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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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胡宗南的电报所称“七昼夜的激战”、“俘虏五万余”，乃系虚构。因为毛泽东让他一步，早已作撤离延安的准备，胡宗南一路顺风，并无“激战”，也无大批俘虏。接到胡宗南的电报，蒋介石自然比胡宗南更为兴高采烈。蒋介石在翌日晨，发布嘉奖电：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蒋介石的“雪我十余年来积愤”一句，道出了他内心的真话！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毛泽东笑谓胡宗南“骑虎难下”

　　　　南京一片欢腾。《中央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国军收复延安”的消息，并发表社论《国军解放延安》。街头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贴着“庆祝解放延安”、“庆祝陕北大捷”大标语，鞭炮声此起彼伏……此处颇有意思的是国民党也用“解放”一词。“解放”一词，其实古已有之，《三国志·魏志·赵俨传》中，便有：“俨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蒋介石的“解放”，是指从中共手中夺回之意。毛泽东更为常用“解放”一词，则是指从蒋介石手中“解”而“放”之。中共中央的机关报，那时叫《解放日报》；理论刊物叫《解放》周刊。国共决裂之后，中共军队不再称“八路军”、“新四军”，而是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在“国军解放延安”的一片欢呼声中，陈诚在二十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余曾有言，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但过去是因和谈关系，国军多是挨打。”陈诚还说，今后“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又致电胡宗南，把“雪我十余年来积愤”，延伸为“雪二十一年之耻辱”，把账算到了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电报称：“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匪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十月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届时使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维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据熊向晖回忆，胡宗南进入延安，他陪同“参观”。在枣园，胡宗南步入毛泽东住过的窑洞，看得很仔细。他居然拉开毛泽东的书桌抽屉，细细检视。他发觉，抽屉里有一纸条。拿起一看，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胡宗南看毕，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据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多年观察：“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毛泽东的“势成骑虎”这句话，正是一语道破了胡宗南的心病。确实，胡宗南在攻占延安之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毛泽东对付胡宗南，采用了“蘑菇”战术。如他所言：“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二二二至一二二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毛泽东在山险路艰的陕北，跟胡宗南“蘑菇”，把胡宗南部队磨得又累又饿。胡宗南生怕毛泽东有诈，“每次进攻，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三四十里的方阵，只走山顶，不走大路，天天行军，夜夜露营，每日前进二三十里”《战局的转折点》，新华社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社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据云，这是“国防部指导下的新战术”。　　　　
　　　　尽管胡宗南小心翼翼，还是一回回进入毛泽东设下的伏击圈，连吃败仗：　　　　
　　　　就在占领延安后的第六天，在延安东北的山势险要的青化砭，胡宗南三十一旅近三千人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四月十四日，胡军四千多人被歼于陕北羊马河；五月二日至四日，在陕北蟠龙，胡军六千七百人被歼……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蒋介石下令“通缉”毛泽东

