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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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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一位老师好心的劝告时，心里一惊，校长又分明指的是我。这又是我一片忠心的下场。我不明白校长为何这样理解我那封信的动机？我更不明白，“整团”时大家批评我、指责我只读书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当我觉悟了，开始关心社会主义事业，不保留地把个人意见献给党，献给人民，以示对党对人民忠诚不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难道“整团”的真正目的只是叫我凡事装聋作哑，不可随意说话，并不在乎我说的对不对。当时有些人就是善于怀疑别人，“提高警惕”地把好心人当成阶级敌人来打。他们从来不敢去信任一个所谓有“问题”的人。照校长的推论，应该是我对党不满而积极“鸣放”，受整后必然心怀怨恨，伺机进行报复。所以我这种近于“反常”的举动，在他看来便是“狡猾”，“伪装”的表现，是“继续在同无产阶级较量”。这是一种怎样的逻辑？一种由强调“阶级斗争”得出的结论，又不善于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知道因此坑害了多少无辜的群众。这种人片面地理解了马列主义，而习惯于用封建专制和家长式的观点来解释马列主义，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更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
当时我越想越怕，越想越没有信心，甭说升学、工作，连活下去都有困难。我觉得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别人随时可以拿来吓唬我、打击我。“落取”之后象是进入一个“社会看守所”，等待我的只有岐视和侮辱。
为了赚一点零花钱，也因为呆在家里太无聊，“落取”后我曾经跟几位朋友一块去给建筑工地推车运沙做小工。一天劳动所得，每人大约一元多钱，扣去车租，点心钱，也就所剩无几了。我们对赚钱多少并不在意，反正无所事事一样是受罪。还因为劳动的时候，说说笑笑，要干就干，要停就停，不受别人的制约，精神上愉快多了。这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但是，我始终觉得不能这样“幸福”下去，这种无所作为的想法不应该是属于我的。想到国家的科学事业，想到自己的聪明才智，一颗激荡的心怎么也按捺不住，我仿佛浑身有无穷的力量和智慧没有发挥出来，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怎么可以如此自私，只顾眼前的偷闲和“幸福”。藏着自己的才能不用在社会上，对人民来说是有罪的。
而且生活伴随着年青人需要的爱情也时时在骚扰我。一天我照样拉着一辆板车从大街上经过，突然在电影院门前，一个熟悉的身影闪入眼帘，是小时候同桌的女同学陈茉莉。她正跟一位朋友在热烈交谈，穿着一身浅青色的连衣裙，苗条动人，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含情脉脉地看在她朋友的身上。听说她正报名要去当电影演员。我十分忧郁地看上一眼就匆匆地走开。想到自己“名落孙山”，想到眼前处境，觉得自己十分龌龊，生怕被瞧见，拉着板车赶紧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老实说，“落取”后，我曾经想交个女朋友，这并非想恋爱结婚，而是要抒发自己对青春的感受，和异性朋友交换对生活的看法，希望女朋友帮我改掉身上的坏脾气，坏习惯。就象一部高尚的书能照出我心灵上的污秽，迫使我改变旧我一样。可是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爱呢！相比之下，自惭形秽，将来就是要对她说一声“你好”！恐怕也不可能了。
我该怎么办？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生活下去。我十分痛苦地在心里呼唤：“救救我吧！如今正是开拓，发展我智慧才能的大好时机，我却在彷徨，在虚度年华，让结实的身躯关在房里发霉，用充沛的精力去做一些毫无价值的事，这样的生活太残酷了。”
当时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看书，这是我一生的爱好，没有书读，会象口渴找不到水一样难受。一段时间惊险小说泛滥，为了寻找刺激，我追逐过这一类书，从中学到逻辑推理的方法，却使自己的神经往往处于过度敏感的状态。丰富的想象引发无端的猜疑，导致后来因集邮通信一事而自找麻烦。
