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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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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九月九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到达拉萨。十月二十六日，由张国华、谭冠三两位将军所率主力部队进入拉萨，举行了入城式。从此，西藏插上了五星红旗。这样，中国全境除台湾以及少数岛屿之外，都已是五星红旗的天下。这样，蒋介石别无选择，只能实行他的第三方案——以台湾为最后退路。这样，毛泽东和蒋介石以台湾海峡为“楚河汉界”，继续对立着。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蒋介石对退往“美丽岛”作了周密部署
台湾，有着“美丽岛”、“东方甜岛”的美誉。本岛面积三万五千七百五十九平方公里。论大小，在世界的海岛之中，排名第二十八位。
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最近的距离为一百三十公里。在晴朗之日，从福建沿海登高远眺，澎湖列岛上的烟火，以至台湾高山的云雾，皆隐约可见。
一九四六年台湾的总人口为六百二十四万。一九四九年，台湾的总人口猛增了一百三十万。这些新增的人口，大部分为“外省人”——台湾本地人对从大陆去的人的习惯称呼。这些“外省人”之中，有近六十万人为蒋介石带去的部队。
蒋介石曾说过这样的话：“处绝地也可以生……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以复兴。”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是台湾从日本占领下光复一周年的纪念日。蒋介石曾和宋美龄一起赴台湾视察。当时蒋介石便说过这样的话：“中央政府之视台湾，一如离别家庭五十年的弟兄……中央的爱护台湾，远胜于全国其他任何一省；中央对于台湾建设的重视，也胜于其他的省份。”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干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这一次视察，台湾的重要的战略地位、长夏无冬的气候、丰富的物产、秀丽的风光，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元旦宣布准备下野的前夕，部署了台湾的退路。
蒋介石说：“在俄帝集团侵略之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在蒋介石看来，凭借着台湾海峡这天险，退可以求得生存，进可以反攻大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突然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陈诚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让陈诚掌管台湾，是为自己留下一块安身之地。
李宗仁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此次新职突然发表时，前主席魏道明（引者注：指前台湾省主席）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三八年（引者注：即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便在台北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内中提及的“自草山迁入台北”，指当时陈诚在台湾的草山养病。其实，蒋介石让陈诚以养病为名去台湾，已预作布置。所以，一旦蒋介石宣布了对陈诚的任命，陈诚随即“敏捷”地走马上任。
蒋介石还任命长子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诚兼任台湾警备司令。这样，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全部落在了蒋介石嫡系手中。蒋介石的另一部署，在当时乃绝密行动。直到一九六○年六月二日，才由《中央日报》透露出来：
在某一个深夜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央行（引者注：中央银行的简称，下同）附近的码头边，央行附近的街道，临时戒严，一箱一箱的黄金，悄悄运上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该军舰已驶出吴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驶向基隆。两天以后，陈主席（引者注：指台湾省主席陈诚。不过，当时陈诚尚未被正式任命为台湾省主席）打电报给俞氏（引者注：指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全部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坐在外滩央行总裁办公室里的俞氏，这时才感觉肩膀上的万钧重担豁然减轻。不过，这篇报道没有透露运往台湾的黄金的具体数量，而只是说“一箱一箱的黄金”。黄金论箱，而且是“一箱一箱”，数量相当可观。后来，据中央银行稽核处长李立侠回忆，抢运黄金共分三批：
第一批，也是主要的一批，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午夜由上海装运，总数为二百万零四千余两，运至基隆；第二批运走五十二万二千余两，运至厦门，再转运台湾；第三批是俞鸿钧辞职以后，刘攻芸继任中央银行总裁，由汤恩伯亲临央行运走十九万八千两，这时离上海解放已不到十天了。
前后三批，共抢运黄金二百七十一万五千余两。同时运往台湾的还有一千五百二十万银元，另有一千五百三十七万四千美元则存进美国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户石四维：《二百七十七万两黄金抢运台湾》，《上海滩》，一九九○年第七期。
这批黄金，成了蒋介石初入台湾时的经济支柱。
诚如蒋经国后来所言：“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馈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这样，蒋介石的立足点尚未移至台湾之前，已在党、政、军、财四个方面，对台湾作了周密的部署。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从上海败退的蒋介石，来到台湾高雄要塞过端午节。
六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住于台北大溪，他非常喜欢那里，称那里的风景很像他的故乡溪口。二十四日，蒋介石在台北之北十三公里的草山，看中一幢别墅，作为自己的住处。这所别墅名叫“士林”，原是台湾糖业公司的宾馆。那里附近多温泉，花木繁茂。蒋介石改草山为“阳明山”，以表明他对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崇敬之情。
蒋介石在台北设立了总裁办公室。
在台湾安排好退路之后，蒋介石这才又飞往广州、重庆、成都，作“最后的奋斗”。直至这“最后的奋斗”失败，这才从成都飞来台北。在蒋介石回到台北不久，宋美龄也于一九五○年一月十三日从美国来到台北。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蒋介石迫使李宗仁让位
