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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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未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　　　　
　　　　毛：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　　　　
　　　　蒋：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申军纪，而利抗战。　　　　
　　　　毛：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蒋：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　　　　
　　　　毛：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　　　　
　　　　蒋：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官长分别交军法处审判严缉治罪。　　　　
　　　　毛：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蒋：此次事变，幸赖前方将士戳力用命，当地民众明辨忠奸，协助戡乱，而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能用于数日之中，平定叛乱，此未始非长官应变若定所致云。　　　　
　　　　毛：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对话”，一个刻板，一个活泼；一个一本正经，一个尖酸幽默。　　　　
　　　　蒋介石的核心论点是说新四军“违反军纪”。那时，就军队而言，蒋介石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上级，所以他摆出了一副上司的架势。但是，就国共两党而言，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无拘无束、毫无顾忌地批驳蒋介石。　　　　
　　　　细细品味，可以发觉，虽然国共双方都称皖南事变，对于“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蒋介石看来，这“变”是叛变、变乱；在毛泽东看来，这“变”则是突然事变、反共事变。西安事变是联共的开始；皖南事变则是反共的高潮。就国共关系而言，从西安事变到皖南事变，从正走向了负。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国共关系陷入僵局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中国各报差不多都在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了触目惊心的皖南事变。不过，那时的中国报纸，大多控制在蒋介石手中。各报纷载的，除了消息之外，所登都是清一色的蒋氏文告，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　　　　
　　　　中共掌握的报纸，大体限于延安，很难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在那里产生影响。唯一突破“防线”的中共报纸，是在重庆印行的《新华日报》。不过，《新华日报》也要受国民党的新闻检查，稿件只有经过审查同意才能刊登。这天，《新华日报》有关皖南事变的新闻稿，全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押，只得临时采用巧妙的调包的手法，在第二版刊出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外，在第三版，还醒目地刊载周恩来一首诗的手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后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不平常的报纸之后，曾致电周恩来：“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各国驻华记者，也纷纷向各国发出急电，报告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　　　　
　　　　来自各国的反应，随着各国的立场不同，而对皖南事变作出不同的评价。　　　　
　　　　美国的反应出人意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社论指出，皖南事变是“极大的不幸”，认为国民党称中共为“心腹大患”、日本为“癣疥之疾”，是极其错误的。　　　　
　　　　美国驻华使节詹森拜见蒋介石，表达了这样的态度：“我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对中国维持独立生存的能力极为关切。”　　　　
　　　　美国对皖南事变不悦，是因为美日关系已极度紧张。美国不希望中国内战削弱了抗日力量。英国的立场和美国一致。英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卡尔把意见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本的攻击。”苏联的反应则在意料之中。苏联支持中共，理所当然反对皖南事变。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明确表示：“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一月二十五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美、英、苏三国采取反对立场，使蒋介石由“三喜临门”转为“三不欢迎”。　　　　
　　　　日本当然欢迎中国内战。早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的一个多月，日军驻沪军部参谋长樱井便已赴南京，与驻华日军司令西尾寿造制定了计划，内中有一条：“对散驻京沪杭地区之新四军，决迫其向皖南退却，并设法使其与中央部队自相火并。”最妙的反应来自汪精卫。他说了一句“名言”：“数年来蒋介石未做一件好事，唯此次尚属一个好人。”国内也一片哗然。叫好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国民党左派人士发出一片反对声。内中，最为激烈的是宋庆龄、何香凝，她们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　　　　
