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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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接着表达了渴望与我见面的想法。他说，他看了化浆车间的板报，觉得我们化浆车间真了不起，能出这么好的板报。为我们骄傲！他说他看了板报之后，就向工会主席打听，一直想和我见面，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他从小品、相声、小说、戏剧……一直谈到电影。谈到最近放映的反特故事片《云雾山中》、《羊城暗哨》等。我们谈得津津有味。他提议与我合作，写一个反特主题的电影文学剧本。我欣然同意了。
正在我准备着手这一合作时，周干部调走了。接着，退伍兵学徒也随后离厂。后来才知道，这些变故是因为1959年赫鲁晓夫撤走苏联专家，青州纸厂下马所致。
1959年下半年，粮食恢复定量供应。随着粮食库存量的不断吃紧，粮食定量几乎是逐月减少。每个员工都发给一张粮卡，用于向食堂管理处购买饭票的登记。饭票、菜票从此分开，不再合二为一。原因是，在1958年的浮夸风中，鼓山公社原全国劳动模范曾“创造”了水稻亩产两万多斤的“卫星”，农业部门的秀才们用计算尺（当时的先进计算工具）算出，全市将有多少多少亿斤粮食可以入库。因此就有了《福州晚报》的元旦社论：《放开肚皮吃饱饭》和评论员的文章。厂矿企业、各行各业都吃大锅饭，居民户实行自报用量，已报的数量一定要买完。结果造成大量的浪费。纸厂食堂的背后建立一排猪栏，每餐吃不完的大米饭，倒进猪食槽里，连猪都吃腻了。再加大炼钢铁，使许多人不务正业，丢弃在地里的大量粮食没有及时入库……，所以，造成粮食供应的后续困难。到了1959年下半年，这一困难更加突出。为了解决问题，学校、工厂、企事业单位纷纷到农村圈地办“农场”。纸厂也在三叉街以南的农区划了一片地，挑选几个老农去种植蕃薯、青菜，同时也抽出一部分青年去作帮手。我和检验室的徐家驹也在其中。临行前，车间举行小型欢送晚会。我编了一段相声，和家驹同台演出。徐家驹是检验室中唯一的男同志，是和小倪从上海同来的伙伴。他写得一手独特的三角形的异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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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闽北山区连降暴雨，山洪爆发，漂流的木材堵塞了万寿桥的桥洞；桥西与桥东的水位高低相差十几米。如不及时抢救，福州城区通往仓山的唯一一座大桥，将被强劲的洪水掀翻。情况十万分危急。市里组织了抢险队，主要由部队担当。任务是将堵塞的木头一根一根拉出来。没有什么机械设备可以使用，只能人工操作。听说这一场抢救中牺牲了五六个战士。
我们福州纸厂接到夜间巡逻和桥头警戒任务。我和抄纸车间的姑娘陈雄等二十多人被选。前后十天左右。具体工作是：晚班，负责巡逻从江边向西的沿岸木材垛头，发现偷盗，当场捉拿。巡逻沿观井路、麦园顶，至福州九中、人民公园……。这样从东到西地绕一圈，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一趟下来，在仓山桥头的教堂（或是银行）休息十来分钟，然后再进行第二次巡逻。我们这一班共有十五六人，只负责夜班。到天明八点交给白班。白班主要负责把守仓山桥头，向过往行人讲解大桥的危机，提醒行人注意安全，有序通过，不要拥挤……。一般天明后，行人就开始来来往往了。因此，我们在未交班之前，已经在执行白班的任务了。
陈雄一班姑娘胆子小，巡逻时喜欢扎堆，手电筒又都归她们。我们男孩子只好摸黑。特别是在福州九中那一段，很长一截没有路灯，她们就往你身边挤挤挨挨。我还真有一点想她。想她那天真活泼的模样。但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多见面了。有一次去抄纸车间还遇上她，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哎，你好！”“你也好！”如此而已。
年轻人结交朋友应当慎之又慎，一次失足，将留下终生的悔恨。这是指绝大多数人说的。对我则另当别论。我觉得，即使因此贻误了我一辈子，使我终身屡遭坎坷，也不悔恨。因为不如此，就没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故事发生。有人说：“苦难是金”。对我来说，一点也不过分。
调木工段电锯手严仁光，是浙江省平阳县人，挺聪明能干的小伙子。这一天，他突然来找我，取出一本过期的学生证，让我给他涂改就学日期。以便他弟弟在来往鹰潭、福州之间，可以继续享受半价火车票的优惠。减轻他生意中的车费负担。我觉得很为难。但经不起他软缠硬磨，只好用铅笔擦擦去原来的字样，用毛笔写上新的日期。
