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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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随警察来到长长的值班亭里。一个警察立即给我一杯温茶，待我恢复神志后，开始打听我的来来去去。我一一告诉他们。几个警察交换了意见，决定由一个警察帮我背米，送我回家。
我们到了池乾弄和横街巷的交叉路口，下来是一段斜坡。警察问我到了没有。我指着最近的一盏路灯，说：
“电线杆边的那一道门，就是我的家。”
到了家门口，警察把米袋搁在水泥台阶上，开始敲门。没有回应。又敲了两遍，楼上才传来舅父的声音：
“谁呀？”
警察示意我回答。
“是我呀！”
舅父说：“是振铎，振铎回来了。”
舅母的声音：“这么晚才回来？去了整整一天了。”
舅父下楼了，木屐的声音从楼上一直敲到楼下，穿过小弄，经过正厅，来到大门边。舅父拉开门闩，打开大门，还留住半截的矮门，看见警察，心里起疑：
“同志——，怎么回事？”
“噢，是这样，”警察说，“你外甥扛着米袋乘车到大桥头，从车上摔下来了。我们看他的脸色不太好，又要扛这么重的米，怕他路上再出什么事，就把他送回来了。”
“那，谢谢啦！谢谢警察同志。”
“不用谢了。只是这么远的路，这么重的活，本该大人做的事，怎么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做呢？”
“我们大人都没空，没办法。”舅父陪着小心。
“那好，我走啦！以后要注意，别让小孩子出远门。”
“是，是。我们一定，一定注意。”
“再见！”警察告别。
“再见。”舅父如骨鲠喉，向警察招招手。
说了这么多的话，舅父始终没有打开矮门，我和警察一直站在门外。警察走了之后，舅父才打开半截门，提起米袋，径直上楼去了。我跟着进家，拉好矮门，掩上大门，拴好门闩。我回到楼下灶间的卧床边，肚子不知道是第几次发出警告了。
舅父回到楼上，将大米“哗”的一声倒进米缸去，好象忽然想起似的：
“还没吃晚饭吧！缽子里还有冷稀饭，将就着吃吧！”
我点燃煤油灯，打出缽子里的冷稀饭，调些酱油，囫囵几口吞了。打了一盆冷水，洗了赤裸的脚，上床睡了。因为过于疲劳，很快就睡着了。
那时候没钱买鞋，我白天都是打赤脚。到了临睡前才洗脚，穿上舅父自己用木板砍制出来的木屐，上床睡觉。这习惯一直保持到上初中，学校发给我一双力士鞋为止。
第二天清晨即起，仍旧纺纱。
3
在街坊邻里的舆论压力下，舅父领我去附近的三山小学。见了校长许瑞英。许校长带我到老师办公室，找三年级老师要了语、算两份半期考的试券，让我进行摸底测试。等我做完，立即评分。校长当即决定收下我。因为已经过半学期，校长不收我的学杂费。到了四年级，舅父仍不替我交学杂费，连课本、簿籍也由校长掏腰包。
为了不耽误做工，舅母每天凌晨三点半，披衣来到我的床边，揪住我的耳朵，使劲拽醒我，叫我起来纺纱。我要花四个小时，纺完一板纬纱只，大约50粒，才能吃早饭去上学。中午、下午放学后，除了快快地吃饭之外，都是纺纱。晚上至少九点半，最迟十点多，才能上床。第二天又是三点半起床。
我既没有时间温习功课，也没有时间做作业。不多的作业，就在课间的点滴时间做。我的功课，全靠上课认真听讲。上课的时候，我几乎是瞪着眼睛望着老师，恐怕漏掉一点一滴。所以，在全班近50名同学中，不管是半期考试、期末考试，我的成绩，都在第二到第六名之间。
有一天凌晨，舅母自己睡过了头。当她醒来的时候，已经四点半了。她立即披一件上衣，下身只穿裤衩，露出皙白的双腿，跂了皮拖鞋，急急忙忙来到我床边，特别使劲地揪我的耳朵。我被痛醒了。虽然今天多睡了一个小时，但对平时缺眠多多的我来说，这一小时仍然于事无补。所以，耳朵被揪得特疼，仍然似醒非醒，睡眼朦胧。我连连打了几个阿欠，穿衣下床，拖上木屐，巴哒巴哒地下楼。
木屐的巴哒声把舅母吵烦了。她在床上大声阿斥我：
“把木屐脱了！白天还想穿呀？”
我把木屐脱了，放在楼梯的起步处，赤足去纺纱。
这一天紧追慢赶，到完成定额，已经八点以过。舅母起来了，吃过了早饭。来到我身边。说：“别吃早饭了。快上学去吧！”
我立即背起书包（那是“奶奶”用舅父提供的薄毛毯布，在手摇缝纫机上扎出来的），急急忙忙上学。
一到教室，我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其实并没有睡着，只是又饥又饿，乏力虚脱罢了。老师讲的课，我都听着。想坐起来，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听老师对我的同桌说：
“你推推胡振铎同学，叫他别睡了。注意听课。”
