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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匆匆-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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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提供掐好的菜,可以免去他们一些劳作。舅父还在园子的一角,用木板搭盖了一个简易猪圈,捉回一只小猪养着。可是刚养到不足百斤,就得了病,打针吃药都不见好。舅父请人给宰杀了,几十斤猪肉糟的糟、卤的卤,足足吃了两个多月。
班主任对我特别地照顾,从初中一年级到三年级,每月都给我乙等助学金(7元),连暑假、寒假也补助。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家的生活还是不错的。至少我以为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每月的收入并不太少,但我的学杂费还是全免的。而且,课本也能省则省。如初一年到初三年使用的《动物学》、《植物学》,还有初二年用的《世界近代史》等,都是到废品收购站买的。初二年的《语文》买不到,只好自己抄。上学则一年四季打赤脚,衣裳也仅仅遮身御寒而已。
那时候,家里还没安自来水,也没花钱到斜路口去买四分钱五担的自来水。而由我每天到小桥头去挑河水。小桥头的河水有涨有落,我们必须算好平潮的时间。因为开始涨潮,水流急,从闽江口涌进大量泥沙,水质差;退潮时,从内地带去大量垃圾废弃物,水质更差。只有在临近平潮前的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水势平稳,泥沙已沉淀,污物未出来,水质最好。
舅父教我计算每天的平潮时间,以便确定什么时间去挑水。大体是这样的:以农历每月的十五、三十为12点(晚间相同,即每天有两次平潮)平潮,每过一天,加八个字,即40分钟左右。如初一是12点40分钟左右;初二是一点半;初三是两点二十……依此类推。
除了挑水,还要洗衣服。在隔壁的井里打水洗衣,大概两天就要洗一回。如果遇上洗衣的人多,空不出地方;或者干旱季节井水匮缺,我就要挑着整担的衣物,去小桥头洗濯。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做着妇女所做的事情,自然引起大婶、大嫂们的惊讶和议论。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人家的问话,只是默默低头不语地搓洗。她们看看对我问不出什么,就不再议论,反倒关爱地教我怎样打肥皂,怎样搓,怎样漂……
3
我们上学的时候,台湾蒋帮的飞机经常来福州骚扰,有时一天好几十架次。刺耳的警报声就时常响起,我们纷纷离开教室,到红砖楼底层或雨盖操场(下操场)去躲避。
1955年 1月20日,我们正集中在大操场上开闭学式大会。突然,蒋帮飞机又窜进来,在上空盘旋,警报声刚响过不久,随后就听到轰轰隆隆的爆炸声。我们立即从教室里疏散开来。有的躲到红砖楼的水泥楼梯底下,大部分散在乒乓桌附近,静观应变。好一阵子,飞机退走了。菊英姐姐拉着我的一只手,死死不放。她把我带到学校对面的基督教铺前堂,钻进教堂底层阴暗的地下室。里面已经有了不少人。又过一阵子,听听没有什么大的动静,菊英姐姐又把我拉到大街上。我们先向舅父家的方向望了望,没有什么危险迹象,跑回家向舅母道了平安。姐姐又拉着我,一起去看火烧场。
此时的达道路已是满目疮痍、浓烟弥漫。原来密集繁华的果子衙、猪仔衙,已陷在一片火海之中。到处是断墙残垣,瓦砾焦木,满地的柑桔水果,还有刚蒸好、从屋里飞出来的年糕、芋粿,烧死的猪仔、鸡、鸭,电线杆上吊着被弹片割断的、苍白的人腿,墙上贴着斩断的胳膊。我们俩心情沉重、踽踽而行。看着一路令人心惊胆战肉跳的惨景,姐姐捏紧我的手,生怕我会发生意外似的,总不放手。我们到了一口大鱼塘边,好几台消防车围在那里抽水。池塘的水已经抽出一多半……。半个多小时后,姐姐把我送回家。对我的舅母说:“外甥交给你了。”她才自个儿回上杭路协美正鞋店自己家去。
“一·;二Ο”大轰炸之后,学校发动各班级在大操场四周开挖防空壕。防空壕挖到一人多深,上面加上竹片制作的防护盖。在开挖过程中,在办公楼前的地段,突然发生地陷,塌了一个井口大的洞。高中的同学用手电筒照,发现底下是一个墓穴,顺着毛竹竿下去,横向进去,有门洞,进了门洞,还取出几块比我们砌房子的砖块大一半的浮雕花纹的青砖。他们将青砖送到历史教研组去,考证它是什么年代的砖、什么人的墓。结果没有公布。
新的学期开学后,学校召开控诉大会。控诉蒋帮毫无人性、残害普通老百姓的残暴罪行。高三年一位林×;×;同学上台发言,他全家叔伯子侄共24口,仅他一人在学校参加闭学式大会,才得以幸免,其他23口全部被蒋帮的飞机炸死。听了他的发言,全场群情激愤,口号不断。
