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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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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的会谈刚一结束,周恩来便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谈判情况。周恩来在电文结束时写道:“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这就是说,谈判的下一步,便是如何“放蒋”了。    
    宋子文、宋美龄亦向蒋介石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听取了蒋介石的见解。翌日——二十四日的谈判:“三位一体”依然是张、杨、周,而蒋方代表除宋子文外,增加了宋美龄。    
    宋美龄很明确地赞成停止内战。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第二天的谈判,实际上是二宋代表蒋介石,对于“三位一体”昨日提出的条件,作出具体的答复。从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可以看出二宋作了这样一些答应:    
    一、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三、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六、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八、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十、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三十三至三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版。这十条,表明二宋和“三位一体”的谈判,取得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代表团的另两位重要成员博古和叶剑英,赶到西安叶剑英抵西安日期说法不一,有的文献认为叶在早几天已到达,此处据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阔别十年蒋介石、周恩来晤谈于一室

    谈判结束后,二十四日晚,蒋介石会晤了他“所不愿见者”——周恩来。大抵因为他原本“不愿见”,所以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一字未提。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只提及她与“有力分子”周恩来的见面,未提及蒋介石曾会晤周恩来。然而,蒋介石“悬赏八万元”的这颗脑袋,竟如此戏剧性地出现在他面前!过去的文献,一直是说宋子文、宋美龄陪周恩来去见蒋介石。然而,一九九○年六月八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事情真相有了新的突破:    
    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张先生应该在场的,是吗?    
    答: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    
    张学良第一次透露了“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尽管已经事隔半个多世纪,张学良却依然认为“这是尖锐的问题”。蒋介石那时囚在与张公馆一箭之遥的高公馆里。周恩来希望一晤蒋介石,宋氏兄妹事先打了招呼:“委员长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当年,蒋介石和周恩来共事于黄埔军校,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主任。自从国共纷争,蒋介石与周恩来已经十年未曾谋面。    
    据张令澳作《国共合作秘密使者张冲》原载一九八九年二期《上海滩》,台湾《传记文学》五十七卷第二期转载。一文,写及一九三六年六月周恩来、潘汉年曾应张冲之邀秘密赴莫干山与蒋介石会谈。张令澳先生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笔者询问张令澳先生,文中所记蒋、周一九三六年六月会晤是否亲睹之事?张先生答系传闻,那时他尚未到侍从室工作。由于此事迄今未曾在国共双方有关文献上查到依据,只能作为一桩传闻。    
    周恩来在张学良及二宋陪同下,步入蒋介石卧室,蒋介石正卧病在床。蒋介石支起身体,请周恩来坐在床前。厮杀了十年,蒋、周如今晤谈于一室,真是不易!    
    周恩来仍照以前的习惯,称蒋介石为“校长”,寒暄道:“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点了点头,说道:“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颇为机灵,顺着蒋介石的话,转向了正题:“只要校长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你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的指挥。”    
    这时,宋美龄一听说及敏感话题,马上就替蒋介石作了答复:“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这样,谈话的气氛变得宽松起来。蒋介石也说:“我们再也不打内战了!”蒋介石居然还这么说及:“每次我们之间打仗时,我常想起你。即使在战争中,我还记得你曾帮助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们还能共同工作。”这么一来,谈话切入正题。虽然张学良一九九○年对日本NHK记者说,“现在还不能泄露当时蒋介石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不过,一九八○年《周恩来选集》上卷问世,首次公开发表的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内中倒是写及了蒋、周会晤的内容: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甲)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乙)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丙)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这一段周恩来写于会晤蒋介石后第二天的电文,可以说是关于蒋、周会谈的最权威的记录。在晤谈之中,蒋介石跟周恩来还聊起家常,说及长子蒋经国在苏联,并表露出思念之意。周恩来马上答应:可以与苏联方面联系,帮助他父子早日团聚。    
    蒋经国自一九二五年赴苏联学习,一晃,已经十一个年头。后来,蒋经国消息杳然,蒋介石曾委托驻苏大使蒋廷黻查询,也未知一二。其实,一九三五年三月,蒋经国已与俄罗斯少女芬娜(后来改用中国名字蒋方良)结婚,年底生长子文伦,即蒋孝文。一九三六年又生一女,名爱理,即蒋孝璋。那时,蒋经国在苏联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    
