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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文集-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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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相悻因而渺小可鄙的爱情。这是值得商榷的。
应该指出,李希凡和肖林事实上也肯定了张洁在小说中所表达的思想。李希凡
说:“的确,资产阶级、特别是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在我们的道德、舆论、社会
风习中还没有得到肃清,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并不完善,都有可能在婚姻和爱情
问题上,给人们的身心造成这样或那样的痛苦或创伤”;肖林说:“不错,‘只有
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不应否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我国
已基本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尚不发达,由于物质生活的种种限制,也由
于旧意识的深远影响,恩格斯所预言的那种最符合道德的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
婚姻还没有完全实现。对于社会生活的不完善,对于人们心灵中旧意识的影响,作
家完全应该进行批判。”
这些活真是讲得精彩极了!然而今人大惑不解的是,他们又在自己的文章中,
通过否定《爱,是不能忘记的》实现了对自己的否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问题出在对道德观念的理解上。李希几和肖林的共同基调是:男主人公有着一
个患难与共几十年的妻子,因此,他和钟雨发生爱情就是不道德的。
不错,男主人公有着一个“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的患难妻子。在正常情况
下,他确实不应再产生别的爱情了。但他当年是“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
死者的感念”,而不是出于爱情娶那位工人的女儿的;因此。他的婚姻是无爱情的。
这从本质上讲是不符合恩格斯所说的“道德”的。既然如此,他当然就有权去寻求
和产生他所应有而未曾有过的爱情了,这不正是共产主义道德要求实现的、理想的、
真正合乎人性的社会生活目标吗?怎能反而斥之为不道德呢?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李希凡和肖林极力否认男主人公的婚姻是无爱情的。肖
林甚至说作者是“为了使老干部的无故变心能被读者接受”,才“解释说他和那工
人的女儿结婚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正义感”。这种用臆测和杜撰代替事实的主
观武断的评论作风,实在令人吃惊。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人与人是否产生爱情,情
况是相当复杂的。《二月》中的肖涧秋,明明深爱陶岚,却要和文嫂结婚,不就和
张洁笔下这位男主人公一样,并非出于爱情而出于正义感、同情心或曰人道主义吗?
那么,结婚时并无爱情。婚后几十年是否就一定会产生爱情呢?也不能一概而论。
生活中就有不少人虽然结了婚,也过得和睦、融洽,却一辈子就没有爱情。所以,
硬要说男主人公与他的妻子不可能没有爱情,不仅违背作品的实际,而且也不完全
符合生活的逻辑。李希凡和肖林也承认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痛苦的无爱情的
婚姻,并说对于这种“社会生活的不完善”之处,“作家完全应该进行批判”,可
是具体谈到作品的男主人公时,却自食其言,硬是认定他的婚姻不可能无爱情。这
显然是不妥的。
其次,他们不知根据什么逻辑,一口咬定男主人公的婚姻即便是无爱情的,他
和钟雨产生爱情也属于不道德的行为。肖林为了论证这一点,竟不惜歪曲恩格斯的
话,说什么恩格斯指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就是没有
第三者的男女两人而言,决不应理解为只要有爱情,第三者的插入也是道德的”。
如此妙论,就是用形式逻辑也讲不通。仅就男女两人而言,如果他们的婚姻并无爱
情,即并不合乎道德,却又硬要让这种不道德的无爱情的婚姻永远保持下去,那么,
林道静不就得永远给余永泽当老婆了吗?我们的婚姻法中所规定的可以离婚的条款
不就得废除,而代之以封建礼教所规定的“从一而终”了吗?恩格斯那句话不就毫
无意义了吗?肖林自己所说的“作家完全应该批判!”“社会生活的不完善”之处,
不也同样毫无意义了吗?实际上,这是把婚姻当成了交换或者买卖的结果,把一方
当成了另一方的不可变动的私有财产。这样,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平等关系,
也就消失殆尽了。李希凡在讲到这一点时,来得更为彻底。他直言不讳地说:男女
主人公既然有了或者有过家庭,那么;不管是否幸福,也只能“结成知音或者知心
者的深挚友情”,而不能“是爱情上这样痛苦地‘占有’”。其理由是“我们不能
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这同样是讲不通的。第一,“革命的情谊”和爱
情是丙种不同的东西,既不能互相代替,又不会互相损害,怎能说一有爱情就是背
弃“革命的情谊”呢?第二,强令人们死守那种无爱情的婚姻,不许纠正错误,不
许寻找和产生应有而未有的爱情,这算什么?难道不正是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就己
提出要反对的禁欲主义,中国在“五四”时代就已提出要打倒,李希凡自己也表示
反对的封建礼教吗?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诚如李希凡所说,封建主义的余毒本来就
多得很,清除犹恐不及,怎能再把这样的东西误认为革命的道德规范,要人们信守
不渝呢?
