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文集-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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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使胡秉宸成长。不论在家的时候已然把一个少爷当得如何头头是道，还是像父亲那样已然是个有形有款的公子哥儿或是上了大学，都算不得成长。

　　从此，他对两性关系不再坚持《呼啸山庄》那种形而上的观点，甚至劝说那些不安于夫妻生活的男人：为什么一定要看女人的上面？蒙上脸，哪个女人的下面都一样。

　　胡秉宸领导的那部分工作，除了白帆和常梅，再没有别的女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成为这两个女人角逐的对象。

　　白帆却对芙蓉一口咬定，当初胡秉宸死死地追求过她。

　　比之常梅，烫头发、涂口红的白帆，不但不丑，还可以说是漂亮，并且还是共产党员。她的缺陷，只是粗糙而已。一个地下工作的负责人，怎么能和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女人长年累月地睡在一起？女人本来就不大可靠，常常不按规矩出牌，随时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举措。

　　后来他们这个系统出了大事。果不其然，就是因为一个女人！

　　共产党员白帆最终战胜了常梅，成为解决胡秉宸民生大计惟一适当的人选。常梅被淘汰出局，日后嫁给了胥德章。由于胡秉宸的这一选择，常梅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白帆结为亲密战友，一生都在关注等待着，收拾白帆和胡秉宸而后的日子。

　　无论如何，对于胡秉宸，白帆有点像他吃着的那碗有点饥不择食又难以胜任的臊子面。

　　可是白帆在床上的表现却很够劲，与性欲炽烈的他，可以说旗鼓相当。只是她在高潮来到时，那像指挥员鼓动战士冲锋陷阵、不断“顶住，顶住厂的喊叫，让他觉得和她做爱像是冲锋打仗，而且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硬仗，使兴味正浓的他略感败兴。

　　男人在与女人做爱过程中，大多愿意扮演指挥者、控制局面的强者，而白帆“顶住，顶住！”的喊叫，使他有一种受女人指挥的感觉。胡秉宸又是一个喜欢冒险，有着浪漫气质的人，不但不会恐惧打仗，可能还盼望着有一天在战争中献身。可是做爱和打仗，应该是两回事。

　　难怪他和吴为进入状态的初期，会对吴为那样说：“我从不知道，一个女人的嘴唇是这样地柔软、芬芳，和你接吻就好像喝上品龙井‘狮峰’，回味极佳。我和白帆几十年接的吻也不如和你一天多。有个海外的女作家说，如果你不知道要不要和那个女人结婚，就和她接个吻。和你接吻真是不得了，那真是一个温暖、黑暗、无底的深渊。我有两个野心，一个是娶你做老婆，一个是写三篇文章让人们争论二十年。结果是什么也写不出来，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你，神魂颠倒，一天十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当胡秉宸对吴为这样情话款款的时候，的确忘记了不久前他还对白帆那样的表白：“你也不想想，我能跟吴为那样烂的女人搞关系吗？连她写给我的信，我都如数交你存档了，你还不相信我？”

　　随着他和吴为的关系越陷越深，就在白帆开始反击吴为之前，胡秉宸又把这些信，从白帆那里偷了出来还给吴为，使白帆在她的“自卫反击战”中痛失一批重磅炸弹。

　　读者可能还记得，本书第二章第一节里的一句话：“除政权易手之外，一九四九年还将是很多事情的分界线。”

　　一九四九年以后，胡秉宸眼见周围不少人因忽视这条分界线，继续按照过去的习惯办事；影响了自己大有可为的前程。特别对待女人的习惯，这一条分界线的前后，更是非常不同。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胡秉宸已经相当成熟，懂得了“楷模”在各种台阶上的意义。他必须和白帆在大方向上保持一致，以便同心协力，致力于方方面面“楷模”的营造。

　　他们彼此不再旧事重提，而是和和气气地过起日子，比之刚进城就出了“陈世美”的那些家庭，他们可以说是模范夫妻，所以年年得到模范家庭的称号，那块光荣匾也高悬在客厅的门楣上。对于胡秉宸这种出身的人，那块高悬的匾，实在张扬。每当他独自坐在客厅里的时候，免不了会对着那块匾，胸有成竹地一笑。如果胡秉宸后来不陷人吴为的情劫并终究不能自拔，他们这个模范家庭还会继续下去，他也不会赶那个“陈世美”的晚集，在如过江之鲫的。“陈世美”之后，给社会一个重新讨伐“陈世美”的机会，好端端地败坏了一世的名声。