在蒋介石回台北前三天，国民政府迁至台北。不过，此时的国民政府，只有行政院，而代总统李宗仁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老会医院。蒋介石虽然是台湾的实权人物，是“非常委员会”主席，是国民党总裁，但毕竟是下野总统。一国无总统，总是“名不正，言不顺”。蒋介石早有复出之意，无奈，总得由代总统李宗仁主动让位才行。可是，李宗仁却怎么也不肯让位，甚至把蒋介石的复出称为“复辟”。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的复出计划，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便已开始进行了：七月间，我还在广州的时候，黄埔系将领及蒋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复职的企图，然那时尚无人敢公开提出。抵渝之后，情势便迥然不同了。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了。这时，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对蒋已不再以“总裁”而径以“总统”称呼。我深知蒋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了。
果然不久，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便先后来找我，他们不敢明言要我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我拍一电报请蒋来渝坐镇。其实，蒋一直在飞来飞去，向来不需要我敦请，现在何以忽然要我拍电促驾呢？他们辞穷，便隐约说出希望我声明“引退”，并参加他们“劝进”。当吴忠信仍向我叨叨不休时，我勃然大怒道：“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他们见我态度坚决，才不敢勉强。《李宗仁回首话当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只是由于李宗仁不愿让位，蒋介石这才无法“复辟”。
李宗仁在美国，倒是真的动了手术。据其自云，是“割治十二指肠”，“恢复甚快”，“一九五○年一月间，我身体已大致复元”。一月二十日，李宗仁出院仍在美国居住。台北的监察院连连电催李宗仁回台，李宗仁不愿回去，但又不愿让位。
蒋李矛盾，终于公开爆发。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限他三天内回到台北，不然就被视为放弃“代总统”职权。李宗仁拒绝回台。
二月二十五日，“监察院”弹劾李宗仁。
三月一日，蒋介石宣布复职，即复任“中华民国总统”。
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话时，谈到了他三次复职的经历：“我每一次复职时所预定的目标，亦无不如计完成。我在第一次复职以后，不到八个月的工夫，北伐即告成功。第二次复职以后，虽然经过十四年的长期奋斗，但终于促使日本投降，达到了我们雪耻复仇收复失地的目的。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这一次复职以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恢复中华民国，消灭共产国际……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职的使命。”
从此，蒋介石到他死去，一直连任“中华民国总统”，成了终身“总统”：蒋介石是在一九四八年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六年。一九五○年三月，他尚在任期之内，只是由下野变为复职重任。一九五四年，六年期满，蒋介石连任第二届“总统”。
一九六○年，又六年期满，而《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为了使蒋介石连任“总统”，“国民大会”通过了《临时条款》：“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据此，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
又据《临时条款》，蒋介石每六年连任一次“总统”。他在一九六六年，连任第四届“总统”。到了一九七二年，年已八十五岁的蒋介石，向“国民大会”发表了逊谢之辞：“本人已多年膺任此职，深感歉疚，谨郑重恳请诸位代表另选贤能，继承本人担任总统职位。”自然，“国大”代表们表示恳请。于是，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只得迁就民意”。这样，再据《临时条款》，蒋介石连任第五届“总统”。倘若他不死的话，定然会据《临时条款》，连任第六届“总统”。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蒋介石反思失败的原因
每天清晨六时，台北介寿路准时响起“中华民国国歌”，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徐徐升起。
那里是“总统府”的所在地。路名为“介寿路”，是纪念蒋介石六十诞辰时取的。总统府原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改称“介寿馆”。蒋介石在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复任“总统”时，便在介寿馆三楼办公。
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忽然出现一本不平凡的书，书名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乃海峡彼岸他的政敌毛泽东。
毛泽东此书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怎么会研读起毛泽东的十四年前的旧著呢？在毛泽东此书的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蒋介石是最特殊而读了最有体会的一位。因为毛泽东此书所写的，就是如何打败蒋介石的战略问题。当年，蒋介石就翻过这本书。无奈，他正忙于跟毛泽东打仗，静不下心来。如今，他是败军之将，正在作沉痛的反思。读毛泽东此书，他感慨万分。他这才明白，他败在毛泽东手下，是因为毛泽东确实是一位熟知战争规律的战略家。毛泽东正是用这些战略战胜了他。
毛泽东写道：“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可不是吗？毛泽东经常用的就是这一手。毛泽东又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可不是吗？毛泽东也常用这一手。毛泽东还说：“‘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想当年，井冈山上的毛泽东确实是个“乞丐”，而拥有数百万军队的蒋介石确实是“龙王”。最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的是毛泽东书中的一段话：“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蒋介石不正是毛泽东所说的“蠢人”吗？
痛定思痛，蒋介石检讨着自己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蒋介石此时此际，认识到自己在发动内战之初所实行的“速战速决”、“全面进攻”犯了战略性的错误。蒋介石说：“我们在进攻中虽然占领了许多城市，却要处处设防，尤其是交通要点和后方基地更须置重兵据守，每处至少布置一团以上兵力，我们的兵力就这样被四处分散，并且都成了不能机动使用的‘呆兵’，而共军则能随时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们正面积极活动，伺机突袭，将我各个击破。”在此之前，蒋介石也曾这样说过：“国军处处设防，备多力分，形成处处薄弱之虞。共匪乘此弱点，乃‘以大吃小’之战法，集中其全力攻击我薄弱之一点，于是屡被其各个击破，此所以逐渐造成今日严重之局势。”蒋介石在作了这些战略检讨之后，认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蒋介石总结了四条“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
第一，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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