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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文集-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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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不甘地自问:她和芙蓉间的友好善待哪里去了?
可吴为又怎能如此过分地要求芙蓉,居然希冀芙蓉从容对待一个从她母亲手里夺走她父亲的女人?她以为她是谁?
自然也不知道,那一天早晨芙蓉来访,他们却还没有起床,仓皇中抓了件晨袍穿起招待芙蓉。当吴为弯腰为芙蓉倒咖啡时,芙蓉从她略略敞开的晨袍领于里,看到了她胸部滑腻的肌肤,弧度、线条依然优美的乳沟,却没有注意到她脸上的泪痕。芙蓉自然也就不会想一想,新婚燕尔的吴为,为什么一脸泪痕?
想到父亲昨夜就陷身在这一处沟渠时,芙蓉好像变成了白帆,恨意平地而起。
如果芙蓉注意到吴为脸上的泪痕,并且能够想一想的话,聪慧的她就会料到吴为日后的下场,她和吴为彼此可能还会像从前那样友好善待。
胡秉宸马上感应到芙蓉的敌意,他一生多次背叛白帆,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忐忑异常。也许那些背叛不过都是逢场作戏,而这一次却伤筋动骨,于是他觉得他抛弃的似乎不是白帆,而是芙蓉了。
为了对胡秉宸的爱,吴为刚刚在水里洗三次,在火里烧三次,在血里煮三次,不曾稍事喘息,紧接着又进入另一种未有穷期的考验。
吴为常常感到太难、太难,连这种不知陪芙蓉坐多久为好的小事,也得察言观色,赔尽小心。
她巴结、奉承芙蓉,并不是因为她怕芙蓉,或是怕胡秉宸。
芙蓉对她思重如山。哪怕仅就拒绝与胥德章携手诬陷她那一小节而言,更不要说到其他。
她只是用她的隐忍、巴结、奉承,来回报芙蓉的恩情,感激她曾经给予她父亲,当然也就是给予她的帮助。
她还担心,哪一句话或是哪一点事让芙蓉不高兴,胡秉宸立刻就会大闹一场。
就连芙蓉的朋友,她也一一奉承。
芙蓉有几个美国朋友,看到过吴为在美国翻译出版的几本书,很想与她一见。
胡秉宸让吴为到京城上等点心店去选购了茶点。回来的路上,她问胡秉宸可不可以在一位朋友家门口停车几分钟,因为第二天早上有家出版社要来取一篇文章,她手里已经没有,朋友家里倒是存着一份。
胡秉宸说:“不行,耽误了芙蓉的茶会怎么办?”她看了看表说:“现在才两点多,茶会是下午四点,我在里面绝不停留,拿了文章就出来。”
“不行。”胡秉宸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她只好回家等着接待芙蓉的朋友。
然后是招呼他们父女二人的晚餐。他们一面聊天,一面就着烤鸡喝酒。一旦就着烤鸡喝起酒来,吃喝的过程就变得非常缓慢。
眼看已经九点,她还得到朋友那里去取那篇本可下午顺便取来的文章。她是又急又不敢催促,算计着等他们喝完酒再刷碗,时间就更晚了。
所以每见他们父女在餐桌上丢下一块鸡骨头,就禁不住分秒必争地收拾一块。
胡秉宸起先还耐着性子,可是当芙蓉对着胡秉宸而不是对吴为沉沉地看了一眼之后,他就立刻说道:“你这样搞法,还让不让我们吃顿安生饭?”“我……我还等着刷碗,然后到朋友家去取文章呢。”
胡秉宸挥挥手说:“算了,算了,你走吧,碗我们刷。”
她看了看芙蓉,不知这样一走,会不会得罪她。不过芙蓉一直置若罔闻地低头吃鸡,吴为赶快骑着车子走了。
那时的北京夜晚,既没有卡拉OK也没有酒吧,即便有几盏霓虹灯,也像饥荒的六十年代点缀在烧饼上的那几粒芝麻。
她却恨不得把自行车一扔,躺倒在大街上,对着只有几粒“芝麻”的大街,放开喉咙大喊大叫:大街啊,大街咽,我谢谢你,谢谢你给我的这份人情啦!
