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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匆匆-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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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有道理。”他转向金春,“金春,你说要俺给你办事,快说,办什么事?”
“结婚登记。”
“结婚登记,和谁登记?”
“你没看见吗?”
“看见什么啦?你的男朋友在哪儿?”
“好你个小高,你拿姑奶奶寻开心啊!快给登记!”
“你是说和这个福建朋友登记啊?”
“怎么啦,不行吗?”
“行是行。他愿意吗?”
“不愿意,他万把里路特地赶来看你呀?”
“你早没说好。你一来就该对俺说:‘小高,俺带了福建小伙子来,要和他登记结婚,你给办办手续,’这样一来,事情就明白多了。”
“你有完没完?快写!”
“俺还没提醒你呢!眼下是‘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年代,你向他要了多少彩礼?”
“你问他。一分也没要。”
“没要就好。要是让公社知道你要了彩礼,招呼一班红卫兵到你家去,把你大、你娘连同你,抓出来游街!”
“不用你担心。俺自己明白。”
文书小高没再说什么,从抽屉里取出两张象奖状一样大小的结婚证书,问清我们俩人的姓名,用毛笔往上面写,可是纸上老是不吃墨。我看他着急的样子,向他要了一张干净的薄纸,揉成团,在该写字的空档狠劲擦了擦,让文书再写,竟然写上了。
“看来你挺有经验的。”文书说。
“我写过奖状一类的东西。
“难怪。”
我们交了四角钱,作为购买登记证的费用。向文书道了谢,回村去了。
回到家里,我们为金春的一身衣裳犯愁了。
在“革命”的年代,又遇着农忙时节,任何事情都要加上“以革命的名义”,所以满村子找不到一个裁缝,为金春制做这一身衣裳。最后,我们只好请一位认识的会裁剪的大嫂,抽空把布料剪了,到供销社买来针线,在炕上和金春俩人,一针一线地缝起来。
6
时间过得真快,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请太长的假期,当时的情况也不允许。我准备返回福建,说好等到明年,再来看望岳父、岳母,迎娶妻子。我总算有个自己的家了,到明年,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享受探亲假了。虽然我们是登记结婚了,但并没有办宴席,也没有圆房,因为条件不允许。自从我来了之后,两个大女儿每晚都到她们的姑父家过夜。我和金春只有白天在一起,虽然岳父母也曾借口出门,给我们留下相聚的机会,但谁知道他们出去多久会回来?
我收拾简单的行李,出门了。把带来的棉被留给他们。当我快到马路边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急急忙忙地赶上来了。或许他们心有顾忌:女儿既已许给人了,却没有圆房,这算什么事呢?万一煮在锅里的鸭子又活过来,飞了,岂不前功尽弃?他们将女儿送到村口。
没有人来相送,她姑父母也没来。全村的人都下地去了。只有她的母亲和兄弟,她父亲和妹妹也下地了。
从五莲方向开来的公共汽车到了。看着我们小两口上了车。岳母流泪了。毕竟女儿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她哽咽着说:
“路上当心,到家了就来信!”这是当时最珍贵的嘱咐,因为电话还未普及,十天半月地能得到亲友的消息,就是最大的快乐了。汽车到高密转上火车,挤挤挨挨地好不容易才到济南。已经晚间九点多了。
下了车,分不清东西南北。好在济南的街道是经三纬四尽是直线,我领着妻子一路信步走去,遇到交叉路口,认好标记。我们到一家面点馆,要了两份卤面。谁知那口味太差,好不容易才将它吃完。
我们又过了两条横街,在较偏僻的地方找到一家旅社,每床五元,一个单间两张床,十元,这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消费了。我们拿出证明登记住下,新婚之夜才算开始。
起初,我们一人一张床,可是谁能忍受打了二十几年的光棍日子?我抱起被子就上了金春的床。两床被子,一床铺的,一床盖的,我就往她的身上摩挲,寻找目标,可是怎么也找不着。我问:
“哎,在哪儿哪?”
“俺哪知道?”
“在你身上的口子,你能不知道?”
“俺也不清楚。你自个儿找吧!”
真浑哪!找了半宿,最终还是没找到。
第二天清晨,掀开被子,发现污迹,但没有血迹。我连忙将被子盖上,扬长而去。谁叫它让我们睡一张床,出两个床位的钱呢?这十块钱,让他们洗被褥去!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九章《非常时期》。
第九章非常时期
    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人们都在浑浑噩噩之中。各种人物粉墨登场。胡振铎好胜争强,被当作“出头鸟”批斗,各种不实之词蜂拥而至,什么电台,代号,怎样与台湾敌特机关联系……,不一而足。在去福州查病时,被从火车站拦截揪回……
非常时期出非常事件:沙县林业系统被改编为“福建生产建设兵团24团”。胡振铎被该团政治处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送往建阳省二监狱所属农场劳动改造。
1
在济南候车有十几个小时。我领着妻子去寻找济南百货公司。寻到纱布柜,看到一匹北京蓝的的确卡,和我的一条裤子色泽相似。我那条裤子是大姑嫲嫲为我抽空做的。现在有这一色的布料,也给金春剪一条,另外又给她买了一件成衣。这样,她就有两身衣裳可以换洗了。
下午上车后,车厢内依然很拥挤。我们是中途转车,没有座位,俩人一路站着挤在厕所边。厕所的门没有开。否则那氨气的臭味就让你受不住了。到了上海,又转车去来舟,这一次没等多久。在从来舟转去沙县时,总算有了座位,但只坐了一个多小时就下车了。
到了沙县,已是小半夜了。
这里也算是我的半个家乡吧!