说到这里,我不禁也想“顺便举一个例子”。李希凡和肖林不约而同,都举了
保尔与丽达割舍爱情的例子,要大家奉为典范。这并不错。但是人的爱情是同自然
界一样极为复杂多样的,似乎不能只用一个典范供人学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
小说《怎么办?》中,女主人公薇拉同罗普霍夫结婚后,发现自己对罗普霍夫的感
情不是爱情,她真正爱的是罗普霍夫的朋友吉乐沙诺夫。罗普霍夫看出了这一点,
就伪装自杀,主动出走,让薇拉嫁给了吉尔沙诺夫。后来,罗普霍夫同卡杰琳娜结
了婚,他们与吉尔沙诺夫家仍和从前一样友好往来。请问,这深受列宁赞赏的《怎
么办?》是不是也足以成为学习的典范呢?它批判了旧社会个人主义的道德原则,
在婚姻关系中反对一方把另一方当作私有财产占有和支配,坚持人与人要互相尊重,
而且明确主张结束那种无爱情的婚姻,以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新的婚姻关系取而代
之,这正好是恩格斯观点的具体化,不是很正确、很合乎道德、很值得提倡么?我
想,如果这能成为一个原则普遍实行,那就标志着社会有了很大发展,人类有了长
足进步。
从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生活的理想境界来要求,张洁的男女主人公无疑
应效法《怎么办?》中的主人公们。这样,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是悲剧而只能是喜剧
了。然而张洁没有给他们以这种幸福。
李希凡和肖林举出保尔和丽达的例子,是要以此否定张洁的男女主人公。其实,
后者尽管和前者有许多区别,但在基本点上却是相同的。他们不是也割舍了自己的
爱情吗?
诚如人们所说,张洁的小说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彩;但她毕竟严守着现实主义
的原则。她把握住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把握住了人物性格的逻辑,因此,既让自己
的男女主人公去追求理想,又让他们服从现实。于是,这一对在精神上生死相依的
情侣,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只是为了不“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就那么顽强地
克制自己,那么残忍地割舍了自己的爱情!他们以“互相忘记”相约;他们互相躲
避;他们连手也没有握过一次;甚至“把他们这一辈子接触过的时间累计起来计算,
也不会超过廿四小时”!要讲舍己为人,这真应该算极限了!
肖林为男主人公的妻子鸣不平,指责“作者每每忘了这个不幸妻子的存在。”
这真是天大的冤屈!事实上,作者和她的男女主人公不仅每每惦记着那位妻子,而
且把她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假如不是这样,作者何苦让男女主人公受那么大的罪,
作出那么痛苦的自我牺牲?
这里,值得我们思考的倒是:既然象《怎么办?》的主人公们那样解决爱情与
婚姻的矛盾是最合乎道德的,既然张洁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同样可以而且应该那样做,
他们又为什么不那样做,而是牺牲理想,屈从现实呢?从本质上看,这样的自我牺
牲,不是既错误,又愚蠢么?
确实如此;但在现实社会里,他们却非作出这样的自我牺牲不可;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为现行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等等所容。
这正是他们陷于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我们一定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张洁在小说中特意点出那位老干部的婚姻
是以阶级情谊为基础的,而且几十年里一直生活得和睦、融洽;他的妻子看来也没
有什么可以指责之处。这样,他和钟雨发生爱情,用“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观念”来
衡量,就显得很不应该,很容易招致非议了。张洁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她把造成悲
剧的矛盾的对立面安排得那么合理,不是自找麻烦吗?
