本名却鲜为人知了。陈独秀亦非等闲之辈，他曾四次去日本求学：
第一次，一九○一年，他二十二岁，先在东京专门学校进修日语，然后在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学习半年后回国。
第二次，一九○二年，他二十三岁，再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一年后回国。
第三次，一九○六年，他二十七岁，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然后转到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
一年后回国。
第四次，一九一四年，他三十五岁，在日本雅典娜法语学院学习法语。一年半后回国。
当年的日本，是中国革命分子的大本营。孙中山、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章士钊等等，在那里组织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办报纸，出书刊。学得日语、英语、法语的他，在日本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他的思想日渐激进。来来往往于安庆—上海—日本，陈独秀参与过暗杀清朝大官的密谋，办过《安徽俗话报》，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爱国会”、“光复会”、“岳王会”、“欧事研究会”等等。他是一名非常活跃的革命分子。
在辛亥革命中，陈独秀有过一番轰动。安徽省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孙毓筠新任安徽都督，特聘陈独秀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从杭州返回故乡安庆，权重一时。不久，陈独秀的密友柏文蔚任安徽都督，仍任命陈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经常不在安庆，都督府实际上常由陈独秀主持。安徽人当时称：“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好景不常。袁世凯得势，安徽易帜。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袁世凯任命的安徽新都督倪嗣冲占领安庆，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书长陈仲甫”，抄了陈独秀的家。陈独秀逃往上海。不久，只得亡命日本——第四次赴日。
在日本，陈独秀“穷得只有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这位曾在安徽叱咤风云的都督府秘书长，一下子从青云之上跌落到不名一文。经过这般大起大落，他冷静思索，悟明要从思想上影响民众，尤其是启蒙青年，才能推进中国革命。
一九一五年夏，当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落脚上海，便着手筹办《青年杂志》。陈独秀的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写及《青年杂志》的创办经过：“据我大叔（引者注：即汪孟邹）回忆，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引者注：指亚东图书馆。当时的亚东图书馆是出版社兼书店）。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为《新青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三二页，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陈独秀独挑重担，《青年杂志》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了创刊号。
陈独秀写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向青年们提出六点见解：
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以为科学与人权（民主）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这样，《青年杂志》一创刊，就高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
《青年杂志》旗帜鲜明，思想活跃，文锋犀利，切中时弊，很快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发行量扶摇直上。
一年之后，《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改名的原因，如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所述：“我还记得，我的大叔说过，是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气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驰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后，其名声更加响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为新青年服务。《新青年》“一枝独秀”，使陈独秀声名鹊起。
第二部分：前奏蔡元培“三顾茅庐”
北京，离天安门不远处的西河沿，一家中等的中西旅馆。清早，一位年近半百有着绅士风度的人物，内穿中式对襟袄，外穿呢大衣，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山羊胡子，前往中西旅馆，探望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他还没起床吧！”茶房答道。“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来客用浙江绍兴口音连连说道，“请给我一张凳子，我坐在他的房间门口等候就行了。”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是一位忙碌的人物，白天不见踪影，夜间又要看戏，迟迟才归。唯早晨贪睡晚起。那位访客来过几回未遇，索性一大早起来，在房间门口坐等。
那位忙碌的旅客非别人，陈独秀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同车离沪赴京，为的是在北京为亚东图书馆招股，募集资金。那位坐在门外静候的人，比陈独秀年长十一岁，当年名满华夏。此人来历不凡，清朝光绪年间（一八九二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位受四书五经熏陶的书生，居然举起反清义帜，于一九○四年任革命团体光复会会长。翌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分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此后，袁世凯当权，他愤而弃职，游学欧洲。回国后，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此人便是蔡元培。蔡元培深知单枪匹马赴任，难以驾驭那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北京大学。这所由创建于一八九八年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封建余孽颇为猖獗。那辜鸿铭居然拖着长辫子走上讲坛，那刘师培言必称“孔孟”……蔡元培思贤若渴，寻觅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作为新兴北京大学的栋梁之才。
在这个当口，蔡元培见到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尔和早在一九○二年留学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相识。汤尔和当即推荐了陈独秀——尽管汤尔和后来跟陈独秀并无多少来往。汤尔和是从《新青年》杂志上识得陈独秀的才气，因此把十多本《新青年》交给蔡元培，说道：“你看看《新青年》——那是陈独秀主编的。”
一九○四年十二月，在上海，蔡元培与陈独秀有过一面之交，他们都是暗杀团成员。此后多年没有交往。这时，蔡元培读了《新青年》，深深佩服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尤爱陈独秀的新思维、新见识，决定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事有凑巧，陈独秀到京后，曾去北京大学看望过沈尹默。沈尹默把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得知陈独秀来京就赶紧前往拜访。就在蔡元培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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