    听说蒋介石思念长子,周恩来后来果真帮他与苏联联系,促成了蒋经国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返回中国,与蒋介石团聚。国民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曾这样回忆:一九三七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是蒋经国。我很高兴……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遭劫持,不意却由此引出与周恩来的见面,又引出周恩来帮助蒋介石父子团圆的喜剧来!周恩来富有人情味,极为关心人,这一小插曲曾传为美谈,也是蒋、周会谈的意外收获!顺便提一笔,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却是经张学良的帮助,由“红色牧师”董健吾牵线,于一九三六年六月趁张学良挚友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时,从上海带去,与董健吾之子董寿琪同行。他们抵达巴黎后,再转往苏联……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圣诞节的“最大赠礼”

    经过两天的谈判,“放蒋”也就定下来了。“三位一体”都同意“放蒋”,只是何时“放蒋”及如何“放蒋”,尚未确定。倒是宋美龄在来西安之前,便已定下了要求“放蒋”的日期——二十五日,因为这天是圣诞节,而她和蒋介石都是基督教徒。    
    孔祥熙在二十二日致张学良函中,亦申明了这一“放蒋”时间:“如你能在圣诞节左右护送委员长安全返回,那真是圣诞老人给予的最大赠礼了!”孔祥熙不仅指明了时间,而且要求张学良“护送委员长安全返回”。    
    张学良答应了宋美龄的要求。但是,一早宋子文便告知蒋介石:“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但是情况恐有变!”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那是在早上,宋子文收到一封信,是东北军、西北军多位高级将领联名所写的信: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    
    蒋介石阅信大惊,要宋子文立即去找张学良,以尽量早走为好。张学良也生怕有变,以尽早放蒋为好。张学良说:“城内外,多为杨虎城部队。可否先送夫人和端纳上飞机,然后委员长化装,再设法登机?”宋美龄闻言,坚决反对,一是怕出乱子,二是化装上机也有损于蒋介石名声。时间一秒秒过去,仍无头绪。按当时的飞行条件,飞机至迟必须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启行,不然不能在日落前飞抵南京。    
    到了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张学良告知宋美龄:“飞机已准备好,但一切仍未决定。”直至下午一时三十分,仍定不下来。宋美龄不由得长叹,看来“圣诞老人给予的最大赠礼”告吹了。这时,有人出了个好主意:“即便今天无法飞回南京,那就先飞洛阳过夜。西安至洛阳,飞行一个半小时,下午起飞也无妨。”    
    宋美龄大喜,连忙祷告。于是,下午二时吃了中饭,张学良又来,听了宋美龄的意见,说:“反正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放行,不如明早起飞,直飞南京。”宋美龄坚持马上就走,先飞洛阳。张学良同意了。这时,杨虎城到,蒋介石在卧室与张、杨谈了半小时。    
    下午三时三十分,五辆汽车从高公馆开出,直奔机场。蒋介石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乘一辆,张学良坐前座,以便遇上阻拦时可以交涉。宋子文和端纳坐一辆。其余三辆为蒋介石随行人员和张学良卫兵。    
    当这五辆汽车驶入机场时,蒋介石大吃一惊:机场上竟聚集了上千名青年学生!难道消息走漏,青年学生们来机场示威,不许放蒋?一打听,才知事有凑巧,在绥远前线抗战的将领即将乘飞机抵达西安机场,青年学生们在机场列队欢迎。    
    一场虚惊过去。这时,杨虎城赶到机场。蒋介石忽地发现随行人员中少了侄儿蒋孝镇——华清池“兵谏”时,背他上山的便是蒋孝镇。蒋介石对张学良说:“蒋孝镇在哪里?把他找来一块儿走。”张学良立即命令副官宋桂忱驱车去找。没多久,便找来了蒋孝镇。下午四时,飞机准备起飞。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么写及:蒋氏飞机将起飞的时候,他(引者注:指周恩来)正和张学良站在一块儿送行,张说:“我送委员长。”便步上飞机,虽经蒋劝阻,但张学良还是登机起飞了。周说明他当时真着急,但在众人之中又不好说话。其实,当时周恩来并不在场。    
    张学良在蒋介石登机之后,便上自己的飞机要随着起飞。蒋介石曾劝张学良不要去,张学良坚持要亲自送他回南京。杨虎城见张学良要去,曾对张学良说,由他陪送。张学良坚持由自己陪送,并在飞机旁写一手令交给杨虎城,对杨虎城郑重地说:“从今日起,你代理我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听你和于学忠指挥。”张学良的手令,全文如下: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    
    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    
    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又。    
    内中“孝候”即于学忠。何、王、缪、董指东北军何柱国、王以哲、缪澄流、董英斌四位军长。飞机起飞前,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复述了一遍六项条件,说道:“我答应你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蒋介石在机场上,还对张、杨说了另一段话。这话段见诸于周恩来当天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上: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飞机的螺旋桨转动了。蒋介石的专机起飞了。张学良的专机也随后起飞了。当周恩来赶到机场时,飞机已无踪影!据孙铭九回忆,他在听到张学良要陪蒋介石去南京的消息后,急忙去报告周恩来。周恩来一听,跳上汽车,跟孙铭九一起直奔机场。可是,已经晚了!    
    事先,宋子文告诉过周恩来,他和蒋介石今日要走。张学良也告诉过周恩来,他将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但周恩来表示不同意蒋介石今日走,也劝过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大概正因为周恩来持这样的态度,所以他们也就避开周恩来走了。这在周恩来当天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文中,写得很清楚: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    
    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周恩来曾劝张学良,放蒋是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亲送则不必。周恩来引用了一句格言,告诫张学良:“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周恩来见张学良仍未听进去,又说:“蒋先生历来只许文人反对他,决不允许武人反对他,邓演达被暗杀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张学良仍坚持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事后,周恩来对人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二十年后,周恩来又曾谈及此事,他说:“张汉卿亲自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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