我们这对新婚夫妻,先到火车站旅社去投宿。熄灯上床,也不觉得旅途劳顿,放心大胆地夫妻恩爱一回,终于让我找到生命之源。除了在济南走漏了部分之外,我几乎将所有的生命能源都释放出来了。接着就酣然入梦。
天,渐渐明亮起来。几天的劳累,一夜之间都荡然无存。真轻松,有妻子真好!
吃了早饭,我们到西门车站搭车。从城关开往夏茂的班车仍然只有一班。车子到白溪口停下。我们向停车的对方,顺着基建队新开的公路前行。因为是林区公路,行人比较稀少。
公路依山傍涧,蜿蜒曲折。山涧深不可测。只听见前方不远处流出的小溪,在那里断流下泻,形成瀑布。水流撞击深涧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瀑布口溅起的层层水雾,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现出缤纷绚丽的色彩。狭谷两岸土地肥沃,各种奇花异草争相竞发,红黄蓝紫白,将谷底遮掩得葱葱笼笼。
我们走到公路的尽头,已是白溪村的村口,未修的部分,依然是山水田相间。翻过一座小山包,就到了我们的新工区。
新工区建在一个山垅里。山垅的深处,依山面田,是已经建好的单层平房,它是将来这一段路的养路工区,现在是我们的指挥部。另外还住几户家属。我们单身汉,则住在垅底开辟出来的平地上,用毛竹、杉木、竹蓬或大茅草搭盖的大工棚里。一个工棚住两个班组。
在我准备去山东之前,刘文学的大女儿受继母刺激,神智不稳定,打算送去闽清精神病院去医治。队部发动大家献爱心,我当时即拿出五十元送给老刘。队部将献款的名单张榜公布,我算是名列前茅的。后来,他女儿病情有所好转,为避免与继母再次发生冲突,被送回山东老家,择婿成家。
班长在工棚的最里角,用竹片为我预先间栅了一个小单间,大约六平方米左右,还用杉木桩作床架,将我的床板铺上,这就是我们的新婚洞房了。
我回到工友们之间,班长发动大家举行了一场简易的欢迎会。其他班组的也来凑热闹。大家一致要求新娘小徐唱一首歌。她就唱起《公社是朵向阳花》。音质还不错,人也不扭怩,毕竟是当过妇女队长的,不怯场。
第一个晚上过夜,在众目睽睽之下,过得我们提心吊胆。天亮后,班长派两个人,用泥浆和稻草,将洞房的三面墙糊得严严实实,小竹门也用浆糊糊上报纸。
上午,我们将换洗的衣物拢好,夫妻俩一起到门外的小溪去。清清的溪水引起她不住地赞叹:真是福建的山水好啊,清亮照人。在溪边洗衣的还有姑娘和媳妇。我把衣物泡进水里,用大的鹅卵石围起来,免得被水流冲走。我让妻子蹲在一旁,给她作洗衣的示范。在对岸的姑娘媳妇多话了,对着妻子喊:
“妹子,你就在溪边看着吧!小胡洗衣可上手了,丝毫不比咱娘们儿差。你就让他洗好了。”
在姑娘媳妇的嘻笑声中,金春也挽起裤脚,下到水里。
“哇!好凉爽啊!怪不得山东人都往福建跑哪!”
早餐吃的是稀饭,吃过之后,我们向食堂领了一个新的钢精饭盒,中午每人四两米饭,菜自由买。开饭的时间到了,我领着金春去食堂打饭菜,以后她可以自己去。俩人将饭菜端回那个小空间来,坐在竹片打造的小桌子前,你看看我,我望望你,吃着的饭菜也特别香。这就是夫妻生活,家庭生活,我打心眼里高喊:“我有自己的家啦!”