不久我对惊险小说厌倦了，又把兴趣转移到科幻小说方面。一下子我把图书馆里的这类书给扫空了。这方面的阅读充实了我的知识，让我看到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和一个充满奥秘的宇宙。觉得有许多科学难题正有待人们去探索，而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和利用实在是太少了。同时也知道人类的幻想不是不可实现，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科学家太了不起了。可是对我来说，这只能是“望梅止渴”。除此外我最喜欢读的书莫过于鲁迅的作品，那是百看不厌，反复阅读，始终回味无穷，往往一边看一边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鲁迅就象是一位高名的医师，准确无误地剖析历来存在于国民中的精神病态，有力地鞭笞了没落的人们。在表面是尖锐刻薄的冷讽热嘲中，隐藏着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在黑暗的旧中国，鲁迅宛如黄山顶上的迎客松，傲然不群，身临峡谷，面对鬼石，经受风霜雨雪、炎热酷暑，始终热情地伸出双臂，召唤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对每一张渴望求知的脸喋喋不休，吟唸他的教诲。每次读着他的作品，总觉得他就在跟前，严厉而亲切地教导，我便感到自己十分不足，感到他在紧紧摧逼，而眼前的处境更让我焦急万分。
“落取”对一个有志青年的打击是一生都抹不掉的。当然不可能人人都上大学。如果平等竞争，大家毫无怨言，要怨，也只能怨自己。而那种以所谓“政治条件”为前提的选取法，太伤人心了。人为地把青年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且是根据某些人的主观臆断，这太不公平了。这样的社会怎么还有进步的希望？那些被扼杀在土壤里的幼苗，比起被摧残的花朵，更加可怜兮兮，他们甚至连一个成长的机会都没有。
五、在期望中遭“开除”
严寒的冬天过去了，安慰人心的春光曾歪歪扭扭地落在窗前的屋顶上，几只麻雀在阳光照不到的屋檐下钻进飞出，吱吱地叫着，墙头的小草还没有从冷凛的哆嗦中伸直腰来，转眼又到了秋风萧瑟的天气，才几时它又要枯黄。阳光也不知何时又跑到南边的墙上。那些麻雀再不能在阴凉里喜耍了。1958年我经历过的就跟季节的变化一样，只是滔滔的孟夏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度过，那灿烂的阳光已一去不复返。
“一向驶顺风船的不一定是好船夫，遇过风暴的才是真正的舵手。”我在“落取通知书”上写下这一句。
我开始想，“落取”也可以成为我一生奋斗的动力。经过这样一次挫折，我更懂得生活的意义。平平淡淡最终要感到乏味，不知人生还有苦痛的时候，这种人也就不知道怎样珍惜生活了。经过这样一次挫折，我将更坚定不移去追求生活中的目标，知道成功是没有止境的。在我们国家，也许上大学与不上大学处于同等地位，重要的是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如何。我相信自己无论在哪一个岗位都能很好发挥作用，出色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一旦让我再走进校门，我更会以十倍的疯狂爱惜和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当时报上不断在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各地纷纷刮起一阵阵浮夸风，抛出一个个“高产卫星”，一天一个惊人的“奇迹”出现。作为热血青年，我深信不疑，再一次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激动不已。我开始从颓唐中恢复起信心，我从来不想落伍，认为关键还在于争取表现，干出一点成绩来，到水库工地去劳动，或搞一块试验田。如果能在试验田上同样抛出一颗丰产“卫星”，人们不知道将怎样叫我做总结报告，说不定组织上也会重视我，把我送到大学去深造，研究更深奥的问题呢！
是呀！只要痛苦淡漠了，难熬的夜过去了，我就又在幻想，又在希望，始终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美好。因为我是这样的诚实，这样的单纯；我又这样的热情，这样的有能力。但此时我毕竟比过去现实了许多。
在当时一篇日记上，我开始检讨自己：
“与其哀怨终生，不如奋斗至死。应该切实参加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当中去，认真观察冷静思考，这里面有许多我不懂的真理，有值得我学习一辈子的东西。问题不在干什么，当个泥水匠也好，做个推车工也行，一样可以创造生活，做出成绩。以前我并不喜欢这样，也没有认真去想过，让我来喜欢它一次，这绝不会丧失我的‘尊严’。
“不要把自己的一生埋葬在幻想和希望中去。应该及早确定一个可行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始终不渝地攀登。不可好高鹜远，眼高手低。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白白让美好的时光悄然遁逝，到头来落得空悲切！
“不要过分欣赏自己，把别人看得一文不值。劳动人民有能人，他们并不俗，比起不学无术的公子少爷，他们高尚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比别人高明，就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也看不到别人的优点。要知道，人家不说不等于不会，人家不做不等于是个傻瓜。自己受到赞扬，也不等于有了真本事。
“看书做事要有崇高的目标，不应为了在别人面前说笑打浑，为了在女人面前卖弄讨好，而去发展那种无用的才能，对女人的青睐更应慎重，不要以为对方嫣然一笑，含情一瞥，都在钟情于我，这太可笑了。”