过了一阵子，严仁光被捕了，食堂里张贴了有关他的罪行的公告。罪名是：伪造证件、投机倒把（当时不允许做小生意）。
粮食供应更困难了，食堂从采购来的稻草中发现还有未脱尽的稻谷，不管实谷瘪谷，统统收集起来，洗净，用磨推过，加水沉淀，取出沉淀物，再加上纯米浆，做成黑褐色的米粿，按纯米粿应收粮票的一半收票出售，很受工人的欢迎。稻草中的遗谷毕竟有限，后来直接用稻草磨浆的沉淀物加米浆，蒸出来的米粿就更黑了。
这些办法虽然能解决部分人的饥饿，但毕竟数量不多。每天出笼时都要排队抢购，供不应求。此时我的每月粮食定量已降至35斤以下，正值青春成长期，显然不够维持长身体的需要。况且，每月工资28。50元，其中15元上交给舅父，自己只剩下13。50元。大锅饭时期还不成问题，现在可大难了。我在一台新建的打浆机旁的废纸堆里，发现了几张旧粮票，就捡了起来，居然还可以使用。又发现用牛皮纸印制的福州市一斤粮票的图案十分简单，就去寻找色度近似的纸，用毛笔、黑色钢笔，在宿舍无人的时候，偷偷地临摹仿造。我将它带到下渡的街道食堂去买熟食，找回来的真粮票攒起来，以备急需。这样一来，总共攒了有30多斤。
严仁光的案子没有牵涉到我，也没给我留下应有的教训。生活上的无助，使我看重自己的小聪明，一多半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再加上变造食堂的点心票等。我终于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那一天，我还在纸厂农场挑水浇菜。公安局的两个民警来到地里，跟负责人作了交代之后，将我带回厂保卫科。问了几句话之后，由保卫科的一个干事领着，搜查我的宿舍。保卫科干事从我的衣箱底搜出一些粮票，点了点，问我：
“这就是你换来的真粮票吗？”
我回答说：“是。”
“还给你了。”他把粮票又塞进箱底，和民警一起走了。
他们走了之后，我清点一下粮票，少了三张三斤的。心里直犯嘀咕，这不是明偷暗抢吗？
过了三两天，民警正式来将我带走，送到看守所，关了十五天。放回来一个多月，仓山公安分局正式将我逮捕，仓山检察院立案，法院判处我有期徒刑六个月。我宿舍里所有的书籍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来信和毛主席照片，都不知去向。
判刑后的第二天，谭干事带着号房钥匙，老态龙钟地来到我关押的那一间房，点名让我出来，将我送到东门水头劳改队改造。
在水头监房不到一星期，约有40名人犯被点名出场。由专职干部和武装带领，组成一个板车运输队。为劳改队联系业务，创造经济效益。对我们的报答是：提高粮食定量、放松强制管教。
我们这一批犯人，到水头村租用民房安营扎寨。由一位熟悉市区的老犯人，东奔西跑地联系搬运业务，并在每天清晨出车前，将提货单交到每部车头的手里。
我们三人一部硬轱轳木板车。一个当牛头，两个帮手。所干的都是一般搬运队不愿接的笨活、重活。运的都是大型的机器部件，厚重、大块的钢板等，由于收费低，活儿接连不断。装车的时候，我们往往几部车的人手一起合作，单部车是根本无力装车的。而且，无论是装车，还是途中，特别是上下坡，危险性都很大。有几次都险些出事故。对家在市区的人来说，这种相对自由的劳动改造，可以在白天很长一段时间里离开伙伴，偷偷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晚上11点归队，都不会追究。但对无家可归者，则不是什么很好的差事。因为，在他们的同伴去约会的时候，他们只能绻缩在街头，在厂区、在车站，独自伤怀。
这一段时间，虽然有每月60斤的定量，但油水太少，又干特别粗重的活，早出晚归，依然是饥饿难忍。有亲属的，借机到亲属家里取些钱粮来贴补。我虽然也回舅父家去，并不能得到什么帮助。有一个同伴，则趁中午休息的时间，衣衫褴褛的到味中味等饭店去，转一圈出来，然后向我们夸口，说他今天家里给了多少钱、多少粮票，刚刚在饭店吃了什么什么菜，一碗多少钱等等。真是苦中作乐！
当时，市面上物资特别匮乏，一碗清水海带汤一角钱，也要排队。在我们去火车站东站的路上，有人将桃树上割下的树胶，煮成酸辣汤，一碗也卖一角。虽然明知吃了对肠胃有害，还是有不少人争着买。但只能偷着卖，因为是“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行为。
六个月的刑期超过了几天，干部通知我回水头去。我领了释放证，带着简单的行李，没有人来接我，自个儿回舅父家去。当天上午，就去洋中派出所报了户口。所长找我谈了一席话，自然是改过自新、重新作人的话题。
我觉得，有些话似乎说得太晚，或者说得不是时候。对一个可塑性很大的年轻人，如果政府机关能出于父母疼爱子女的心，在他的生命的转折关口，给他必要的呵护与帮助，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悲剧发生。
1986年　4月，当我收到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的刑事改判判决书的时候，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判决书说：