到家的第三天,潩洲工地捎来口信,说金春的堂二叔要我们去见见面。我请了两天假,和金春一起去了。二叔住在二工区。到了小溪旁的平房区,问到二叔的住处,过了小桥,见到二婶。二婶很高兴,让我们进屋坐下,一面吩咐人去工地给二叔报信,让他提早回来;一面着手和面,给我们烙油饼。
二叔叫徐培贤,是个工段长,又是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为人十分随和。
不多久,二叔回来了。他约了两三个要好的来陪客。我们围着炕桌坐下。二婶将切成三角形小块、烙得焦黄松软的油饼端上来了。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从来是女眷不上桌陪客。金春就和她的婶子、堂弟妹到隔壁间去。我们几个大男人开始喝白酒。山东人喝的白酒至少45度以上,共用一只口杯,逆时针方向轮着喝。先由二叔打头,一人一口,然后说话、就菜。
二叔说:“今天,我将侄女婿请来这里,由我作东,请哥们一块喝几口酒,拉拉呱。往后小辈有什么事,请大家帮忙照应照应。”
“一定,一定。”
“培贤大哥的事儿,就是咱们的事儿,没得说!”
酒杯轮到我面前,闻着高梁白酒的气味直冲脑门,头都要晕了。我忙说:
“我不会喝酒,更不会喝白酒,请大家原谅。”
二叔忙为我解围:“侄女婿不会喝酒,就不必勉为其难了。来,我们大家喝,侄女婿吃油饼。”并夹了一块饼子送到我面前。我赶忙接了送进嘴里,香脆极了。对比之下,二婶的烙饼技艺,要比大姑嫲嫲胜过一筹。
大家仍然喝酒、拉呱。一会儿各自回家吃午饭。接下来,二婶、金春他们过来了,一起吃午饭。他们只让我吃油饼,自家人还是喝小米粥。
二叔交代我们,夫妻俩要好好团结,交代金春要好好照顾我的生活。
返回时路过大爷、大娘住的工棚,进去坐了半下午,汇报了他们交代的事情办理的情况。吃过晚饭步行去青州火车站,第二天回到白溪工地。
新婚夫妇没少了悄悄话,过了四五天,金春终于将难以启齿的话告诉我。她说:
“你们南方的大米不经饿,一餐四两你吃了没事,我还没到半晌,就饿了。”
我说:“你这个大傻瓜。这吃饭得由各人的肚子来定。你能吃几两,就让食堂给蒸几两,怎么能挨饿呢!”
“不是食堂规定的,每盒只蒸四两吗?”
“没这个规定。不过,咱们可以多买些鱼、肉吃,日子久了,也就不会再饿了。”
从白溪通往黄地的关口,是在我们食堂外不远处的一座小拱涵。我们采用乱石堆拱的方法,不用规则拱石,可以缩短工期近一个月。为了抢时间,打炮炸石的都要挑灯夜战。当我晚上九点多钟收工、到食堂领了一份点心回来,金春正坐在床前纳袜底。房间小,没有椅子,床沿就是唯一的坐处。我从代替碗橱的炸药箱里取出小碗,分一些点心给她。她死活不肯吃。我说:
“你不是说肚子饿吗?你看,食堂老梁特地给咱们多盛的,一大海碗呢,我吃得了吗?还是一起分享吧!”
吃完点心,把嘴一擦。她要去食堂洗碗,我不让。新婚多好啊!碗筷留着明天再处理吧!上床!
嗨!要是老母亲还能健在就好了。看着和和美美的一对小夫妻,她心里该多欣喜呀!
2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其实,早在1965年5月份,毛主席写出第一张大字报——《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五·;一六大字报)之时,就开始了。一年多来,沙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潩洲伐木场张副场长的大公子张宝增,和沙县一中的几个同学,在沙县县委门口贴出了全县第一张大字报,炮轰县委、县政府。这阵风逐渐蔓延开来,许多司令部、战斗队纷纷揭竿而起。几个经常往县城跑的年轻人,也把这阵风带到我们工地来。不同班组的十几个人凑在一起,成立了“八一战斗队”,由程述田负责出去跟张宝增联络,加入他的“七二五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随后不久,与之相对立的、被我们称为“保皇派”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也挂牌成立。
“七二五指挥部”准备一次大行动,秘密通知大家在1967年元旦这一天,到县委、县政府门口,拦截书记马补留,冲击县委、县政府。林业车队、交通部门车队,都被无偿调用。那一天,两部卡车开到白溪工地,装了我们满满的的两车男男女女。其中当然也有是乘机搭车去县城办理私事的。汽车开到县城火车站旅社门口,大家纷纷下车。我们就把临时指挥所设在二楼,几个头头脑脑就在那里开会。多数人都安排在楼下的大通间里住宿,男女各归一边。有的两个人一张床。旅社不但不收我们的住宿费,还要供应我们的三餐伙食,只要县文革小组出具便条即可。开便条的事由程述田料理。
为了适应这场红色革命风暴,我们可以凭条到百货公司提取整匹的白龙头布,到印染店染成草绿色,再裁制成“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箍,俨然象一个军人!当然,这些费用都是不需要支付的。但我没要求为自己配这种“军装”。
接下来的是“全国大串联”。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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