这时，几位同学也从大学里不断给我来信，安慰我，帮助我。团支书还寄来几本有益的书。他们仍然把我看成是一个天资甚高的人，不相信我会因“落取”一厥不振，鼓励我来年继续投考。
我已经意识到一个人的政治条件，比起他的知识、才能更重要，可以说在当时没有“政治”就没有一切。我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从图书馆里借来不少政治思想教育的书刊。对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逐句精读，作出眉批和写上心得。因为能深入领会书中的含意，联系自己熟悉的东西，感到收获不少。觉得一个人除了每天从食物上吸取热量，还必须在精神上不断得到营养，一旦对政治钻得越深、兴趣就越浓。站在岸上怕水冷，一到跳进水里，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乐处。
思想上有了一点武器，我又壮着胆子主动找街道委员会的街长谈心。街长很坦率，她不认为一个青年人会有什么大“问题”。她说：“当领导的不一定都对，对一个人的处理也不一定都是正确。不能因为领导的误解，不恰当的批评，就消极不干，应拿出行动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她叫我放掉思想包袱，到街政府来帮忙做点事，可以去民校教书。我欣然同意，精神上顿时轻松了许多。
所谓民校，其实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椅，只是在一个宽畅的有路灯的地方挂一块小黑板，学员自带椅子来上课。学生都是一些中年妇女，也有上年纪的老太婆。我每天晚上给她们讲学习文化的好处，列举不会说普通话的难处。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对我的讲课感到满意，说了不少感激的话。为了上好民校的课，我牺牲了和朋友欢乐的时间，放弃了几部好的电影没有看。我心里快活极了，甚至感到有点光荣，虽然这不算什么英雄行为，也没有当上模范。在我一生中，却是第一次用学到的知识去为人民服务。
街长又交给我其它的工作：如出黑板报，广播台风消息，通知开会等等。有一次台风登陆，呼啸的狂风夹着暴跳的大雨，在四处横行霸道，街上白茫茫一片，行人早已绝迹。街长却带领我们几个青年连夜冒雨在巡逻，帮助那些房屋破旧的居民转移到安全的地段。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一个政府如此关心人民的疾苦。对那些爱发啰嗦的人来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抢险救灾工作，也主持过群众大会。逐渐地我成了群众心目中的一名街道干部。有些群众遇到困难甚至直接来找我帮忙。
有段时间，街长叫我去她家里填写居民粮食统计表。到了中午，便留我吃午饭。我说什么也不肯，因为当时每人的口粮是定量的，我怎么可以吃别人的份额。后来他们说，这些都是“公家的，没关系”。我很诧异，哪来的“公家粮”、“公家款”。一打听，才知道是上级拨给民工的补贴粮和补助款，被基层截留了，或者说剋扣了。街道干部常会以“替公家办事”为由，毫不脸红地享用它们。在物质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能吃到一顿“公家饭”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即便是“觉悟高的无产者”也一样高兴。所靠的是手中的权利，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只有百姓始终“无知”。制度上这种劣习，可谓源远流长。但反过来说，那些“替公家办事的”大多是义务的，特殊一点，又是情理之中。只是除了“替公家办事的”，几位熟人，包括干部家属也大大方方地享受起来，就有点说不通了。当时我一吃完就赶紧离开，心里总感到有点不应该，这玷污了我“替公家办事”的美好愿望。
其他“落取生”看到我在街政府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便在背后冷言冷语地嘲讽，跟我疏远了。他们不理解我，把我看成是一个投机分子。我不想解释，离开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路，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选择。生活也必须在你需要的时候，才会过得心甘情愿。
那时我每天都到街政府去，感到生活充实了许多。跟街长和其他干部接触的机会多了，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课本上从来没有读过的知识，受到深刻的教育。
有一天上级拨给一笔救济款和一批救济物资。几个听到消息的居民争着要，有的登门诉苦、有的托人说情。可是街长一概不理，她对我们说，“这些人中有不少过去生活不错，现在稍有点不如就叫苦。象王素英，解放前不务正业，靠歪门邪道过日子，解放后政府不许她再干。她又不参加劳动，自食其力。这次吵得最凶，却最不该给她。”相反地，街长亲自把救济品送到一户贫民家里。她说：“那些在解放前过着苦日子的人，现在都有一定程度的翻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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