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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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笔至此，该叙一叙新四军之正、副军长叶挺、项英其人了。　　　　
　　　　叶挺虽为新四军一军之长，但真正的实权操在项英手中。“朱、彭、叶、项”齐名，为中共的两支军队的四位首长，但四人之中，唯叶挺非中共党员！项英对外的公开身份为副军长，而实际上他又兼新四军政治委员……　　　　
　　　　新四军的前身，原是分散于中国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署名“洛、毛”的电报，致博古、叶剑英，对红军南方游击队的整编作了指示：“集中五分之三为一军，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洛、毛”即张闻天、毛泽东。电报中，又一次提及关于军长的人选：“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并告周、朱、彭、任。”“周、朱、彭、任”，即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电报表明，毛泽东对叶挺的任命，是有保留的。　　　　
　　　　然而，在此之前，蒋介石已经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这可以从十月五日潘汉年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看出：“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队。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紧接着，十月八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又致电毛泽东：“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第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这表明，最初建议叶挺筹建新四军的是周恩来。首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是蒋介石。但此时叶挺尚未得到毛泽东的任命——中共的部队首长，必须由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才有效。正因为这样，叶挺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这“我们”，显然指中共，指毛泽东。　　　　
　　　　十一月三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询问：“据云，在沪你曾要他编游击队，他才敢对国民党说。因为蒋委他为新四军军长，究竟你对他说过些什么？”　　　　
　　　　蒋介石抢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当然因为他知道叶挺非中共党员。　　　　
　　　　叶挺，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他原来是中共党员，后来也是中共党员，而那一段时间里他却不是中共党员！叶挺，早在一九一九年便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时，叶挺率部保护孙中山、宋庆龄脱险。此后他赴苏联红军学校学习。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九月他回国。北伐时，叶挺担任独立团团长，屡建奇功，成为北伐名将。　　　　
　　　　然而，叶挺在中共党内却两次受到了处分，最后导致了他脱离中共。最初，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新华日报》所载《叶挺同志说明入党志愿》中，有所披露。直到近年来才渐渐弄清内情。头一回叶挺受党内处分是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北伐军总攻武昌。叶挺的独立团率先攻城，损失惨重，而刘峙部队按兵不动，后来在独立团攻入城内时去抢头功。刘峙被蒋介石任命为武汉卫戍司令。叶挺一气之下，离开部队，到上海接家属去了。为此，叶挺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第二回则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共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又在广州发动起义。叶挺在南昌起义时任前敌总指挥，而在广州起义时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的失败，使叶挺受到李立三的责难，说他指挥“消极”，叶挺再度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叶挺又在一气之下，去了莫斯科。　　　　
　　　　诚如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所写：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就这样，叶挺脱离中共，流亡欧洲。直至一九三五年秋，叶挺在澳门才与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取得了联系。蒋介石看重叶挺的才干和声望，曾希望叶挺在国民党部队任高官。这当然被叶挺所谢绝。这一回，既然叶挺主动表示愿意出任新四军军长，蒋介石求之不得，当然马上宣布了委任命令。然而，毛泽东却对叶挺脱党后的情况所知不详。这样，毛泽东不敢贸然把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叶挺。毛泽东要博古、叶剑英“提出保证”之后，这才决定“叶挺是否能为军长”。为了了解叶挺，毛泽东邀叶挺前往延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叶挺到达延安。经过长谈，毛泽东知道了叶挺两次党内处分的经过，知道了叶挺脱党的经过。毛泽东的疑虑消失了。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高悬起“热烈欢迎叶挺军长”的大标语。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致答词。他说了这么一段自疚又自奋的话：“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疑惑冰释，从此毛泽东对叶挺投了信任票，再也不需要博古、叶剑英“保证”了！就这样，叶挺走马上任，成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双重任命的新四军军长。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叶挺　项英先后掼纱帽

　　　　至于项英，与蒋介石没有什么瓜葛，倒是跟毛泽东有极深的渊源……项英原来是武昌的织布工人，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便加入共产党。翌年他成为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此后，由于北伐军打下武汉，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加上共产国际强调提拔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项英在中共的地位急速上升，从中央委员进而政治局委员，进而政治局常委，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　　　　
　　　　一九三○年底，项英进入江西红区。他一度支持过毛泽东，又一度狠狠整过毛泽东，内中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不过，有一点他是很不错的，那便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之际，他奉命留下打游击，他坚决服从。这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留下来很可能如同被置之死地。他居然在蒋介石重兵“围剿”之中，求得生存，在中国南方孤立无援之境游击多年。他手下的游击队，也就成了后来新四军的骨干。　　　　