经复查认为：被告人胡振铎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国家暂时困难时期，竟伪造粮票11张计42斤及伪造、涂改厂里的菜证等。原判所认定的事实属实，但视其情节显著轻微，尚未构成犯罪。据此，原判以伪造粮票案定罪科刑不当。现经研究决定，特改判如下：
一、撤销一九六一年三月六日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刑字第7号判决；
二、宣告胡振铎无罪。…………
判决书最后例行公事似的提出，如不服本判决，允许在十天之内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虽然，42斤粮票中还含有很大的水分，其中有十来斤是从废纸堆中得来的，并非伪造。但面对这一份晚点25年的判决书，上诉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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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厂是回不去了。我开始出去打零工。先到横街巷的臭货师傅那里，学做泥水小工。每天早饭后，到他家去，在屏风后捣泥灰。这是学徒工的第一个关口，也是最苦最累的活。就是在石灰里加上纸屑作筋，喷上水，用脚踩、杵捣。任凭石灰腐蚀你的肌肤，要喷一次水，翻一遍灰，再踩、再捣，直到它成为柔韧的泥灰浆。每天早早地出去，晚晚地回来，还要忍受入不敷出的饥饿。
偶尔也有开心的时候，那就是单独跟随泥瓦匠去给雇主整修屋漏。那一次跟随弯俤师傅（其实他不叫这个名。因为领工资需要印章，他拣了这个章，就随了这个名，连臭货师傅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去中亭街一家大房子修屋顶。我挑着一小担灰泥，大约四五十斤，跟随在师傅背后。到了雇主家，我跟着师傅上了屋顶。他坐在屋脊上，开始悠悠地抽他的竹烟斗。师傅不忙乎，我作小工的也乐意在屋顶上陪他闲坐。竹烟斗比纸烟费时间，这是他的工作所需要的，就是俗话说的“磨洋工”。他告诉我，这家的活儿顶多半天工夫，但我们要拿他三天的工钱（他每天三元六角，我每天八角）。唯一的办法就是磨时间。磨时间还要不让主人发觉出来，那就是在屋顶上，迅速找到屋漏的关键所在，但不急于接近它。舍近求远地从不漏雨的地方入手，随时往地面扔几块瓦片，好的坏的都扔（因为屋主根本不会到屋顶来，他们也不敢来），造成一些响动，让东家以为我们正在忙乎。到了接近中午，东家看看我们还没有下楼，就给我们备了午餐。再弄一些响声，东家就招呼我们吃午饭了。主人好饭好菜招待我们。我们也不能让他“失望”。吃饱喝足，立即上屋顶，假装工紧，使东家以为工夫很难。有时，东家还会送卷烟给师傅。到了师傅认为可以收工的时候，再忙它小半个小时，在关键处抹几把泥灰，就下了屋顶，回到地上。东家还向我们千恩万谢。我们心里窃窃自喜地凯旋而归。
当时，社会闲散人员寻工，都归居民委员会管理。任何单位、个人，需要雇用杂工，都跟居民委员会联系，工日、工价，都由他们双方决定。做工的，必须由工头开出工资表，交居委会审批，由居委会开出发票，向雇用单位或个人收款，扣除管理费后，交给工头，再由工头凭工资表盖章发给个人。
小工生活持续两个多月。在福州大学基建工地，因为体力虚弱，经不起烈日暴晒，我突然头昏目暗，天旋地转。同伴将我扶持到大榕树下的自来水水龙头边。我打开水龙头，闭起眼睛，在冷水下一阵子猛冲，才清醒过来。
舅父在白马桥附近，联系到用棉纱加工鱼网线的活儿。他比照他人的绞纱机，自己设计制作了一部。我从此在家里足不出户2开始干这个活儿。有时赶工期，从清晨六点开工，要忙到晚上十一、十二点。家里伙食不好，粮食不够吃，要买高价的薯米来添补。舅父每天抓了两把薯米在一只黑色的陶罐里，送到横街巷的食堂去蒸。一连吃了几餐，再加上劳累过度，竟引起躬身屈腰、止不住的咳嗽。虽然吐出血丝，也没有请医用药、调理和休息，只是支撑着。那时年轻，有什么病，扛一扛就过去了；却不知它给后来的身体留下隐患。
时光真快，大表弟也上高中了。他的学校在十五中，就是现今长途汽车站的位置。他从小有腿疾，这么远的路上学很困难。每天清晨、傍晚，都由我背着他来回接送。后来稍好一些，自己学会骑自行车，再不用我接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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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台湾的蒋帮蠢蠢欲动，狂妄叫嚣要反攻大陆，打回老家去。政府决定在福建修建多条国防公路。
一九六二年七、八月间，居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