可是她投有,她还没到发疯的地步,她只能在那几粒“芝麻”的包裹中,放心又松心地尽情哭泣。
可是这样的大闹,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也尝试过和胡秉宸沟通,可是已经有了“想法”的胡秉宸,拒绝沟通。
一个把写作视为生命而不是游戏的人,最怕心里不得安宁。一想到她不得不因此失去写作所必须的身心投入,就恐惧得无法自持。她就这么憋着、忍着,憋着、忍着,忍到极限,就开始歇斯底里,而且发作得越来越频繁,很快发展到了不能控制的地步。
如果单独面对胡秉宸还好说,一旦同时面对他们父女二人,她更是恐惧得无所措手足。
至她“逃离”前夕,一想到要与他们父女同时相对,就浑身颤抖,禁不住呕吐。
如果没有叶莲子那一处排遣的渠道,她大概早就疯了。她对叶莲子的依赖,那时已近病态。
行前,她还是不死心地和胡秉宸作了一次长谈,让胡秉宸不无伤感地回忆起他们恋爱的时光。
可是芙蓉那无声的逼视,如千钧之力压在他心上,还有他对白帆的许诺……胡秉宸只好回答说:“晚了,晚了,没有时间弥补了,这真是千古之恨。”
他火急火燎地建议到卧佛寺去一趟。在他们的恋爱处于非常危险的“地下”时期,人迹稀少的卧佛寺,是他们可能温存一会儿的去处。他说:“明天就去,放过一天就失去一天的时间。”
她不懂“晚了,没有时间弥补了”或“放过一天就失去一天的时间”是什么意思,以为不过又是他常常念叨的“年龄不饶人”。
在那些比从前长大许多的松树下,他说:“记得我在这里吻你,因为低头低得太猛,被树枝剐破了额头,回到家里白帆说那是因为我对你图谋不轨,被你抓破的……我们那时见一次面真不容易,而在那些见不到你的日子里,我什么也干不下去,不论开会、办公,都在想像中用各种方法亲吻你。”
那时,他生命的一部分好像就存在吴为那里,他的生活好像变成一个又一个点,那些点就是和她的会见,而点和点之间的日子,不过是一些虚线。有多少次他对她说:“世界那么浩瀚,可对我只是一个小点,那个点就是爱你的感觉,你就是我整个的世界。”
胡秉宸实在没想到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又遇见了吴为,才开始尝到一个女人给予一个男人的苦、辣、酸、甜……
从少年时代就期待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爱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如果没有吴为,没有这场恋爱,他的一生就缺了一大块。
记得一个秋天的深夜,下着不大不小的雨,雨滴在阶前的弹跃声声入耳,单调而又丰满,周遭反倒更显静寂。吴为轻轻地说着,她的声音融人了雨声。说她的幼年,她的欢乐和带有稚气的悲哀,胡秉宸静静地听着,时而问上一句,像在挖掘一个与他生命攸关的宝藏,顽强地想要挖掘出每个细节。他们就那样说着,说着,好像日子快要完了、非得赶快把一切说完,直说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挣扎地说着,听着。好像他就在她当初的生活中,一起欢欣、着急、叹气和伤心。也许他们真是那样生活过来的,也许记忆把一切都弄错了……他们是在编织,把各自过去的生活编织在一起,那些单调的、不同的色彩经过编织,掩盖了灰暗的部分,互相映衬得更加丰富,更加明亮。最后吴为又说起未来,胡秉宸在黑暗中微笑着,更加爱怜地把她抱紧,说:“对不起,未来的日子不多了,请原谅这个蒲宁式的结尾。”
她说:“你是不是不喜欢蒲宁?”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蒲宁。我觉得他充满毫无前途的流亡情绪,哈代才是真正的大师,我在一九五八年才注意到哈代,当时的评语是惊心动魄,当然是在肚子里评的。真可怕,一个作家使你惊心动魄。还有德莱赛,什么阶层的人他都了解。”
“不过我喜欢蒲宁的那种流亡情绪,真美,凋逝的美。”她叹了一口气,那叹息却落进了雨里。
“还有你说的那个《暴风雨》,我还是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爱伦堡,他哪一国人也不是。我倒喜欢《两姐妹》,虽然电影不行,把苏维埃政权美化了。”
“为什么?你是不是觉得爱伦堡对法国的感情太深?再好好看看嘛,尤其他对巴黎的叙述和对巴黎的爱恋。你虽到过巴黎,可惜没有机会在拉丁区的小巷子里游荡游荡。哦,电影《两姐妹》里的那些演员可真漂亮……漂亮也是一种文化,取决于人的内涵,好比你。哎,哎,别胳肢我,其实你心里挺受用是不是?说到苏维埃政权,不管怎么专政集权,到底保护了俄罗斯的文化,不像我们的‘文革’,彻底消灭,有人好像特别仇恨知识分子和文化,瞎,不知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重建。”
“据说老毛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每月只有七块半的薪水。有一次他给几位大学教授写信,谈他对国家大事、国家前途的看法,教授们没有回复……”
“这么说还是有点儿渊源,不过可信吗?”
“姑妄听之吧。”
结果怎么样?谁也别想把吴为从叶莲子那里夺走。她只属于那个叶莲子。
既然如此,她就不该嫁人!