　　　　不言而喻，在新四军成立之后，叶挺虽为军长，但不能不处处听命于项英。一个非中共党员而又在新四军中毫无根基的叶挺，受到了项英的排挤。叶挺曾自云，是“夹在车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两面受挤”。这两面受挤，一面是蒋介石从上往下压，一面是项英从下往上顶。当然，还不仅是叶、项关系紧张而使叶挺不快。当时，曾受命于延安而充当“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的李一氓如此回忆：叶挺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有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李一氓：《我亲身经历的皖南事变》，《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这句话极为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叶挺的心态。所谓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庙外人士”。居士去当方丈，本已不合适，何况管的是一个大庙子！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两面受挤的叶挺在百般无奈之中，借口送李夫人回澳门，离军出走，向蒋介石辞职。蒋介石呢？正觉得叶挺上任之后不听他的话，如今叶挺要辞职他求之不得。蒋介石问叶挺：“谁继任？”叶挺答曰：“叶剑英。”蒋介石摇头。他要委派国民党将领出任新四军军长。　　　　
　　　　毛泽东闻讯，焦急万分，马上发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一面向蒋介石表示，中共坚决反对另任新四军军长；一面紧急约见叶挺。　　　　
　　　　周恩来与叶挺在北伐时有着深谊，在发动南昌起义时并肩战斗，何况最初又是周恩来建议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解铃还须系铃人”，周恩来的一席话，自然使叶挺释服，回心转意。叶挺原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双方都认可的新四军军长。既然叶挺愿重返原职，一场风波也就告罢。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来在重庆放出“空气”，说是要趁春节回老家浙江绍兴省亲。其实，他是受毛泽东委托，陪着叶挺回“老家”——新四军。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和叶挺一起来到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国共磨擦日深，新四军成了国共矛盾的焦点。就在这时，项英因受到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的批评，极为不满。在一九四○年五月，项英三次电告延安，请求撤职——他也要掼纱帽了！项英犯了什么错误呢？这在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一月所作出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写得明明白白。袁，即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决定》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这份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皖南事变刚刚结束、对于史实尚未完全弄清时作出的，今天看来有偏颇之处；不过，从中却可清楚地看出当时项英与毛泽东之间的深刻矛盾。项英在一九四○年五月九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写道：“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领导之责。目前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一九二七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项英在同月十二日致中共中央电报中又声言：“我有不同的意见，在今天斗争环境下，为党的利益，不必申辩和争执，只有改换领导为有利。”项英在同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那话中透着一股怨气、傲气：“我认为对一个较负责同志（就是一个老党员罢），有错误应公开批评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项英的眼中没有叶挺，乃在所料之中。然而，项英眼中也没有毛泽东！这，当然跟他在江西红区时和毛泽东那一段恩恩怨怨有关，也与他的自高自大分不开。据云，项英在赴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归来，曾对二支队政委洪雪村说过这样的话：出席会议的十二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一个在江北，就我一个在江南。他们十一个才管江北那么一点点，我一个人管江南一大片洪雪村一九八○年十月十八日谈话，马宁、黄泽兵整理，未刊稿。！项与叶不和，项跟毛对抗，使新四军失去了坚强的核心。蒋介石却恰恰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了这支核心涣散的中共部队……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蒋介石下令解决“N4A”

　　　　安徽东南，青弋江在山间蜿蜒。江畔的泾县，离宣城不远，向来盛产宣纸。自一九三八年八月二日起，新四军军部移驻于此县云岭。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也随军移此。从此，这里成了江南红区的中心。　　　　
　　　　十三个自然村，分布在云岭东西长约十五公里的地方。新四军军部驻罗里村，政治部驻汤村。散布于各村的有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军医处、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敌工部、总务处、《抗敌报》编辑部……组成了一个“大庙子”。在那里一驻，竟驻了两年半光景。蒋介石视之为眼中钉，早就想拔去。　　　　
　　　　毛泽东在一九四○年九月六日，已获知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毛泽东便发出了“红灯”讯号：“据重庆周、叶报告，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引者注：胡服，乃刘少奇的化名）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毛泽东的这一电报，足以表明，中共的谍报工作何等厉害。蒋介石的密令刚在重庆下达，坐在延安杨家岭窑洞里的毛泽东马上就知道了，并立即给皖南发出了指示。紧接着，十月八日，毛泽东给皖南又发一电，说得更为明确：“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新四军军部应该“北渡长江”。三天后，项英电复毛泽东：“军部困难北移。”此后不久，“皓电”、“佳电”相继发表，新四军是否北移，成了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形势顿时紧张。十一月十四日，国民党军令部拟订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匪作战计划》。老样子，蒋介石又骂中共为“共匪”了，又要“剿共”了。老调重弹，这意味着一场新的国共火并又要开始。　　　　
　　　　消息灵通的毛泽东，在十一月十五日发出了《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仍指出新四军军部必须北移：“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