　　吴为真是害了他，也害了白帆，还有他们一家。

　　胡秉宸倒是不再“闹事”了，可能是生活的安定，倒让白帆生出事来。使她在任王局长秘书期间，与王局长“一晌贪欢”，让人想起“饱暖思淫逸”或“积习难改”那样的老话。

　　在男性的一统天下，“秘书”对女性可能是个相当危险的职业。不过分析起来，她和王局长的关系不能算是对权力的无奈，也和现在某些“小秘”的种种心计不能同日而语。因为那时胡秉宸也官至局长，她也不缺少经济保障。他们的私情，也像她和柳彤的私情一样，又栽在政治运动上。有；才有干的王局长，不幸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他本不必在他的检查中交代与白帆的那点私情，可是他担心，要是他不交代白帆却交代出来；岂不罪加一等？何况那时他已无法与白帆串联，或订立攻守同盟。王局长在共产党内，也算有点资历的干部，和胡秉宸不相上下，就算他和白帆有订立攻守同盟，的可能，根据他的经验，也是无济于事的。从来没有一个攻守同盟敌得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逼、供、信，仅就这点来说，比国民党厉害多了，国民党怎能不失败？

　　事后白帆质问王局长：“谁也没有让你交代这种事，你为什么主动这样做？”

　　王局长回答说，“我要是不交代你却交代了呢？你又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比如说对那位柳彤同志。”两人的话都很实际，比之他们曾经有过的那段私情，真是无情至极，可也不能说他们谁对谁不对。

　　白帆无以应对。如果不是一九四九年后柳彤在“肃反审干”运动中成为审查对象，有人到白帆这里进行外调，白帆也不会沉不住气，外调的人刚说了一句：“柳彤把什么都交代了……”她就竹筒倒豆子似的把柳彤不那么彻底的交代，完全彻底地交代出来。白帆其实是个非常坚硬的女人。但女人终究是女人，常常在关键时刻难以把握大局。换了胡秉宸，无论如何不干这样的蠢事。其实白帆自己也不十分肯定，她不屈不挠地掰着指头，对月经期以及往返于两个男人之间的日期进行细算，以确定孩子的所属权，但让胡秉宸一声“你还有没有廉耻！”的咆哮，吓得无法研讨下去。他不知道应该自豪还是应该尴尬。这可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了，连这种事情也能这样不动声色地拿到桌面上来，进行这样唯物主义的讨论。

　　胡秉宸不止一次地说：“难怪你当初不让他姓我的姓，而是姓了个杨！杨柳，杨柳，杨后藏着‘柳’，再加上个‘白’，真是藏头诗式的好名字。”

　　比起白帆在得知他和其他女人关系后的不依不饶，他实在有权就此结束和白帆的关系。但是想到“楷模”的营造，他只能忍痛，对此忽略不计，与白帆相安无事地度过一个又一个他从前绝对不肯善罢甘休的关节。

　　其实到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简单，到医院查一查血，做一个亲子鉴定，就能迎刃而解。可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胡秉宸不想闹得满城风雨。不论到了什么时候，他们都应该是“模范家庭”。不过名字的问题，实属偶然。没姓胡秉宸的姓，当时只是出于地下工作的考虑。

　　幸亏组织上考虑到白帆是个年轻的老干部，又没有什么右派言论，不但对群众封锁了这条消息，还从她和胡秉宸的家庭幸福考虑，对胡秉宸也封锁了这条消息。胡秉宸始终不知道白帆还有这么一个段子，不然这肯定又会成为他的一个杀手锏。政治运动何止在政治上将人置于死地，也让很多人为这些算不了什么问题的问题，丢尽脸面。

　　即便如此，白帆对“运动”并不生恨，只是日后在吴为介入她和胡秉宸的关系时，她才想到，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正是这样混淆了革命和不革命的高低贵贱，抹杀了这一等人和那一等人之间的区别，从而使吴为这种人有了和她分庭抗礼的可能。但这并不妨碍她拿着私生子的把柄修理吴为。

　　时势不但造英雄，也给白帆造出一个忠心耿耿的丈夫。

　　一九四九年后胡秉宸多次有机会去上海，也多次经过那个一夜销魂的饭店和百乐门，还有为他地下工作提供诸多方便、做过多次掩护的姨夫家，却是过门不入。尽管里面住着他曾经为之情迷，几乎导致和白帆的分手以致闹到组织出面干预的表姐绿云一天到晚画着双妹雪花膏之类的广告，并把广告上的女人，各个画得像她那样丰满开放，也有些许俗艳的表姐婀！那么对吴为呢？也许从胡秉宸初始写给吴为的几封信，可以探出他的心迹。自吴为成为作家后，胡秉宸就开始给她写信，比之从来不给她留下片纸只字的过去，可以说是零的突破。而七三年使他和吴为角色互换的那封信，只能算是与白帆的合作。这些信既无抬头也不具名，内容更是含糊，好在“明眼人一看便知”，二人自然心领神会。即便如此，对于把前程看得很重的胡秉宸来说，为这些信还是承担了极大的风险。