　　　　美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的一句批评蒋介石的话，最为概括：“自毁长城，自促国亡。”态度最强硬的，自然是中共。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毛泽东还接连对中共内部作出指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致周恩来电。“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致刘少奇电。“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就要犯严重错误……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④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致周恩来电。“蒋一月十七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捉住一月十七日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④面对着只有日本、汪精卫和国民党右翼发出的稀稀落落的掌声，面对着来自国内外的一片谴责声，面对着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蒋介石不能不收敛了一些。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那姿态处于守势。虽说他仍坚持十天前“一·一七命令”的立场，但他的讲话调子明显变软了。　　　　
　　　　蒋介石说：“这次新四军因为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兴兵作乱，破坏抗战，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　　　　
　　　　蒋介石的意思是这回皖南事变，只局限于新四军，他并不准备与中共决裂。　　　　
　　　　蒋介石还摆出“家长”的架势说道：“新四军乃是国民革命军之一部，而本席乃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我常说我们国民革命军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平时看待自己的部下，犹之于家长之看待子弟，子弟良好，固然是家长的荣幸，如果子弟不良，亦就是家长的耻辱。……”　　　　
　　　　蒋介石的讲话中居然还谈起了《圣经》——他和宋美龄结婚之后，已成了基督教徒。　　　　
　　　　蒋介石以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口气说道：“大家看过《圣经新约》的，都知道基督的教条，训勉一般人，对于罪人，须要饶恕他七十七次的罪过，而现在新四军的罪过，早已超过了七十七次以上。我们就以耶稣的宽大为怀对于这种怙恶不悛、执迷不悟的军队，也决不能再隐忍，再饶恕，否则就是我们自己的犯罪，就是我们贻害国家，要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的讲话，缺少幽默感，倒也不乏“生动”！　　　　
　　　　毛泽东当即读了蒋介石的讲话稿。三天后——一月三十日，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作出反应：“蒋二十七日演讲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可见我方不满，他已贼胆心虚……”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陷入了僵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月二十九日作出《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对皖南事变作出了这样结论性的正式评价：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蒋介石想找台阶下台

　　　　不过，即使国共关系近于冰点的时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还保持着克制：蒋介石没有借皖南事变继续大打；毛泽东没有借皖南事变大闹。　　　　
　　　　国共双方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外敌——日本。蒋介石要顾忌各方的批评，毛泽东要考虑大敌当前。国共大打，“渔人”日本就会得利。这样，国共双方都下不了大分裂的决心。　　　　
　　　　毛泽东的反击，只是在政治上、在舆论上大造声势。如毛泽东所言：“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蒋介石呢？也只局限于新四军，只局限于说新四军“违抗军令”，这把火没有烧到八路军，没有烧到整个中共。　　　　
　　　　毛泽东在一月二十五日致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便作出这样“有节”的策略规定：“蒋现尚未提及八路与中共，故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及中央军，八路及中共人员亦不公开出面，看蒋怎样来，我们便怎样去，在这点上我们仍是防御的。”　　　　
　　　　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文件中，又提醒给蒋介石留点“面子”。毛泽东写道：“唯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蒋介石的名字……”正是由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互相指责中保持了克制，国共濒于大破裂的局面，终于得以挽回。最使蒋介石尴尬的是，就在他的“一·一七命令”发布之后，日军居然便在二十四日把蒋介石的汤恩伯部队十五万人包围于平汉铁路以东！这表明，蒋介石一旦与毛泽东大决裂，日本便会大举进攻！　　　　
　　　　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三十日发表讲话，声称：“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要依赖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中国事件。”日本的态度，也使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和中共重新和好。不过，国共关系从冰点渐渐升温，要有一个过程。最初，双方都别别扭扭，冷冷淡淡，圆睁怒眼，板着面孔。　　　　
　　　　周恩来在这阴晦寒冷的时刻，机警地指出：蒋介石一下子下不了台，正在寻找台阶……　　　　
　　　　毛泽东也很清楚时局的转变。他在二月十四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作出判断：“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国共是僵局（如陈布雷所说），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　　　　
　　　　真是尴尬人偏遇尴尬事。蒋介石正在找台阶下台之际，碰上了棘手的难题：早在皖南事变前十来天，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公布了。内中，中共参政员依然是毛泽东等七人。同时还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将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开幕。眼下，三月一日逐渐临近，而中共却表示如果蒋介石不接受“十二条”，他们就不出席会议。蒋介石本来是以国民参政会来装潢民主的，中共不出席会议，理所当然使蒋介石尴尬不堪。　　　　
　　　　中共的“十二条”，早在一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