同桌推了我几次，我实在打不起精神，试着直起腰，又趴下了。老师不再催我的同桌，说：“算了吧！下课后，你想办法把他弄到我的办公室来。”
下课后，同学们都出去了。同桌费劲地弄醒我，我跟他一起到办公室去。
寄人篱下的日子里，我很少说话。心里有事时，更是惜字如金，轻易不开口。老师想了解我的情况，只能由她“出题”，我来“选择”。
老师问我“是不是舅母打你了”，“是不是昨晚没睡好”，“是不是今天起得太早了”……最后问到“是不是没吃早饭”？我终于点了点头。这许多问题都很实际，但我只能在多项中，择优选一。
老师听说我没吃早饭，立即掏出一千元人民币，交给我的同桌：
“去，快去巷子口，买两个大包子回来。要热的。”
同桌接了钱，飞快跑出去。老师推过一张椅子，让我坐下。说：
“歇歇吧！待回儿吃了包子，还要上课呢！”
我刚坐下不久，同桌已经气喘嘘嘘地跑回来了。他将热馒头交给我，找回来的五百元还给老师。老师说：
“不是让你买包子的吗，怎么买了馒头？”
“我——”同桌不好意思地摸摸后脖子。
我接了馒头，眼泪和着鼻水流到嘴角。老师抽出一条干净的手绢给我，让我擦了再吃。她斟了一杯开水，用两个杯子倒来倒去，等水半凉了，再递给我。我慢慢就着开水，咽着馒头，还没吃完，上课铃就响了。老师安慰我：
“不用着急，慢慢吃。我去告诉你们的算术老师。你吃完了再去上课。”老师夹着讲义，到其他班上课去了。
一天中午，老师安排我们四个同学，值日做卫生。卫生做完到家，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当我的一条腿刚刚跨进高高的木门槛，舅母急匆匆地从伙房赶出来，当胸给我一掌。我跌出门外，后脑勺狠狠地磕在水泥台阶上，肿起一个鸡蛋大的包。我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玉英姆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儿，离开织布机，出门扶我。她用掌心揉搓我的后脑勺，嘴里嘀咕着：
“孩子嘛！总会贪玩的。也不要下手这么狠哪！”
舅母仍然余怒未息，大声嚷嚷：
“你这个懒虫，吃大猪料、叫猪仔声的死孩子。你想偷懒不干活。全街的学生都回家了，只有你到十二点才回来。说，这半个小时都上哪儿撒野去了？不许吃午饭，快给我干活。”
玉英姆扶着我，又揉搓我的痛处，看看出血了，到公婆龛的香炉里取了一些炉灰敷上，纵然止住了血，但是疼痛依然没有停止。玉英姆从我肩上取下书包，把我带进伙房，在饭甑里打了一碗饭，打开饭桌上的菜罩，让我坐下，拍拍我的肩膀，说：“快吃吧，吃完了就去干活，以后别再贪玩了。”连玉英姆都认为我是贪玩了，这冤案就不会有重见天日的时候了。
我刚刚在饭桌前坐下，饭碗还没端起来，舅母又一个箭步地冲进来。她抢过饭碗就往饭甑里倒，推进筷子和菜，盖上菜罩子，嘴里骂骂咧咧地说：
“别吃了，快干活！想偷懒就别想吃饭。下午也不用去上学了！”
这时候我头晕晕地真想睡觉。我只觉得眼前一黑，仿佛已经到了夜晚，满天星星就在眼前闪烁。我实在支持不住了，一支胳膊横在饭桌上，头就昏昏沉沉地伏了下来。舅母依然不依不饶，把我拉起来。玉英姆进来扶我，劝慰我：
“好啦，好啦，外甥，你先去纺纱吧！”她又躬身弯腰，附在我的耳边，低声说，“等你妗子上楼午休睡着了，咱们再去吃饭，好吗？”
玉英姆急巴巴地盼着舅母早一点上楼。到了下午一点多钟，舅母终于午休去了。玉英姆拉着我，轻手轻脚地来到伙房（因为舅母的房间就在头顶上），她打了一碗饭，让我吃了去上学。
期中考试后的几天，我拿着成绩单回来，按舅母的吩咐，将成绩单交给她。舅母不识字，拿着我的成绩单，问女工玉英姆。玉英姆看了看：语文95分、算术98分，常识的分数栏里斜划了一根红线，再看看名次栏里，写着“不列名”。她感到奇怪，口里自言自语：“不列名，不列名……”
“不列名是什么意思？”舅母问。
“我也不清楚。”玉英姆识字有限，道不出个所以然来。舅母看看问不出什么，就拿起成绩单，去问邻居叔叔。这一天舅父不在家，否则也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周折。
邻居叔叔看着成绩单，犹豫了半天，嘴里琢磨着：“不列名，不列名，不列名其实就是没有名嘛！”
舅母总算找到了突破口，找到了出气的理由。她一只手揪住我的右耳，将我一路拖到横街巷的依栋堂舅父家那里。我只能伸长脖子，顺着她的手势，一路跟出去。舅母一路拽着我，一路吆喝：
“你们看看，大家看看哪！都说我们做娘舅、阿妗的狠心，不让外甥上学读书。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舅母另一只手扬着我的成绩单，“我们送他去上学，考了个‘没有名’出来啦！大家看看，大家看看哪！”
近邻的婶子、大妈在指指点点、交头接耳，表达她们的困惑：
“不会吧？这孩子每次考试的名次都在前面的呀！”