　　A．《人民日报》一篇十分动人，我怀疑火车站一篇能否比这篇更成功，因为境界到底不能比。也许你有什么鬼办法。《人民日报》一篇好在“短”，好比一座又端庄又妩媚的小山头，刚刚走完，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一转过去，还有一座！而每座山头之间又没有什么冗长、平淡的路要走。使人读了余音袅袅。

　　读者

　　B．不要再打电话来，也不要再这样写信，不论你怎么“亲启”、“内详”都是一样。我每天收到若干封信，也有写“大人”亲收的，也是一样按公文程序处理。至手电话，参加听的人至少有一打，还不算那一头的，徒然增加许多麻烦。如果要我办什么事，可以写信到家里，还要对家中人问好。所以首先是不要这样打电话和写信。你那个火车站的主题，我看有些像十九世纪的东西。什么“传宗接代”！都是十九世纪的事，离我们已经很远了。还有什么“统一论”！在许多地方已经无可挽回地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这里，二三十年内也要成为历史陈迹。那些电影喽小说喽，只在人们怀旧时才去看看，读读。老太太们叹一口气，说声今不如昔。在实际生活中很快就要不存在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历史是无情的。

　　当然，无论如何，我们还处在变化的时代，各种胃口的人都有，所以祝你成功。

　　读者

　　巴你撤回稿子的决定使我大为震惊，我不过随便发表一个意见，没想到使你做那样的决定。我有许多意见并不为多数人所理解或赞同，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并不是合适的。而且我并没有看见你的稿子，没有真正酌发言权。再说，高尚的、优美的情操总是使人向往的，我想你的稿子可能在这方面是很成功的（虽然“统一”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也没有必要绝对的一致）。

　　我很担心由于一个随便的意见扼杀了一篇有价值的创作。

　　如果写信，仍请写到家中，每次都被人拆了，多出许多事来。

　　并请不要忘记向白帆同志问候。

　　读者D．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消息。我很希望你的那篇文章没有撤回来，老觉得随便发言好像扼杀了好文章。

　　读者

　　e．可否到我家来，与我和白帆同志一起喝杯茶？她会很高兴的；读者P．可以来看看我吗？我希望同你谈一次，下星期二（二十五日）晚六点三刻来看我，好吗？那时我有空，而且家里人都看电影去了。

　　读者C．寄一点东西给你，它显得不三不四而可笑，但还是寄给你，因为前三节是七一年想的，后一节是七九年想的，所以是个思想的窗口。

　　可能寄给你这些是生活中的错误，但是想到上一封信会使你不愉快，在节日前夕，想寄些使你高兴的东西。很想看看你，哪怕是“后脑勺”也好，在我的年纪来说，实在是滑稽可笑的。我写了许许多多没有结果的信，这也是一种报应循环吧。

　　读者

　　H．为，这个称呼多好，多美好，只是我怕一共只写过三四次，这样的日子就过去了。

　　这些日子，一种不祥的感觉侵蚀着我。一种惶恐的感觉，一种不安，一种忧伤，那么深深地笼罩，着我。我希望那仅仅是一种幻觉，一种由于渴望，由于担心带来的幻觉，但我怕不是。你上次的信是那么深深地伤害了我，我不能从这中间恢复过来，虽然后来好像是过去了，但那只是浅浅的，没有能从灵魂深处解脱我。

　　我知道，当一种思想打开了头，它就会悄悄地向前发展，不断充实自己，不可抗拒地终于成为一个明确的想法。好像一张宣纸，偶然有一头浸在水里，水就慢慢地，然而不断地浸泅着它，不知不觉地，静悄悄地，不可抗拒地，终于成为一个灾祸。你再也不能使一张被浸渍过的纸张恢复原来的洁白和平整了。你的信是不是这样一个开端，还是可以完全忘记的？

　　我有一个幻觉，当我们终于说出多年不能说出的话以后，一切也就随之结束。好像是做了个总结，归人了档案。该不会吧？如果我这个说法太不公平，请别生气，我是那样地悲哀，不能不把我的灵魂对你打开。当我读到你写的“这可真够凄惨的”那一段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动了。但现在我怕不只是凄惨，还要深刻得多。

　　你能够给我一句话，说，这一切都是胡思乱想，都是错觉吗？我怕就是这样也很难使我恢复过来。我一生中，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确，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刻，现在却变得这样软弱，这样无能为力，请不要笑话我和我的信吧。

　　读者于深夜

　　在收到今天的信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