　　　　就在胡宗南骑虎难下之际，蒋介石在重点进攻的另一翼——山东，也连吃败仗……那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下午，蒋介石的嫡系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山东临沂北面，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团围困在孟良崮，已经濒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崮，山东一带对四周陡峭而有着蘑菇状山顶的石山的称呼。七十四师的师部，就设在崮顶岩下的山洞里。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一米八六的个子，长得英俊潇洒。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后来升为国民党中将。张灵甫能文能武，能书善画，颇有儒将风度。他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为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整编第十一师和整编第七十四师。，向来以骁勇善战著称。这一回，却陷入了绝境。面对中共部队激烈的炮火，已无退路的张灵甫面临最后的决择：要么降，要么死。他选择了“杀身成仁”。张灵甫写下了绝命书。其中一封给蒋介石，一封给妻子王玉玲。这两封绝命书，交给了勤务兵。勤务兵穿上解放军服装，混出孟良崮，带到了南京。　　　　
　　　　王玉玲珍藏着张灵甫的绝命书。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一日，在西安采访了张灵甫长子张居礼，他出示了张灵甫的绝命书——这是现居美国的王玉玲，交张居礼之弟张道宇带来的。张灵甫给妻子的绝命书全文如下：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及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亲来看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生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张灵甫写罢绝命书之后，自杀身亡。他的七十四师共三万二千余人，全部覆没。　　　　
　　　　当时，考虑到张灵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皮定钧命政治部派人购棺木予以安葬。收尸者乃吴强。这一段经历给吴强留下很深印象。后来，吴强写出了孟良崮之战的长篇小说《红日》，并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于一九六二年拍成电影……对于孟良崮之败，蒋介石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发布《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成仁通告国军官兵》，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检讨：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视为敌所制，以致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级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　　　　
　　　　蒋介石不论是重点进攻延安，还是重点进攻山东，皆遭失败。　　　　
　　　　随着重点进攻的惨败，蒋介石在军事上也就由主动转为被动。蒋介石已没有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宣称“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那种踌躇满志的气度了。因为五个月早已过去，中共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连连获胜。就在陕北蟠龙之役和山东孟良崮之役大胜之后，正在陕北靖边县王家湾的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写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并称蒋介石为“卖国集团”：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干城市就是失败，妄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　　　　
　　　　大凡输家，往往容易发火。蒋介石输了，对毛泽东恨透了，火极了！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名义，对毛泽东下了“通缉令”。蒋介石给毛泽东开列的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蒋介石光是“通缉”毛泽东还不解气。他在七月四日召开的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上，提出《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得以通过。他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厉进行”，“从速戡平叛乱”。于是，蒋介石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颁发了一系列法令及条例：《中国国民党戡乱建国总动员方案》、《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戡乱时期国家紧急治罪办法》。蒋介石在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匪”

　　　　戡乱总动员，也无济于事。战争形势越来越不利于蒋介石。战争进行了一年（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蒋介石的军队被歼人数已达一百一十二万。　　　　
　　　　美国《白皮书》也明明白白指出：“战略主动权已由政府手中转入中共手中。”　　　　
　　　　蒋介石虽说不愿直截了当承认失败，但从他讲话的口气中也可明显感到了：“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他已不再去夸口讲几个月内消灭共军了，只是说中共打不败他，表明他已处于守势了。对于这一年的战争，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进行总结。他们都既回顾过去一年的“棋局”，又在总结的基础上考虑如何走下一步棋。　　　　
　　　　毛泽东的总结，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在陕北葭县朱官寨写的，题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蒋介石的总结，是十月六日在第四期军官训练团所作的演讲，题为《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　　　　
　　　　毛泽东显得很兴奋：“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蒋介石则不能不正视败局：“前方的部队，遭遇迭次的挫折，高级将领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这不仅是我们革命莫大的耻辱，而且对于社会人心发生很严重的影响。”毛泽东确定今后的作战方针是：“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蒋介石则确定如下方针：“今后剿匪的工作，斗智尤重于斗力。”蒋介石开动了脑筋，用他的“智”，下达《制定剿匪作战守则与六项要目之手令》。他提出今后对中共作战的“四大守则”：“一、积极进攻；二、迅速行动；三、特别注重火网之构成；四、夜间行动。”他制定的“六项要目”是：“搜索、警戒、侦察、掩护、联络与观察。”不过，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介石益发处于不利的地位。一九四七年十月，毛泽东起草了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毛泽东写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　　　　
　　　　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内战祸首”。蒋介石对毛泽东下“通缉令”，而毛泽东此时来了个针锋相对，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实际上，这也就是对蒋介石下“通缉令”。蒋介石和毛泽东互下“通缉令”，这与两年前他俩在重庆高举通红的葡萄酒杯，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毛泽东还宣告：“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面对中共由守势转为攻势，蒋介石意识到他已到了“存亡危急之秋”。蒋介石在这年十一月三十日，写下一篇《反省录》，对于他的处境作了如下描述：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十二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毛泽东呢，此时他的心绪很好，胜券在握。他对蒋介石提高了调子，由“内战祸首”升级为“蒋介石匪帮”了！多少年来，总是蒋介石称毛泽东为“匪”，所以不停地“剿匪”。如今颠倒过来了，轮到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匪”了。这种称谓的变化，倒也鲜明地反映出蒋介石和毛泽东地位的变化。诚如古语所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蒋介石败了，也就成“寇”、成“匪”了！就在蒋介石写下那篇《反省录》之后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