为了避免因人员集中、疏散困难,容易发生意外,新学期实行早、晚两个时段上课。即:早上6:30─8:30;下午4:30─9:00。上午放学以后,作为自习时间。同学们按住处就近划分学习小组。我们这个小组由菊英姐姐担任组长,学习地点设在贾端生同学的家里。他那二层的小木楼光线充足、地点居中,一张方桌,一张竹床,加三四张凳子,足够我们轮流做作业和温习功课了。上午两个多小时,中途休息十几二十分钟,可以在门前空地跳绳子、踢毽子等,活动活动筋骨。
因为早上上学太早,一般人家早餐未便,有人发明了用保温瓶焖稀饭的窍门。具体作法是:将二两洗净的大米倒入瓶子中,加满刚刚烧开的开水,封住瓶口,第二天就成了稀烂的米粥。用此方法也可以焖绿豆汤,一般封瓶后五六个小时即成。我们家自爷爷去世之后,做早餐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我的身上。我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烧好早餐,吃了早饭,才六点钟,上学时间绰绰有余。这段时间,舅母也不再叫我清晨去菜园劳作,只有下午四点以前,去园子里帮忙。
下午四点半上课,来不及吃晚饭。只在去园子之前,舅母准备了一些绿豆汤、糖稀饭之类,原本是作点心的。我吃了之后,先去菜园干一会儿活,然后赶回来上学。但晚饭是吃不上了,只能在晚上九点半之后,才能吃到留在缽子里、早已冷得寒牙的稀饭,调一些酱油、藉着它的咸度,使你暂缓胃里的寒意。上床后,许久许久还暖和不过来。这个该死的蒋帮!
这种日子,一直延续到福建空军基地装备齐全,可以应对蒋帮飞机的骚扰时为止。虽然仍有蒋帮飞机前来骚扰,福建空军的飞机立即起飞,迎击拦截,将敌机堵在沿海以外。从此,警报声不再响起,一切恢复平静。上课时间也重归正常。过了一段时间,操场的防空壕被填平。
4
国庆节前后,学校发动同学给解放军前线三军将士写慰问信,感谢解放军叔叔
为我们保卫海防,使我们能在平安的环境里学习。慰问信从班级交到学校,再由学校集中寄给解放军。慰问信发出之后,不断有解放军叔叔的来信,分别寄给具体的同学。同学们时常到传达室去,查看有没有自己的来信。特别感人的来信,学校还选出几封,镶嵌在办公楼门前的告示栏里,有的抄录在黑板报上。告示栏里还有高中同学,给苏联中学生去信后收到的回信。他们之间彼此用俄文、也用中文互通情感。
1956年1月20日,这一天是“一·;二О” 大轰炸之后的第一年,也是闭学式的日子。清晨,我顺着工人文化宫对面的人行道,往学校去。刚到文化宫大门的正对面,突然有一位同学拦住我,向我发问:
“你是胡振铎同学吧?”
我瞪大眼睛,心里充满疑惑,这个我并不认识的同学,怎么会认识我?
还是对方的话,为我解了惑。他说: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我是丙班的同学……”
他并没有具体告诉我叫什么名字,或许他已经告诉了我,只是我没有把它留在记忆里。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接下来所告诉我的消息:
“传达室里有你的一封信,是中共中央寄来的。快去取吧!”他一边说,一边眼里放着光。我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向他道了谢,急急忙忙向学校走去。
我一路小跑,到了传达室,立即去挂在墙上的玻璃壁橱里寻找。寻找有我名字的信件。一遍,没有;又一遍,还是没有。我无奈地去问工友陈叔叔。因为,丙班同学决不会凭空造出有鼻子有眼的谎言,来蒙骗我。
“陈叔叔,”他没在意,有几个同学正围着他。我等待着可以发问的间隙。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几个同学高高兴兴地,拿着自己的来信走了。我再次问他:
“陈叔叔,有我的信没有?”
陈叔叔终于注意到我了。他问: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级的?”
“初二甲班,胡振铎。”
“没有你的信。”他回答得是那么斩钉截铁。
“不会的。有同学看见了告诉我的。”我并未失望。
“你再说一遍,哪个班级,叫什么名字?”陈叔叔说。
“有同学说,早上看见一封中共中央的来信,是寄给我的。”我一字一顿地,尽量将来龙去脉说清楚。
“噢,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封信,寄给胡——”
“胡振铎。”
“对,对。胡振铎。”陈叔叔推推鼻梁上将要落下的眼镜,接着说,“让陈副校长取走了。”陈副校长就是陈汉章老师。
果然真有此事,丙班的同学没骗我。
从传达室出来,登上一级级的台阶,在两旁艳红的夹竹桃的欢迎下,我脚步轻快地穿过办公楼前的甬道,踏下几级台阶,就到了红砖楼的第一间教室。那就是我们初二甲班地教室。
我刚走进教室不久,就响起了电铃声。扩音器播放即时音乐,并不断插播开会通知:
“同学们,全体到大操场集合。各班请按指定地点站好。队伍集合好的,可以就地坐下。”
丙班的同学怎么会认识我呢?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忽然,一个灵光闪入脑际:会不会是我的那一篇刊登在黑板报上的作文呢?一定是,肯定是!