和吴为结婚以后,胡秉宸从没有过“家”的感觉,特别在他被老战友、老下级们画地为牢地孤立之后,常常做各式各样回不了家的梦。
就在前几天,他还梦见天色将晚,乘一列火车到一个叫做“十六铺”的地方去,因为吴为在那里。虽然有人同行,但那人在前一站下了车,火车在一个很高的路基上继续行驶,所以能看清沿途一个小而老的县城的全貌。车上有个人间:“市区为什么不设在这里?”他回答说:“因为这里平地太少,只这样一点儿大,所以新市区设在前面有空地的地方。”
不一会儿到站了,他下了车。车站很小,没什么人。好容易看见一个人蹲在地上,他问那人:“到‘十六铺’怎么走?”那人回答说:“顺着这条路往前走,还有几里。”
这时天已漆黑,他向前走去,什么路也看不见,一回头,车站也不见了。“十六铺”在哪儿呢?他能走到吴为那里去吗?就在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下,他醒了。胡秉宸一生都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论他的决心是对还是错,但在梦中第一次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能否到达将要去的地方,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吴为。
还有一次梦见回家,他们的家在一个正方形的六层楼上,中间有个方形的天井,天井周围是走廊,每层都住了几户人家。但是他找不到他们的房间了,正在五层徘徊,有个人问他:“你是哪里的?”随着那人的高声提问,各个楼层都有许多人出来观看。
他回答说:“我住在六层。”
那些人不信,他又说不出到底住在六层哪一个门,非常为难,那时他真希望吴为能从房间里出来,在六层沿天井的走廊上招呼他一声。但没有,六层楼的各个门都寂然无声,他只好继续停留在窘迫中。
再不就梦见各式各样的家,或在海边,或是老式的楼房,可是推门一看,总是空空如也,里面什么都没有。
或是半夜翻转身来,搂着吴为叫白帆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他为什么老做这样的梦?后来终于明白,他需要有个家,但是他没有。“鸟倦飞而知还”,但只有空巢没有家。和吴为结婚以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家。
他总是游移在或是吴为或是白帆为女主人的两个家中间,哪个家都是他的家,哪个家又都不是他全部的家。看着吴为兴致勃勃的样子,胡秉宸想,一晃十几年过去,虽是人物俱在,他们到底不是当初的那个人了。
2
胡秉宸在学校的时候就觉得胥德章不顺眼。胥德章常常穿一件黑大氅,登一双黑色短筒靴,让胡秉宸觉得十分张扬。还有胥德章那到处可见、不断举起的胳膊,大张的、总是在喊着什么口号的嘴,更让他想起胥德章的那位父亲,先是国民党一个什么部长,后来又当了汪精卫一个什么部长的投机分子。
他认为胥德章政治上左右极端的行为与他父亲一脉相承,而不认为那是一个狂热并热衷于追赶潮流的青年,在一个动荡、各种主义百出的时期,对众多羊头幌子下那一块块看上去没有什么明显区别的肉,缺乏分辨和打假的能力。
到延安后,胡秉宸似乎更找到了坚实的依据,越想越觉得胥德章的言行与参加过复兴社有关。
样样都要独占鳌头的胡秉宸,对过于风头(招摇?)的胥德章,不知道是不是另有一种戒备?抗日战争胜利后,胥德章的父亲穷困潦倒,蒋介石从陪都回到南京后把他抓了起来,直到一九四九年也没释放,最终可能老死监狱。胥德章接受了当年初到延安的经验,再也不提他还有个父亲因汉奸罪关押在监的旧事。
这是后话。
胡秉宸对胥德章的这个“不顺眼”,从他们青春年少,一直延续到他们的耄耋之年。而他和胥德章,或是说胥德章和他,比之一些与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人,甚至更天长地久地厮守在一起。
反过来说,胥德章对胡秉宸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这一点让胡秉宸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心里就不那么痛快。
如果两个知根知底的人,毕生都得纠缠在一起,不知幸还是不幸?但他们又是隔心隔肚的莫逆之交,不然胡秉宸在几乎走上“亡命桥”头那一年,何以把胥德章作为“托孤”的人选?
可正是因为胥德章的这样一个父亲,以及胡秉宸的那个家族,他们才被派往重庆,任务就是利用家族的社会关系,开展情报工作。这个工作如何开展?上面没有具体指示,他们心里也都没底。
当胡秉宸经历很多以后,一旦看到后人将从前的事情解释得那样一笔一画,就免不了冷笑。
3
饥肠辘辘的胡秉宸下了火车以后,没有马上去找那个同学,而是在肯定没人跟踪的情况下,走进了零孤村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食店。
这正是吴为到零G8村后,常常经过并在她的札记里提到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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