殊不知这正是张洁思想的深刻之处。
黑格尔在谈到艺术美时指出:“在真正的美里,冲突所揭露的矛盾中每一对立
面还是必须带有理想的烙印,因此不能没有理性,不能没有辩护的道理。”《爱,
是不能忘记的》作为一幕社会悲剧,在揭露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时,正好体现了
黑格尔的这一美学思想。从本质上看,理想显然是合理的、道德的,现实则是不合
理的、不道德的。但是,现实为什么能存在,人们又为什么必须遵循呢?原因就在
于它们还包含着某种合理的因素。这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归根到底则是由经济基
础决定的。长期以来居于正统地位的道德观念,以及在这种道德观念规范下的爱情
与婚姻关系就是如此。例如,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爱情与婚姻分离的现象仍是比
较普遍的,有许多人还不能把婚姻关系建立在纯真的爱情基础上,而或多或少地要
受到金钱、财产、地位等因素的影响,甚至还有人把婚姻关系搞成各种形式的交换
或者买卖关系。这一切无疑是不道德、不合理的。但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远
未发达到可以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需要,因而这一切对于它所产生和维护的经济基
础来说,又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必需。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才受到法律的保护
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倘若张洁在小说中把现实表现得毫无合理之处,就
必然会成为对生活的歪曲,男女主人公屈从现实的自我牺牲也就毫无积极意义、甚
至是反动的了。张洁深知这个道理,深知文学反映现实必须力戒简单化,防止片面
性。她在小说中揭露和展示的矛盾,是建立在对现实的辩证认识的基础上的。她毫
无顾忌地充分表现出了男主人公的婚姻在本质上的不合理性,同时又不加掩饰地充
分表现出了这一婚姻在现实条件下的合理性。这样的婚姻显然是具有二重性的,并
且由于这种二重性,决定了男主人公和钟雨的爱情也具有着二重性:由于这一婚姻
在本质上不合理,这一爱情就成为合理的了;由于这一婚姻在现实条件下又有着合
理性,这一爱情就成了难以实现的了。而男女主人公同样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二重性;
他们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又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是理想的忠实信徒,
又是现实的可怜囚徒。为了理想,他们至死忠于自己的爱情;拘于现实,他们只好
恰守现行的道德。由此构成了爱情与婚姻的矛盾冲突,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
对立双方都有其合理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都有为自己“辩护的道理”,但又势
同水火,彼此不能相容,真叫人进退维谷。有什么办法呢?男女主人公硬是无法享
受尘世的爱,只好到天国去追求。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心理,又是对现实生活的多
么深刻的揭示!李希凡说,要是到了天国,就得见马克思。在他看来,马克思好象
要批判这一对情侣呢。其实,马克思恰恰是主张爱情与婚姻统一的,所以我们说,
男女主人公一定可以在马克思的祝福下幸福地结合。可惜的是,所谓天国并不可能
真有,那只不过是人在无法实现理想时所产生的幻想罢了。男女主人公的结局毕竟
是凄惨的,他们怀着理想,倒在现实的祭坛上,双双做了理想的殉葬品,现实的牺
牲品。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的悲剧!张洁自始至终紧扣住这一点,浓墨重彩地表现这
一点,尽管为自己增加了许多麻烦,而且招来了别人的莫大非议,但却使作品的历
史真实性和深刻性得到了具有何等重大意义的加强呵!
是的,理想和现实都有其合理性。正因为如此,人们既应追求理想,又不能脱
离现实,有时甚至不得不牺牲理想,屈从现实。然而,本质上的合理性毕竟是属于
理想的,人类追求理想的精神,必将永远象烈火一样炽烈地燃烧。而当历史发展的
规律有了实现理想的可能时,理想就会成为现实,并且又将产生新的理想。人类社
会之所以能够前进发展,其根源,其动力,应该说正在于此。因此可以说,对现实
不满是人类最伟大最重要的精神;它是社会的支柱,历史的杠杆,是人类通向理想
境界的纽带。但由于理想与实现往往存在着矛盾,所以,人类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
一些暂时的悲哀。
有人认为,写悲剧只能给人以压抑感和幻灭感,从而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其
实,就好的悲剧而言,情况恰恰相反。鲁迅曾经说过,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
东西毁灭给人看。”当人们从悲剧中看到人生的有价值的也就是美的东西被毁灭时,
固然会感到惋惜,甚至会产生哀痛;但更重要的是,也正由于人们在悲剧中看清了
被毁灭的东西是有价值的、美的,因而也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和激情:热爱、
追求、实现和保护那有价值的、美的东西,憎恨、排斥、反对和消灭那毁灭美的邪
恶势力。这就是说,成功的悲剧非但不会给人以压抑感和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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