那是这学期开学时的事情:
那天晚上,学生会组织放映两部影片。什么片名已记不清了,好象是《列宁在1918》吧!问题是学生会的准备工作没做好。本来准备晚上七点半开始放映,可是机器老出故障。敲敲打打,咿咿呀呀,宣布“开始”至少五、六次,以至后来扩音器里再次出声,却引得同学们一片唏嘘。人们吸取“狼来了”的教训,真狼来了也不在乎。电影虽然只放一片,时间也拖延接近午夜。我回家入睡还不到三个小时,就被舅母揪着耳朵拖起来,到菜园去挑水浇菜。在开学后的第一篇作文里,我借机发了一通怨气。想不到那篇作文,却被语文老师推荐给学生会,上了黑板报。
那一天语文课,同学们的作文都发下来了,唯独我的一本没发。放学时,几个同学结伴走到黑板报前,有个同学首先发现,黑板上正在抄写我的这篇作文。他立即大声嚷嚷起来,引来一群同学围观。这其中应该也有那位丙班同学。
菊英姐姐立即向学生会同学建议:
“这篇作文是胡振铎写的,哪,作者就在这,就让他自己抄吧!”
抄黑板报的同学回转身,望着我,好象在问:“你会写粉笔字吗?”同班的同学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你放心吧!他的粉笔字写得可好了。”“他在小学时候,就会写黑板报了。”……抄黑板报的同学突然拿起黑板擦,三下五除二,将已经抄好的一段文字全部擦掉。我急忙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他将我的作文本和粉笔一并交给我,然后退后两三步,静观我用流畅的仿宋体在黑板上书写。他看着我抄了一两段,就提前告辞了。我一直写到最后,几乎全校的同学都回家了,才回家。
闭学式大会终于开始了。
我们初二甲班席地而坐的地方,临近黑板报。只要从左侧穿过五、六个同学,再登上几级台阶,就到了黑板报前。讲台由三、四张课桌拼成,摆在办公楼通往下操场的雨盖走廊的起始处。除了有雨盖遮荫外,还有大樟树浓密的树冠遮挡阳光。
会议由高展校长讲话,多是一些勉励和祝愿。接着由陈汉章副校长介绍“中共中央的来信”。陈汉章副校长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代表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一个普通中学生来信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发表了即席讲话。全场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
随后,陈副校长让我上台领回信件。这时,全校一千八百多学生的目光,都向我这边投射过来。我的脸早已红了,心里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身子意欲站起来,却又坐下来。左右的同学推搡我,催促我。我回头看看菊英姐姐,似乎在向她请示。她用赞许和鼓励的目光逼视我。我终于鼓起勇气站起来,急匆匆、目不斜视地小跑到讲台前,立正,向各位校长和老师行了一个少先队队礼。双手从陈副校长手中接过信件,再将信件递在左手,举起右手,再次行礼,回转身,向全体同学敬礼。然后低着头、躬着身,依旧是一路小跑,回到自己的位置,盘膝坐地,心里依然扑扑扑地跳个不停。
班上的同学传递着信件,最后又传回我的手里。有人建议,把来信和毛主席照
片先贴在教室的学习园地上,保留一个星期,让大家共享。一个星期后,再由我收回,我同意了。
来信是用极薄的半透明的打字纸,当中夹着蓝色复写纸,多页打印的。寄给我的是其中的一份。内容如下:
胡振铎同学:
你给毛主席的来信,我们收到了。谢谢!
希望你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将来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贡献一分力量。
随信附上毛主席四寸照片一张,以资留念。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办公室(盖章)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二日
当全校同学都在给前线解放军叔叔写慰问信的时候,我这样想:为什么不给毛主席写信呢?没有他老人家,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吗?没有他老人家,能有人民的幸福生活吗?没有他老人家,我能在学校免费上学吗?……
那时候,我们家为了节省开支,不点电灯。而且,只在起早或晚饭时,点一会儿煤油灯。想看书,只好站在家门口,就着高高挂在电杆上的路灯,借用昏黄的灯光。
菊英姐姐了解我家的情况后,与我舅父、舅母商量,让我每天晚饭后,去她家里做作业。就是那天晚上,姐姐问我慰问信写了没有,我把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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