“谁说不是呢，第7名都没考过。”
“不是有一科没考吗？”不知是谁插了一句。
“对呀，让我们看看成绩单。”一个年轻的、怀抱孩子的大嫂靠近舅母，从舅母手里抓过成绩单，好像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似的，说：
“大家看，大家看看，这不是缺着一科常识没考吗？”
“是呀，缺了一科怎么平均呀，这平均分一栏里面不是空着吗！”有人借机附和。
这时舅母拉着我，刚从堂舅父家返回。近邻们发出的疑问，舅母有点骑虎难下。她急忙放开揪我耳朵的手，问我：
“常识科你怎么没去考啊？”
“不是你说工夫紧，没让我上学吗？”
“哪一天？”
“就是你让我在家纺纱的那一天，正好考常识呀。”
“你为什么不早说？”
“表妹不是跟你说过了，那一天是考试。”
“咳，你这个死孩子。你让我怎么丢得起这个脸面噢！”舅母一半埋怨、一半自责地说。
4
一台织布机，年景又不好，生活难以维持下去。夫妻俩经常为一点小事争争吵吵。舅母的心情越来越不好了，时常听到她大声地埋怨舅父：
“我19岁出嫁到你吴家，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真冤哪！当初我父亲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穷小子噢！”
每当这个时候，舅父就到楼上他们的房间里，哎声叹气，连连自责：
“是我没用，是我饭桶，都是我不好，”说到伤感处，他就举起已经开裂、用来绞纱的毛竹管子，对着自己的脑袋，啪啪地敲打。竹管发出沙哑的响声，楼下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大概是舅母不忍心舅父就这样被破竹管敲死，吵闹声渐渐止息了。我在楼下纺纱，吱呀呀的纺车木轴磨擦的声音，成了他们夫妻感情插曲伴奏的和声。
舅父跟舅母的娘家借了一些本钱，到温州去做生意。据说那里的皮蛋很便宜，一角钱可以收购四五个。运到福州来，一个可以卖到八分钱。除去盘缠、运费，还有二三成的赚头。舅父去了一个多月，来信说是就要回家来了。大家都很高兴。想必吴老板赚了大钱，苦景不再了。
在舅父还未到家之前，家里来了一位年轻姑娘，问清了谁是老板娘之后，见到舅母的面就喊“大姐”。舅母被她叫得一头雾水，不知怎么回事。舅母听不懂温州腔的普通话，只好请玉英姆做翻译。玉英姆虽然也不太懂，两代人指手画脚的沟通了半天，总算有了一些眉目。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这姑娘今年十六岁，没有父母。舅父在温州旅社结识的。舅父在外面做生意，西装革履，虽然快要四十岁了，依然风度翩翩。姑娘在帮忙生意中已然委身于他，做成了露水夫妻。舅父年轻时也做过中亭街吴氏棉麻行的公子。现在只不过是时运不济，要不然娶她三妻四妾也不为过。如今这女子虽不是十分姿色，却比发妻滋润得多，毕竟她只有他们一半的年龄呀！
小姑娘自己愿意做小，舅父就把她带回福州来了。舅父自己先躲在旅社里，让大胆的小妾先回家作个“火力侦察”。要是舅母不怎么反对，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凯旋回府了。
看着、听着玉英姆和姑娘谈了好一阵子，终于不谈了。舅母急忙过来问：
“玉英姐，到底怎么回事？”
“噢，是老板认识的一位朋友，做生意的。”玉英姆含糊其词地答道。
“不会是死老头子娶来的小老婆吧？”
舅母的猜测自然没有错。这是已婚女人聪慧的本性。但她毕竟听不懂普通话，心里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不过，给这娘们儿一个下马威，还是必要的。她抢过姑娘手里的小藤箱，摔出大门外，对着门外围观的人群，大声说：
“别做梦了！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吧！我们吴家不会收留你的。快去告诉我家那个死鬼，叫他快快回来。老娘要找他算帐，晚了，就别想进门！”
玉英姆望望门外围观的人群，推出矮门，对大家说：
“快去，快去，有什么好看的？”她伸手带进矮门。还有好事的人，从当中那扇雕花栅栏的空隙往里窥视。想看看、听听事情发展的经过和结局。
玉英姆拉着姑娘细嫩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姑娘，你年纪轻轻，还是另寻婆家吧！吴老板拉家带口的，已经是一大家子了。再说家境也不好，你留在这里也不会有好处的。还是走吧！”
姑娘点点头，玉英姆拉开门，拾起撒在地上的三两件衣物，交给她。姑娘也没要回小藤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